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贸易中心向创新中心转变”实录

2013年09月13日 11:01
来源：凤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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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ymoor Nabili：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我们本节的会议。非常高兴能够看到你们参加我们的对话，我叫Teymoor Nabili，我是亚洲新闻台执行编辑兼主播，我是今天会议的主持人。一会儿我会介绍我们的嘉宾，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今天我们将会讨论创新的问题，创新也是世界级经济论坛今年很多会议的主题。我们今天具体的主题就是在东盟地区以及整个亚洲地区进行创新。我们想要讨论的理念就是怎么样从制造业的中心走向创新，在亚洲如何从制造业走向创新。在某一些圈子里人们认为好象创新在亚洲不会发生，人们认为亚洲人不会进行创新，如果你读报纸的话，人们觉得亚洲只是擅长制造其他人设计的产品和便宜的劳动力，我们希望对此提出挑战，我们要讲一下，事实上亚洲也可以走向知识经济。我们可以看到真正新的产品，我们也可以看到现有的产业所带来的巨大的变化和创新，从而使人们看到亚洲也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也能够建立起我们创新经济里边的生态系统。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其实最好的事情还是允许他们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吧。

从这位嘉宾介绍一下自己，也可以讲一两句关于今天话题的话。

Lee Sang Yup：我是韩国分子学的教授，我们是关注科学和工程方面的，我也是这个院的主任和院长，这也是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要点。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科学的技术院是一个创新的孵化器，我们可以进行交叉科学的一些创新。所以在今后几分钟的时间里，一会儿我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

Teymoor Nabili：非常感谢Lee Sang Yup。

Aireen Omar：我叫Aireen，我来自亚洲航空公司，我是负责马来西亚经营的。我们怎么样去接受创新呢？主要是从我们怎么样加强想要进入的市场方面我来解释，我们是来怎么样简化我们的流程，来加强客户的体验，而且我们可以节省成本，这使得我们之间的交易更加简化。以及我们如何里促进企业的创新，同时我们怎么样能够在金融市场上获得流动性方面的创新，这样才能够促进我们想要买的一些飞机等等方面的交易。这是我们看到的创新。

M.Arsjad Rasjid P.Mangkuningrat：我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公司，我们是一个能源企业，我更多的会从东盟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创新的问题。看一下创造出一个创新和知识经济在东盟有什么样的一些挑战。实际上有很多挑战是东盟国家现在所遇到的，因为东盟有6亿人口，而且东盟的经济增长是一个新的增长地区，与此同时东盟的成员国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东盟怎么样能够使得自己成为一个知识或者是创新为主的经济体。

刘积仁：我叫刘积仁，我是东软集团公司的创始人，东软是一个IT服务公司，我们提供解决方案给很多不同的部门，比如说像医疗、金融和工业的解决方案，以及交通运输等等方面，都可以有我们的应用。同时我们也开发了很多的软件给各种各样的汽车设备，还有医疗设备以及手机、家用电器等。我们是一个以人才为驱动、以创新为驱动的公司，我们的业务是非常全球化的。所以我们拥有三个私立的大学，一共是有8000名学生是在东软的大学学习，比如说IT、互联网和数字媒体等领域学习，谢谢。

陈祝全：早上好，我叫陈祝全，我是新加坡大学的校长，同时也是一个研究机构的副主任，就是我们科学的研究院。我们都知道对于开发更多的创新来讲，最根本的其实就是人才，并且建立起一个有利的生态系统。因此教育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培养学生，这些学生应该能够对创新的系统作出贡献。非常有意思的是去年我们召开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是有11个来自东南亚的大学校长的会议，他们首先要培养有创新精神的，有创业精神的学生，他们觉得这种创业精神对于他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Teymoor Nabili：非常感谢各位！我们可以看到有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有来自矿业的有来自服务业的，其实可能也已经回答了一个问题，是不是亚洲只擅长进行制造业，我们已经听到了有几个人他们讲到了他们已经参与了创新，以及在自己的领域里的发展。他们完全驳斥了说亚洲只擅长制造业的论断。首先我想请Lee Sang Yup讲一下在亚洲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中，我们怎么样能够界定创新，什么是创新，是不是和软件或者是矿业的定义是一样的呢？

Lee Sang Yup：创新可以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发生，如果你讲到它的定义的话，你创造出什么新的东西，以前没有看到过和制造过的东西，这也是创新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把现有的技术和现有的一些理念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创新。比如说像东南亚或者是整个亚洲，甚至是我们可以考虑到整个的世界，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开始进行创新，也有很多的创新。要实现这个目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教育来实现创新，尤其是在人们从学校离开时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时候，那么在学校里应该让人们有一种正确的心态，怎么样能够做好创新的准备。

Teymoor Nabili：我不想对教育的价值提出质疑，但是教育是不是对于创新这么有必要呢？在你的行业里，你觉得在什么样的意义上的教育和教育的发展能够带来一些创新的人才或者是创新的发展呢？

M.Arsjad Rasjid P.Mangkuningrat：我想真正考虑的是在创新发生之前，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生态系统，这就是我们目前对东盟的挑战。对于东盟国家来说，现在正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我们看一下整体的东盟地区包括新加坡，你可以看到创新的驱动用经济，像新加坡似的。所以在这里面东盟地区的挑战怎么样创造一个共同体和不同的发展阶段，有这样的生态系统可以支持我们每一个国家在未来的发展，因为最终来说我同意创新很必要有一个生态系统。

Teymoor Nabili：当然我们会来讲这个生态系统，我想关于整体的教育方面来说，我想问你一下Aireen，如果你有一个侯选，申请一个工作，你如何能从相对的，比如说来自哈佛大学的MBA，或者他们有一个理科的学历，包括一些激情，哪个方面在创新的领域来说（比较重要）？

Aireen Omar：我们还需要尝试性的科技和了解，还有这样一些激情和欲望，我们希望这种人是非常聪明的，所以我想如果可以的话谁能了解这个市场，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市场的情况，而且比较敏感和有创意，我们可以让他们获得这样的创意。而且重要的是要来了解团队的工作环境，因为未来我们要实现的目标，团队的精神是非常关键的，以便能够更好的发展。我感到创新是鼓励人们有授权，让他们实现这些目标。

Teymoor Nabili：非常的直截了当，我想你来做一些辩护，你能够提供这样的人才吗？

陈祝全：我想这取决于我们这样一些创新的性质，如果我们要是技术要求很高的，或者高科技的内容创新的话，比如说在我们的科技领域，比如像基础技能帮助车轮不断的创新一样，我们可以帮助你发展的更快。作为我们大学教育的一部分来说，并不只是一个技术的知识，还有能力如何去协作，能够创建自己的网络，可以来自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国家，让你能够发展的更快。所以全球协作也是很重要的部分。大学如何去培养出更多的具有创业精神的学生，学术方面当然不用说了，还有一个方面，你要创建一些机会来进行协作，在各个学科之间，各个部门、行业等等，还有其他的系统有一些协作，他们也可以是非常强大的计划和实验。

Teymoor Nabili：你可能是跨越了两个界限，你既是企业家，又是学者，你是否看到这样的一些冲突？学术的体制、环境，以及总体的创业创新，这有什么冲突吗？

刘积仁：如果看一下中国的情况，我可以说是的。有很多人会讲到中国可能并没有太高的创新性，并没有太多的创新者，如果看一下环境和过去30年的时间，可以说你要把钱放到地上，可能有很多都是能得到更多的回报，不只是创新。比如你买一块地，这块地的回报可以达到100倍，或者你买一个股票，可能会达到100倍的回报。现在这个问题就是环境的回报你可以很容易的赚钱的话，你为什么要把钱放到创新上去呢？我想这样的环境对于今天来说，对于中国一些企业家和公司来说，他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我们现在正好是在下降，资源又没有那么多，出口也很容易。如果你有这样一些价值，能够有这样的一些创新环境的话，包括一些研发，没有这种环境就不能够生存，所以我们要有创新的环境、文化，就像一个生态系统一样，不能单独说。

Teymoor Nabili：我想来进一步的阐述一下这种愿望，他们赚钱的欲望，可能要做的更好一些，我们都可以理解，是否有这样一个统一的，相对于收入的水平和发展水平的国家，有没有一个可靠的环境和稳定的环境，这是一个基本阶段。现在只是满足一些其他的愿望。

刘积仁：这是另外一点，讲到了我们的文化，我可以讲一下我们经济上的情况，这是对中国公司的一些挑战。如果人们成功了，他们会有更高的自信，一步取得成功了之后，他们会觉得来自于他们的领导力和能力，而并不是来自于环境，很多人做了这样错误的判断。而且他们不会认为他们不能应对更多的挑战，他们将继续做下去，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公司的生存期不会超过十年。从现在开始有30%非常传统的公司可能会消失了，他们就是要赚钱赚钱，但是他们的方式错了，他们没有准备好到底什么样的未来、什么样的挑战，同时竞争对手并不是传统的竞争对手，以前可以得到一些资源，如何了解市场的情况。但是现在中国有很多跨国公司，他们的战略也是针对中国市场，在美国经常有讲到关于进入中国的理念。或者你要“走出去”，或者在中国，所以你的竞争对手都会进来。如果你现在不了解别人、不了解自己的话，我想多数的公司不能更好的了解自己，他们了解的只是外部的情况，但是不能注意到什么是自己的弱点，这是一个挑战。

Teymoor Nabili：文化的因素是非常有意思的，实际上这也是我们这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我想请各位注意一下世界经济论坛有这样的一个调查，全球的生态系统还包括一些增长的变化，他们指出亚洲文化的支持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生态系统方面的障碍，跟其他的系统不一样，包括他们害怕失败，还有一些结构、一些公司的倒闭，一些新的公司不愿意承担风险，还有一些家庭因素等等有很多障碍。在印度尼西亚怎么样呢？同样一些动机，同样一些愿望的情况下？

M.Arsjad Rasjid P.Mangkuningrat：比如像东盟的地区一样，90%的经济都是由一些中小型企业所支撑的，这里我同意要来去创造一种创业精神，要做一些创新，建立这样一个生态系统而且支持有更多现代化的企业家在印度尼西亚和东盟地区，以便能够支撑这样一些创新。

Teymoor Nabili：作为文化层面，是需要先赚钱吗？这是更重要的吗？

M.Arsjad Rasjid P.Mangkuningrat：作为商人来说，我们都会想如何要发展，如何要赚钱，但是同样有很多一些新的文化是来自于我们的价值或者团队，实际上创造资金财富的方式，还有社会的一些创业精神，这会在印度尼西亚是会造成一些影响。

Teymoor Nabili：现在看一下马来西亚。

Aireen Omar：坦率地说文化并不是能够完全支持和鼓励创业精神，而比如说我们说银行的结构或者一些信贷的获得，比如说我们要有一些标准化，我们需要跟他们进行艰苦的谈判等等，限制了米歇尔飞机和航空业的业务。

Teymoor Nabili：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

Aireen Omar：我想也许是因为他们害怕失败，或者害怕他们银行那里有一个不良信用的记录，就无法进一步的发展了，同样也影响到银行资产的负债表。所以我们感到可能会有一些反作用，可能是会造成恐惧，对任何进一步发展的企业家来说，有时候他们有一个当地的客户的信用额度的问题，他们不能够实现一种新的产品或者新的东西、新的实体，因为不管是男性和女性，他们会有一些投资，以及在银行贷款和其他地方贷款，他并不鼓励这些创业精神，就是我们希望看到那种精神。基本上还是我们是否能接受这样一些倒闭的情况，比如说作为一个社会，可能他们是比较反感的，但是也已经失败的时候，这些人他们不想进一步的改善和提高。

陈祝全：也许可以的话再回到关于我们中国公司的一些思维的演进方面，也许他需要有这样的手段能够达到目标，这个目标就是真正能创造一些价值和营收价值，这种方式是会发生变化的，他会改变一些生态系统在一些国家里面。同时这些国家的价值链必须要发展，必须要朝着更有创新的方向发展，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体制是否能够适应他，因为如果他没有调整的话就停滞不前了，有没有办法能有一个变革的文化。

Teymoor Nabili：你说这个体制是什么意思？

陈祝全：这个体制在一些国家里面，包括法制监管和一些措施，以及是否承认这样的企业等等。在国家之外我们讲到了东盟地区是一个比较碎片化的市场，很多都要求我们要快速的进入和快速的扩展，能够进入到更大的市场里去，所以这里的体制可能会涉及到更加大的区域的设置，可以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一些自由贸易、规则。

Teymoor Nabili：市场的准入是非常根本的一方面。

陈祝全：能够快速的调整，在区域上适应，包括在国家里也是一样的。

Teymoor Nabili：首先我想问你一些不同的角度，人们在思考创新的时候，认为是非常大的变化，会打破现有的结构和模式，那么是不是的确如此呢？是不是说不能够在你已经做的事情中进行创新来增加你的生产力，或者增加摩尔定律呢？我们知道电脑的芯片取得了巨大的变化，非常令人吃惊的变化，但是其实技术并没有怎么样的变化。

Lee Sang Yup：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定义创新的最大价值就是颠覆性的技术，可以改变整个行业的情况，可以杀死一个行业，使得新的行业诞生。我们有很多的例子，比如说MP3替代了以前的Workman（音），但这不是唯一形式的创新，你还可以进行的创新就是做一些非常小的，你可能认为非常小的一些创新，但是也能够带来非常大的创新。一个例子，比如说你开发一些治疗癌症的药品，可能有一些副作用左翼没有办法得到批准，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工作一晚上的时候突然发现，只要是基于做一点点的改变，就可以使药品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了，而且可以治疗某种形式的癌症，这样就可以改变癌症治疗的情况。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创新，但是也可以带来非常大的结果。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有两种形式的创新，你可以从比较广泛的角度来思考创新，有的时候你也可以思考成是颠覆性的技术。

Teymoor Nabili：为什么要讲到药品的问题呢，我想的提一下知识产权的问题，知识产权的辩论在创新的领域是不是特别的重要呢？现有的法律是能够鼓励人们进行创新、进行冒险呢，还是说阻碍了创新？

Lee Sang Yup：我觉得不仅仅是知识产权的问题，我们所讨论的所有问题都需要进行适应性的演进，因为我们已经积累了这么多的知识，积累了这么多的信息，而我们的监管或者旧的操作系统，在制度里所操作的监管无法容纳新的东西，比如像大数据，你怎么样控制大数据，我们怎么样使用这些大数据，或者是说合成的生物学，我们可以生产塑料等等，其他的东西和材料不适用这个化石燃料，是不是很好呢？但是也可能有潜在的风险和害处。所有的东西围绕着知识的产生都需要进行适应性的演进。

Teymoor Nabili：刚才你在点头，是不是你也想讲一点？

刘积仁：我也同意，创新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创新，我们都知道苹果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新者的例子，他是产生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不仅仅是技术的问题。但是我们想一下，苹果拥有什么样的技术呢？他们其实没有屏幕的技术，其实应用是数百万人的贡献，他们只不过是建立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所以创新不仅仅只是今天的技术方面的创新。如果我们再讲知识产权的话，其实有很多新的创意，如果你看一下过去十年的话，脸谱、百度、阿里巴巴等等，我是一个教授，我们对于搜索已经进行了50年的研究，工程师很久以前就说了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可能只有阿里巴巴是使用了这种理念。突然之间有同样理念的公司，他们可能就死亡了，但是只有一个公司有机会。但这其实并不是一种技术的原因，所以今天的创新和十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今天很多的创新者没有名字，他们不是巨人，特别是互联网的时代，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可以制造出价值，而且很快的创造出价值，但是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如果你在手机上下载一个应用的话，很多中国人使用这些应用，他们可能一年就能够有1000万的用户。这就是我要讲的，技术必须要和商业的模式，再加上用户的体验，可以从各种各方的技术进行整合，不管你拥不拥有这个知识产权，你都能够有机会可以创造出价值，因为也许知识产权的成本可能对你来讲已经不是那么敏感了，因为你可以有低成本、可以有非常高的利润，基于云、基于大数据、基于其他人的贡献你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像脸谱一样，其实所有的内容都是其他人贡献的，他们只是有一个平台，但是他们从这些人的贡献中能够赚钱。所以成本在别人的身上，但是钱由他们赚去了，这就是一种新型的创新。

Teymoor Nabili：我们讲一下市场的理念，没有任何的企业家想要建立起公司之后，如果他没有客户的话也不行的，如果他不能够扩大自己的市场的话，也不能建立起世界一级的公司，中国在这方面好象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能不能在东南亚进行创新呢？我们讲到了东盟是想要创造出自己的统一的市场，这样的话就能够提供非常大的创新市场，但是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结构，从印度尼西亚来讲你们有很大的市场来鼓励这样的观点，所以能不能讲一下市场的作用呢？

M.Arsjad Rasjid P.Mangkuningrat：我们大概有六亿的人口，而且在东盟内部的贸易额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东盟是一个新的大的市场，规模也非常巨大，我同意创新也是推动这个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我想要讲一下刚才陈教授所讲到的一点，同时也讲一下知识产权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创新的核心，对于东盟来讲我们对知识产权有挑战，今天的情况是这样的，尊重知识产权在东盟还没有发生，那怎么样能够教育东盟的人民呢？一件事情是创新，但是在我们想到推动创新的时候，你必须要尊重知识产权，市场是在那里，创新也在那里，那东盟的人是有创新的能力的。知识产权的教育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会影响到企业。

Teymoor Nabili：这的确是一个关键的部分，的确政府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生态系统的重要的一部分，政府必须要和其他各方进行互动，这个是你经常会遇到的一些事情对吧，怎么样去在不同的市场上以不同的视角进行谈判。

Aireen Omar：尤其是对于航空公司来讲，在我们所有的商业模式中，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实体是分散在东南亚的不同国家，对于像我们这样的航空公司来讲，这种互联性是关键的，而且这种资源的流动性也是非常关键的。政府的观念必须要与我们一致，我们怎么样配备资源、吸收人才等等，是不是能够进入我们想要进入的市场，还有是否能够获得像道路和基础设施等等。那你想要进行航空公司的旅行的话，我们是不是有机位，是不是有时间段等等，还有通讯电讯系统能不能获得等等，因为很多东西是通过互联网进行的。

Teymoor Nabili：所以底线是你有没有看到在亚洲地区取得进步，才能够允许更多的跨境贸易，并且鼓励更多的冒险，有没有这方面的进展？

Aireen Omar：我可以看到的是更多的私营部门在采取行动，而不是公共部门在采取行动。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更加倾向于满足自己国家的需要，而不是把东盟看作一个大的市场。规模经济可以通过发挥他们的共同性来发挥出来，我觉得好象私营部门是看到了规模经济的利益，而不是说公共部门看到了，所以有很多的进展是在私营部门方面的。

Teymoor Nabili：你们需要大的市场，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韩国是怎么在自己国家进行创新的？

Lee Sang Yup：我觉得每一个利益相关方都非常的重要，现在我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样的话你可以间接的理解我的想法。如果我们看一下韩国的经济的话，我们有一些电子的公司做的非常好，如果你把他们和创新联系在一起的话，我可以非常自豪的告诉你们大概有1/4的电子研究人员他们都是有高学历的。你可以看一下危机前和危机后是不一样的。但是创新机制需要适应性的演进，因为经济和全球的政策体系正在发生变化，所以比如像亚洲的国家，他们就希望能够培育创新，他们不应该只是看其他的国家是以前怎么做的，他们还必须要分析一下自己现有的这个体系。并且要分析一下以前的创新是怎么样做成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能够建立起新的模式，能够把自己国家具体的问题和区域的问题考虑在内，这样才能够建立起一个培育创新的特定机制。但是我觉得教育还是一个核心，因为人是创新的主体。

Teymoor Nabili：好，女士们、先生们一会儿你们可以提问题。首先我们进行完辩论的部分，可以总结一下，我请你们回答了这些问题，就是亚洲是不是从制造业走向创新，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没有做到？

陈祝全：我觉得他不是偏离了制造业，而是在制造业的基础之上走向创新，但是创新是保持自己竞争力的一个核心，并且要建立起适应性的制度来建立起新型的工业和经济，因为亚洲的经济在发生飞速的变化，所以创新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在创新里边教育是根本性的一个要素，这样才能够创造出人才库。尤其是如果你要是进行高科技的创新的话，在某一些领域，比如说像生命科学是需要有投资的，只有这样才能够建立起知识产权。我们需要看到不同的方式激励整个区域的生态系统，以便有助于我们有很高程度的协作创新。

刘积仁：我认为中国包括亚洲可以有这样的创新，亚洲就可以获得很多的教育，亚洲人做一些研究开发，在欧洲、美国等等，你要相信他可以做出这样的贡献。而且我们有很多的国家，如果看一下过去日本、韩国，如果看新加坡包括今天的中国，我们已经有某种案例了，包括一些新兴的国家已经开始成为…当然并不像美国或者欧洲那么完美，但是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也有非常好的人力资源。最重要的是需求，今天我们讲创新，包括开放创新就是要做协调创新，我想另外一个词就是有回报的创新，像中国一样，我们不能承担起非常昂贵的技术，包括医疗保健领域，有很多的需求，我们有很多的人口，有很多的服务更多的是集中在一些大城市里边，包括一些偏远地区他们不能够享受这些服务，所有这样的问题都会驱动着我们新的创新，来改变我们的商业模式、技术已经变成了一种平台了，如果你想要问一下什么原因呢？就是哪些人是用互联网最旺的，那就是亚洲地区的年轻人用的最多，他们完全能够了解互联网，并且也喜欢互联网的文化，所以我想目前在亚洲并不完全的完美，但是给了我们机会进行改变全球的研发和创新的网络环境。

Teymoor Nabili：你在回答的时候，我想让你讲一讲你是否认为你们国家的政府承诺这样一种创新的理念，或者这样的过程是怎样进行的？

M.Arsjad Rasjid P.Mangkuningrat：印度尼西亚政府，包括东盟地区都有这样的承诺，因为最终我们要达到知识型的经济，所以我们必须要投资在创新上，政府也同意这一点，在亚洲地区的创新，我们不能做重复的投资，这样会浪费我们的资源。每一个国家在东盟地区都有他各自的长处来支持各方面的一些优势。我也可以讲一讲我们企业家精神，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也是一个地区能够创新的，我们在亚洲地区的企业应该进一步的发挥。第三点我讲一讲关于我们这样的一个亚洲地区国家，还包括一些商业群体能够支持这样的一点。我认为我们的东盟地区应该这样去做的。

Aireen Omar：我想真正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理念的改变，这也是很困难的，我也注意到在这个地区，我们生活、运行的环境，一开始并不只是要从教育体制开始，还要更多的专注于鼓励创意，包括不光是得到一个好的分数，还包括我们监管的框架，这样的理念需要变化。而且从员工劳动力队伍来说应该更加敏捷、灵活，适应我们所工作的环境，而且能够有非常好的流动性，这是我们金融市场的一个理念改变。

Teymoor Nabili：你刚才非常好的讲述了这样的一些要求，我们达到这样的目标有多大的距离呢？

Aireen Omar：坦率地讲目前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而且要冲着这个目标发展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

Lee Sang Yup：我们目前韩国政府要创造一个有创意性的经济，所以他们就能够决定一切。看一下我们13、14年前的情况，有上百万的创业公司，但是是基于政府的鼓励措施来做的，如果看一下我旁边的同事，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公司，现在这些公司都消失了，并不只是现在，而是5年前这个公司就消失了。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去正确的经营，而且市场也没有合适的条件，政府说我鼓励你这样去做。目前韩国政府知道了他们造成失败的原因，他们想能够找到一个生态系统，能够更好的孵化这些公司，并不只是像基于一些大众的表决，而是要基于一个坚实的基础，包括知识产权都是非常重要的。涉及到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包括一些大的公司和参与者，公司也能够分享他们的经验，在一个比较小的环境当中，他可以推动一些小企业或者创业公司的发展，我们未来共同的生存，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政府核心。那再回到我们的教育上，我已经强调了很多次，非常值得提一下，这个叫做“教育3.0”，现在这样的危机也非常能够推动我们的长信。如果看一下我们的课堂，怎么来进行传授在课堂上教学是很有意思的，他是基于两年前的一个表述，对高教育的情况作出了决定，就是未来的大学学生们去到学校做作业，回到家里边再去学习和研究，正好反过来了。目前我们的教室已经变成了高度IT技术装备的房间，学生可以做任何事情，用他们的平板电脑或者电子黑板。现在我们的教授角度和过去150年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可以在教室里做任何事情，除了讲课之外，可以做其他的事情。我们现在做什么呢？给他们提供创意思维，互相之间如何沟通，如何获得新的知识，从大数据里边获得。现在又带来了一些创新的方案，得到了政府和其他部门的支持，我想国家能跟全球一样来去繁荣的发展。

Teymoor Nabili：这是很有意思的，在座的各位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他们有很多的问题，创意性的教育鼓励创新，这是非常吸引人的，这是一个计划发展方向吗？

陈祝全：在新加坡首先有同样变化的发生，我想来描述一下，其中一部分来帮助学生能够有这样的一些相互之间互联的体制。目前有太多的信息了，并不是要了解内容的问题，而是要了解他怎么样去塑造，让这个数字变得更加有意义，这是一个大的转变，其中有很多种方式去做。第二个大的问题就是你如何有基础性的知识，把他用于回答一些正确的问题，必须要有这样的环境。不同类型的学科都在考虑同样的问题，产生不同的概念，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实实在在的做一些实验，在美国做这样的实验，怎么样去甄别这样的问题，然后再找到一些相关的解决方案，就是直截了当的，因为有大量的信息是我们可用的，有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但是有一定意义还是有问题的产生，这只是我们一个创意性过程的起点，包括我们大学都会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

Teymoor Nabili：我们已经开始了这样的流程，开始找出一些问题，并不只是解决方案，是很有意思的，这也是非常明确的一点，教育是我们关键的一部分，是有各种不同层次的教育，我们也指出了有时候的教育是包括有正确的途径，包括态度和尝试性的东西。还有很多方面，我想给在座各位一些时间。

记者提问：早上好，我是来自一个技术行业的。我想对所有专家问一个问题，有很多亚洲国家正在面临一些挑战，关于社会安全问题并没有提出来，在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很重要，涉及到社会的稳定、安全，包括涉及到一些企业，我们要设置一些文化的障碍，他们怕出现失败，包括一些银行体系，所以社会结构是非常重要的。你们会在新加坡、韩国支持扶持这些创业精神吗？

Teymoor Nabili：你所谓的社会安全是一个必要的部分。

记者提问：这是我的假设，我非常好奇他们的回答。

Teymoor Nabili：到底在韩国目前的条件是什么？

Lee Sang Yup：稳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韩国政府并不急于去推动，还有另外一个轴，包括福利和社保的情况。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一下，技术作为创新来说，他是服务于社会保险的，因为这个技术目前已经变得非常强大了，并不只是行业受到影响，而是也影响到我们的政治、社会体制以及我们的福利，所有各个方面。所以这种创新并不只是单独的拿出来，所谓社会的保证或者安全，这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帮助我们能够达到更好的社保或者系统。

Teymoor Nabili：那么中国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请刘先生回答一下。

刘积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人们对他们的生活不能够感到满足，他们就要承担一些风险了。中国有很多人对未来表示担心，要去存钱了，如果将来有一天没钱了怎么办呢？这给他们提出了很多的挑战。所有资产都是个人、家庭去积累的，中国增长的很快，但是贫富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有很多人生活在贫困地区，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另外社保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机会进行创新，实际上东软集团公司在中国做了50%的系统，得出了一些风险数据，比如说你失去工作了，医疗系统的保险如何去控制成本，让每一个人平等的分享社保，像医疗保险一样，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话题。是一个很大的行业、一个很大的商业机会，你都可以有很多的创新的想法的。

记者提问：我是来自于北京空港的，问所有人一个问题，我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性别多样化还有性别的平等这方面，在促进或者扶植创业精神有什么样的作用？

Aireen Omar：很显然是的，为了创造更好的环境，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性别平等的要素。我觉得在亚洲，比如说像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确是有这样的政策的，在很多东南亚国家有性别平等的政策，50%的人口都是女性，为什么不让她们有平等的机会呢？

Teymoor Nabili：刚才我们讲到了文化的问题，文化能够决定人们是否愿意冒险，是否会得到支持，他们可以冒险。那么性别问题或者文化问题是不是防止女性来进行冒险呢？

M.Arsjad Rasjid P.Mangkuningrat：如果从印度尼西亚的角度来讲，如果讲到文化的话的确是有性别问题的，在印度尼西亚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到印度尼西亚年轻一代的时候就会看到性别平等的问题已经实现了，每个人都同意男性和女性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因此男性和女性都可以成为我们国家创新进步中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好象没有什么性别的问题了，事实上现在印度尼西亚就是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我们已经有了一位女总统，我们也有女性的部长，所有人都在进步，都在向性别平等方面进步。

Teymoor Nabili：我觉得好象不是这样的，我要反驳一点，我觉得好象还是有非常严重的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文化的原因引发的，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你觉得是怎样的呢？

陈祝全：我同意多样性对创新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多元性非常重要，在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背景以及性别方面的多元性非常重要。因为男性和女性，不管你相不相信他们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说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同意在亚洲，在新加坡有很多的机会让女性也可以参与大劳动力大军中，也可以参与到创新性的活动中去。但是在这里可以做的还有更多，生活的安排、怎么样允许她们参与，要让人们能够意识到必须创造出性别的多元性。我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有鼓舞性的迹象，在很多行业都已经产生了。

日本记者：我来自日本，人才是一个很关键的成功因素，很多公司想要创新自己的产品和技术，但是在人才方面好象是有国家有一些限制，那么是不是可以在亚洲地区能够建立起更大的结构，更好的结构，不仅仅是在各个大学之间的合作，而是能够建立起新的创新的架构。

Teymoor Nabili：你是对于这个架构有问题吗？

日本记者：新加坡大学和其他的大学之间有合作关系，但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是不是说能够建立起一种新的机制，在东南亚建立起合作的机制。

陈祝全：我觉得你的问题是不是说现在的大学结构是不是不能够支持创新呢？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但是我也要反驳一下，首先大学看待的是长期的创新，他们会进行一些研究，那这些研究可能只是在50年、60年之后才能进行应用，不同的产品或者业务的创新会发生在未来。对于新加坡来说我们有一些研究所和研究院，是在我们的一些部委之下的，他们会更加密切的和科学工程以及生物科学等等行业进行密切的合作。所以大学可以直接的和工业进行合作，也可以通过这些研究所和这些产业进行合作，这样的话就能够帮助填补短期和长期创新之间的差距。最后大学会剥离很多的公司，这些公司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创新的来源。

Teymoor Nabili：我们已经超时了，但是还可以接受一个问题。

印度尼西亚记者：我来自印度尼西亚，问一下陈先生和Lee先生，你怎么看待培养创新和创新的分享方面所作出的系统性的努力？因为我觉得亚洲的国家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创新方面的进展，但是问题就是怎么样储存或者是分享这些创新结果呢？

Lee Sang Yup：我觉得韩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合作现在正在开展，也正在增加，也许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韩国的总统访问了越南，虽然只是东盟的一个成员国，但是他们讲到了很多不同的话题，其中就包括了贸易、教育和创新等等。所以我觉得韩国创新的机制可以帮助东盟国家发展，反之亦然，我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将会增加，所以的确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

陈祝全：我们有一个创业家的中心，他们进行一些研究，并且在创新生态系统方面进行协调和合作，并且帮助在亚洲创业的最佳案例，我们在东南亚会有很多的合作，希望通过这样的机制可以创造出更广泛的，对于能够支持创新因素的理解，人们会更好的理解什么样的因素能够支持创新，什么样的因素能够限制创新，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一些证据给这些决策者，让他们作出自己的政策。

Teymoor Nabili：我们的时间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嘉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