2013年达沃斯论坛：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实录

2013年09月12日 17:37
来源：凤凰财经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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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构建21世纪的监管体系

主持人：Lee Sang Yup，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特聘教授、主任和院长，生物科技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有关21世纪监管体系的论坛，我叫Sang Yup Lee，我是韩国理工学院的主任，我们探讨的是如何能够通过智慧监管更好促进新兴技术，也许我不必再强调有关新兴技术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可以提供新的价值和新的机会，但他们也与潜在的风险有关，比如生物科学可以提供很好的机会来开发新的药品，生物可以代替化石能源，干细胞技术可以治愈一些无法治愈的疾病，但很显然，这些也会带来一些道德问题和其它潜在的隐患风险，因此今天我们有四位著名的专家，更重要的是与在座各位一起共同确定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最终可以通过增长来解决这些问题，在讨论之前我向各位介绍一下四位著名的专家：

（？），自然科学基金会主席，也是环境卫生科学与密歇根大学风险研究中心；

冼博德，渣打银行首席执行官，也是世界经济论坛基金的董事；

Peter Terium，德国莱茵河公司莱茵集团的首席执行官；

Mark Weinberger，安永公司的全球主席和首席执行官。

我们将会与各位专家一起开展一些讨论，目的就是为了回答以下问题，希望在会议结束时能解决这些问题，监管模式如何适应和加速技术创新，这是我们要回答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现在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展今天的讨论了，我想，把你们的意见和各位专家的意见结合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我们可以找到一些重要信息。

对于监管，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多少人愿意受到监管？有吗？（有两三个人）。

监管在很多情况下是比较麻烦的，成本很高，特别是对于企业而言，因此我们需要反思有关监管的好处以及合规的成本，我们首先问Mark先生，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Mark Weinberger：

感谢你，刚才你介绍了有关创新的问题，大家也同意，监管的重要作用也在不断扩大，我们发现，目前在我们国家和全球，监管在不断加强，分析它的成本效益，我们需要反思这种监管，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它必须非常强有力，它有能力创造胜者和失败者，促进创新还是扼杀创新，因此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一种平衡的机制，同时要进行成本效应分析，这比较容易做，但问题是如何做，这是最麻烦的，因为成本有时候很容易确定，同时还有机会成本，我不想受到监管，这就很难衡量了，监管的艺术是保护权益，但消费者的信心如何衡量？比如是否感到安全，因此我认为关键是我们要进行合规的成本效益分析。

主持人：

谢谢，Peter Terium，您是能源专家，你是否可以谈一谈能源行业或总的情况？

Peter Terium：

没问题，当然可以了，刚才我也说了这些好处，从实际来说，如果没有监管，更重要的是监管机构要有知识，了解这个企业，这个行业很多都依赖于监管由政治家设定，他们会涉及到四年的议会选举，经常变化，往往政治上的代表会提出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了解这些企业，会不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好处，另外，监管者不应该是官僚机构，他们应该有持续性，在我们这个行业，投资要有回报，可能是在15年或20、25年的回报，它的建设可能需要花很长时间，可能需要六年时间，比一届政府还长，因此它的可持续性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还有一点，监管要有目标，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经常不断审查你的监管原则，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来审查，在能源行业，获得诺贝尔奖是一个目标，还有贸易的交易机制，当然，在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税，排放税等，要想实现它，一个方法是没法做到的，因此我们要有一个目标，监管的目标。

主持人：

监管是软监管还是硬监管？是开门还是关门？安德鲁（音），你如何看待这种软监管？从长期角度来说。

安德鲁：

我们首先说一下如何区分软硬监管，因为十多年来都是这样的，我主要是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谈，同时也是我作为划分消费品来做的，硬监管就是有一条线，它是法律的，你不能够跨越这条线，软监管就是一个企业或社会的某些因素引导你做一些事情，所以我们要分析，硬监管是基础，不能超出一定的界限，不然可能会出现问题，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很成功的公司，比如化工厂，你要保证你的产品是按照和有盈利的，在任何过程中你都应该有这样的安全设施，有自己内部的自身监管，同时还有一些监管是来自于消费者的，它规定你来做什么，这就是一个比较。

我们说到新技术，有些就比较奇怪了，我们必须要不断地适应，在过去几百年中，有硬监管和软监管的融合，随着技术的发展，硬监管可能要处于前列，但软监管可能比较滞后，因此我们必须制定硬监管的措施作为基础，但现在在某个行业中可能我们有一两三个创新的周期，而监管机构还在考虑到底是怎么回事，监管机构在这儿，企业在那儿，他们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实际上已经没有监管的基础了，因此有时候硬监管是不行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先进材料，在美国，这些材料是作为化学品监管的，很显然，某些材料是不同于化学品的，因此现在我们没有一个硬的监管基础，如果想要有效监管，只能通过软监管，为什么要回到监管的价值呢？如果企业要持续下去，发展、扩大你的市场，保证你的产品不会得到负面的反应，不仅仅要安全，同时大家对你产品的看法也应该是安全的，因此这就是一种所谓以消费者为基础的软监管的做法。

主持人：

非常好，似乎在硬监管、软监管之间不断的脱节，冼博德，你怎么看呢？

冼博德：

金融业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现在我们不仅仅要关上这扇门，同时我们这个环境中也有很多硬监管的机构，有些是必要的，有些监管中也有缺失，我们需要做一些监管，但我们也失去了一些东西，我们失去了一些原则或某些监管机构的目标，但同时金融机构的监管也受到了一些破坏，还有关于如何判断规定。

问题是，各种情况下你都要解决所有的具体问题，但实际上我们的整个对话，有关创新和监管的问题，我们还是要金融服务的角度来看，似乎这是不同星球之间的对话，很多监管机构会说监管和金融服务并不是为创新建立有利的环境，我们停止金融创新，因为金融创新可能会产生很多问题，事实上我们这个体制已经结束了，创新和金融服务的创新，可能是带来问题的，我们已经经历了，你也可以说，在过去几年中你会看到有更多创新，创新要多于监管，我不太敢肯定这一点，这是否是它的目的，但首先我肯定想看到更多的平衡，所以软硬因素之间监管和金融创新要取得平衡，尽管我不知道下一个钟摆会摆向何处，但我希望大家更深入的思考一下，监管环境如何能够促进这种适当的创新。

主持人：

好，谢谢，我想金融机构中确实也需要创新，鼓励创新似乎会带来一些问题，您可以这么说。最近有各种各样的建立监管框架的模型，最近一个是以政治为基础的监管框架，正在进行广泛讨论，安德鲁，你也许可以回答这方面的问题，你是否可以谈有关政治性的监管体系的建设？

安德鲁：

我作为科学家来说，如果你可以进行一部分的监管，但只是基于一些推测的话，那就会非常糟糕，现在我们的很多监管者就是基于一些预测，而不是基于一些证据，所以我们现在有特别多的实验，你如何能够对新科技进行一些监管，因为新科技不断的进行进展，我们在新科技方面有很多对话，如何能够对于某一种新科技所制造出来的产品进行安全以及各方面的监管，这样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非常有信心，一方面我们的产品是非常安全的，另外，整个市场上也能够提供一个安全和可靠市场的环境，所以谈到我们目前的这些规则和监管，我们必须要知道在一些新的环境下，尤其是对于新科技如何进行监管。

对于这样的对话而言，我们发现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监管不是基于证据的，我们这些科学家的同事也许会质疑我，你在说什么？我们当然是以科学为依据的，我们整个的理念是我们要有一个创新，对于创新而言就会有风险，可是对于监管而言就没有那么多风险了，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有什么样的监管方法和工具，比如对于欧洲和美国而言，现在对于新的科技的看法就是，如何把它纳入到监管的框架之下，尤其是对欧盟而言，如果你制造的产品是100纳米以下的，它就会实行更严格的监管标准，尽管在科学上一百纳米翼下颌一百纳米以上的产品并没有被证明会有什么对于人体的不同，所以像这种纳米材料的新科技，并不是基于一个科技为基础的监管建构，但他们作出了这个比较武断性的监管措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事情。

主持人：

我想对于一些新兴科技都是如此，你刚才举的是纳米技术的例子，对于生物技术也是如此，比如像是一些新的生物技术的医疗的解决方式，不管是在美国、欧盟还是亚洲都是如此，想到我们现在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而且整个全球化在不断进展，我们要看到的这种监管措施是本地化、本国化的监管，还是全球化的监管联合和监管协调呢？我想问问你这个问题，到底是本国政策，还是全球视角？

Peter Terium：

我想必须要有全球视角，但要进行监管的本地化，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要意识到，在有的情况下，你必须要以一个更大的视角进行监管，有的时候是跨欧洲范围的，甚至有时候是跨全球范围的监管，所以最重要的，对于监管者而言，他必须要和你监管的话题和你监管的行业密切相关，一个大的趋向就是全球化的整个趋势，尤其是互联网的信息化的技术，它使得各种产业变得越来越有全球化的视角，所以和过去相比，监管的任务也是对各地监管者、各国监管者要求一些合作，比如我们的银行业就是这样，他们必须要有一些协同化的监管工具，这样才可以进行全球的协作。

主持人：

我想让你接着谈一下我们这个问题。

冼博德：

我同意，尤其是在金融行业而言，对于全球化的协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情绪，对于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金融业的监管合作已经进一步密切了，尤其是在欧洲整个情况下，比如巴萨尔协议3已经出台了，欧洲稳定基金也已经建立了，所有这些机制方面的监管，但非常不幸的是，在这之后我们在全球以及地区方面的金融监管协作却有所下降，我想它也许有很多原因，巴萨尔3在各个地区所实施的力度是不一样的，其中一件事我想说的是，首先，如果想要达到全球一致的监管目标，一是成本非常高，另外也不太容易，第二可能会有套利的行为出现；第三，对于监管的目标而言，现在全球的复杂性就已经造成了本身全球监管协调的谬论，所以人们在银行业方面的说法就是杠杆率，觉得这是非常简单的来看银行资产充足率的非常好的方式，但各个银行的风险偏好不同，各个组织架构不同，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指标，所以我们金融危机之后已经意识到了，在全球必须有某种形式的合作，但这并不容易。

主持人：

这牵涉到了我们所说的更重要的，政府把它放到全球化的视角之下，您有在政府和私营企业工作的背景，您曾经作出一些监管的政策，但同时作为一个私营企业者，你来应对合规的监管政策，所以对于监管的整体而言你有什么样的评论？

Mark Weinberger：

两位Peter刚才所说的事情，我觉得的确有一个关于监管格局整体的变化，我认为对于监管而言每个方面都是如此，越来越多我们想要在全国范围之内建立起特别有效的监管体系是非常困难的，现在的会计标准是一个全球的标准，对于这些在全球运作的本地化的公司而言，如果你能够在全球运作，它在税收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套利的行为出现，所以全球的监管者必须要对这一趋势有个很好的应对，这样才能够进行更好的管理，作为一个监管者，也许是比被监管者更有意思的角色，刚才您提到了，我曾经在政府工作，现在是一个私营部门，我认为作为监管者他们必须要有灵活性，第一，我们的监管规则总是追在现实之后，对于美国也是如此，监管者也非常同意，对于立法者而言，我们想要通过一项立法，它总是滞后的，等出台以后新形势又出现了，所以监管者必须要有灵活的态度以应对随时变化的新情况。

如果我们看一下全球的监管，在软的方面，我们越来越多的机会是在执行方面要有很好的掌控和执行，即使没有全球性规则，所以在这方面，我认为我在谈到监管方面最后一点想说的就是，非常重要的是，监管者要意识到你不能够监管所有的事情，如果你想把所有的情景都包括，它将会变得如此困难和如此复杂，即使是监管者也无法实施，这就会造成反效应。我理解的是，作为一个监管者，你无法赶上社会复杂性的变化。

主持人：

你会不会说在现在时你的同事抱怨，你当时设置的那些规则怎么那么糟糕？

Mark Weinberger：

当然了，别人会抱怨我，但我在这个过程中也得到了教益。

主持人：

刚才四位专家都表达了自己非常有意思的观点，现在我们就开放问答环节，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请随时举手，您可以在提问之前稍微介绍一下自己，请大家给提问者话筒。

现场提问：

我的问题是关于医药产品的部分，关于医药产品的监管和其它东西是不同的，首先我们要对医疗产品有非常详细的说明，通常也会有非常严格的立法监管，尤其是关于这个行业当中如果利益相关者非常多的话，想要作出一个非常正式的立法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因为人们在不断的争论，甚至有的人说在这方面的监管应该完全取消，因为如果这样监管的话它会非常的阻碍创新，你们会不会也这么觉得？

安德鲁：

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在医疗产品行业，尤其在美国，我认为监管者和其它的监管者相关，比如FDA（美国药监局），他们采取的的确是更灵活的态度，以医疗器械而言，他们会做一些指南，它根本不是一个立法，也不是一个成文法，很大情况下由监管者自己来阐释这些指南的概念，他就做好守门员，来做出一些建议就好了，他们做的是非常明智的一种方式，我认为这就是非常好的关于学者对于这种监管态度，还有，如何做出更有适应力的监管模式，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我们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我们有硬规则，第二个层次是软规则，这个软规则就像通知、指南这样的东西，可以随时改变，赶上科技的进展，我认为药监局在这方面是非常幸运的，他们的整个架构能够使得他们在整个药品和医疗器械监管方面有比较容易的监管模式，欧洲的药监局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所以我认为美国药监局前进的方向是非常像的。

我还不觉得美国药监局这种软监管可以被叫做“软监管”，它可能更属于一种混合型的。

冼博德：

关于硬监管、软监管的讨论，我觉得在金融行业当中，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监管的监管想法，首先他们要知道基本点在哪里，基本面在哪里，然后，这些原则性的规则是不是已经被遵守了，我认为这样就做好了一个对于创新非常有利的环境，因为只要能遵循基本原则，我们就能够对很多创新进行鼓励。

我认为在金融行业也有这样的目的，有时候会有一些麻烦，我对于医疗行业并不了解，但我能够看到这之间的类比，他也可以这么想，我们对监管方面不知道，你先做着创新，做完创新之后我们再看一下是不是能够在监管环境下允许你继续往前推进，但这有一个不好，灵活是灵活了，但有很多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