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投资到创新分论坛文字实录

2013年09月13日 13:42
来源：凤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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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从投资到创新

Deborah Brautigam，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发展项目主任兼国际发展与比较政治学教授，美国

Monhla Wilma Hlahla，南非工业发展集团董事长，南非

钟建华，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中国；非洲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主持人：Bronwyn Nielsen，CNBC非洲台资深主播兼执行总监，南非

Bronwyn Nielsen：女士们、先生们，我们进入到电视的转播之前，我想说非常感谢大家，我们在下面60分钟的时间来进行电视方面的会议，所以请大家的手机静音，而且我们将会开放20分钟的时间进行提问，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也非常鼓励大家进行提问，如果你举手的话，我们会给您一个话筒，将话筒对着您的嘴就可以进行提问了，现在我们进入到网络直播的部分。

欢迎大家，CNBC是来自于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是来自于中国的大连，我们现在介绍的是从投资到创新，我们如何让外部投资释放非洲的创新，包括创业的潜力。在我的右边是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钟建华，还有非洲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Clare Akamanzi是卢旺达发展局的首席执行官，Deborah Brautigam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国际发展项目主任，还有Monhla Wilma Hlahla先生。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我们知道非洲已经开始崛起了，如何更好的促进这个崛起，我们应该快速的从资源的经济变成一个知识性的经济进行转变。10年之后，这是不是能成为一个现实呢？

Clare Akamanzi：看一下卢旺达我觉得是有可能的，10年之前我们有关于2020年的愿景，包括农业方面，我们知道90%以上都是农业人口，现在卢旺达变成了70%，剩下的还包括服务业，另外有10%是来自于一些ICT行业。所以我们当时的基础是比较低的，这种类型的国家基础比较薄弱，也有可能实现这种转变。我们的这个目标就是到2020年的时候成为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并且有一个长信性的经济，我觉得这是可能的。

Bronwyn Nielsen：中国在非洲有很多投资，在基础设施方面有什么样的方面呢？中国如何能够更好的使非洲进行知识型的经济转型？

Monhla Wilma Hlahla：基础设施非洲是比较薄弱的，世界银行已经已经进行了一半的投资，中国可以进行这种类型的投资，中国现在有相应的工具，比如说有一些非洲的国家可以出口这些资源的国家，可以获得一些信贷来做这种基础设施的项目。我们也有一些潜力，有一些国家已经在这方面前进了，有一些通过出口来进行投资，这样一些类型的投资，无论是技术和创新，包括工业化方面都是基础，一定要有港口道路等等，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用未来的资源来为此进行买单。

Bronwyn Nielsen：从投资变成技术转移，包括变成了制造业，现在已经发生了吗？

钟建华：是的，已经发生了，而且我们可以高兴的看到这一点，所有的发展包括所有快速的增长，GDP的增长在非洲国家已经出现了，而且我们看到中国经常会和非洲进行比较，非洲的这些国家可能更多的像中国的80年代一样，大概已经开始了他们的经济征程，而且那些非洲的专家、学者也是说我们是最后的一道屏障，来到我们这吧，最后的前线了，中国的公司已经找到了这样的机会，有一些已经进入了非洲国家。包括我们看到在埃塞俄比亚水泥的投资，还有鞋业的投资，也是很有盈利的公司，这些都是在发生的，但是可能速度还不是非常快的。甚至对于中国的这些企业家来说也是要在中国之外进行投资的话是一个挑战，尤其是去非洲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就像我们前天李克强总理所说的，我们应该推动他们，应该促进中国公司来进一步的机会，另外对于需求潜力和市场潜力在整个欧洲来讲是非常大的，我们非常强调这一点，希望我们能够成功，将会对我们产生一个双赢的战略。

Bronwyn Nielse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概是84%的国家和公司可能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服务的，那么你在这方面，在资本服务方面如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

Monhla Wilma Hlahla：首先要看一下中国的这种模式，不仅是把它放在基础设施里面，而且要看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来生产一些原材料，而不是仅仅把这些原材料出口到中国，这样的话能够让非洲人发展他们的技能和发展一些市场上能够购买的产品，这样的话能够促进工业化，而且我们要让这些公司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不仅仅是集中在资源方面，还包括把这种回报放在非洲本土，而且要把这种回报和非洲共同分享，这样的话才能达到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包括非洲发展银行等等这些类型的机构是有这种资金的，我们可能有一个更加创新的方法来进行创新，进行融资。包括诺基亚的手机在非洲发展的非常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大洲了，我们能不能在肯尼亚发展一个研究中心呢？这是一个更好的产业链，所以我想呼吁所有的公司和所有的企业家，应该在这方面抓住这种类型的机会。肯定会有市场和合作伙伴的。

Bronwyn Nielsen：您是在这方面的企业家，您觉得这种外国的投资是不是容易获得和找到呢？

Jayendra Naidoo：我觉得外国投资是同一种类型的，但是最终每一个项目都要挣钱才行，我不是说创新就是投资，或者把资源变成IT，如果作为水泥公司或者资源公司，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创新了，因为有很多的技术，我们希望做的就是希望有一些非洲的品牌能够在非洲著名，也在全球著名。

Bronwyn Nielsen：您觉得这两种资本都是一样的对吧，主要是要看一下他们的风险，但是我知道很多的非洲公司缺乏资金，很难获得资金还是比较容易的？

Jayendra Naidoo：的确是，但是是有发展的在南非。

Bronwyn Nielsen：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企业家再处理的就是有关于电力的供应，尤其是我们在这方面可能需要一些技术的解决方案，或者是一些创新型的能源解决方案，那么在卢旺达有没有更多的投资投到这个领域？

Clare Akamanzi：我也简单的说说刚才提出的问题，外国资本怎么挖掘他，怎么找到他，外国的投资必须要有更好的创新。比如说在卢旺达VISA这个公司，VISA来到非洲发现手机非常普及，如果要成功就得调整一下他们的模式，还有L-VISA的手段，只有这样才能惠及到更多的人。投资方必须有创新的精神，你到了市场必须找到一些办法来适应市场，而不能硬套过去的。

Bronwyn Nielsen：你的意思是应该是破坏性的技术？

Clare Akamanzi：没错，所有的国家包括卢旺达在内都出现了电力不足，电力经常间断，现在好多国家都有很多能源的项目，能源是长期的规划，是3到5年，但是我觉得正在改进。

Bronwyn Nielsen：刚才听Deborah Brautigam老在那点头。

Deborah Brautigam：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如果每个星期只有30个小时的能源，这样一来所有的生产者就必须有一种后备的发电装置，这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基础。现在对可再生能源和传统的能源都有很大的兴趣，我们在研究风能、水力和太阳能，但是这种烧煤的和天然气也在发展。在南非有这样的项目，当然有争议了，因为说对环境有问题，所以这一直是在讨论当中的。这些投资让非洲的基础设施变得越来越牢固，但是也发生了一个新的问题，中国各种各样的公司在上游下游都有他们的生产模式，如果这样子可以让这些公司到非洲来利用原材料，又可以利用人力资产，所以那些国家如果可以很快抓住这个机会。我和中国制鞋的一个公司，他们在埃塞俄比亚制造了2千多万元的机会，还有从中国搬到埃塞俄比亚的法国公司，他们把在中国的企业搬到非洲去了，这样把价钱链也增加了。当然他们要和埃塞俄比亚的企业家联合起来开展获利，这是非常让大家振奋的。

Bronwyn Nielsen：在非洲需要一种新的管理模式，这出现了吗？还是光在那夸夸其谈呢？

Monhla Wilma Hlahla：你一旦要建立基础设施，很多社区都说你别绕过我，我也要参与，所以政府要想想怎么样让老百姓参与。现在手机有这样的模式，确保大家都能获利，这就需要一种创新，而且需要改变我们过去的思想，没有什么简单的解决办法。在非洲最大的变革就是我们非洲人的期望，非洲的企业家、管理人和领袖，他们都更多的在沟通交流，在建立一种基础，所有的企业都可以建立各种各样的伙伴关系。现在非洲到处都有，咱们说一下能源或者是铁路、铁道，至少在南部非洲大家都在试着把这个市场打开。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才能真正的认识这些企业家，这样在外来的公司就可以找到一些当地的伙伴关系，我们以前不太认识这些当地的伙伴，这不是独一无二的。实际上只要是因为我们的发展水平起步比较低，但是这个问题不光是在非洲有。

Bronwyn Nielsen：以后我们不会把世界划分成发达或发展中国家，我们会把它看作是一个创新或者非创新的一个国家。我知道最近中国已经把科研投入大大增加，已经超过了世界的水平。

钟建华：我知道经常把所有的事情都归功于创新，但是我觉得恐怕还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我们大家都知道发展中国家正在发展，但是不太好改变这种划分，我们总是把中国和非洲对比起来，我觉得中国最大的创新是在过去40年来的改革开放，这是一种系统的改变，如果不改变系统就不会有什么改变。所以我们的变革是有什么成果呢？一个是体制，一个是创业精神和企业精神，还有中国老百姓的艰苦奋斗。所以谈非洲发展还是要想非洲人的这种主动创新的精神，其余的这些东西包括体制是可以帮助他们促进他们的，但是如果他们没有主观的愿望和精神就不会有什么进步的。但是我们看到非洲人和非洲国家之间有一种共识，已经认识到这是非洲人独一无二的机会，我们特别喜欢看到这个，我们把我们的未来和非洲国家的发展连在一起。肯定有很多工作机会要离开中国到非洲，那么有的人说你会不会要有挑战呢？当然要有挑战了，我们一开始就有挑战，新的挑战是永远会出现的，而且还会有危机，但是所有这些危机和挑战都是促进中国往前走的。所以现在如果可以改变10亿人的生活，那么不仅对非洲国家来说是一个机遇，对中国也是一个机遇，我们愿意参与。

Clare Akamanzi：您刚才讲到这种主动精神，他的积极性，我觉得现在有一个更多的一种问责的思想，也就是说非洲人现在是敢于挑战他们的领导，你到底说话算不算数。所以现在在投票或者在选举过程中都会有这种公开的讨论。比如说在卢旺达我们的官员和领导人发誓说今年一定要创造300多所学校啊、要提高我们的咖啡生产等等，我们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了，所有当地的领导人都聚到一起，然后公众可以向他们提议，可以向他们指责，这就是问责了，你说你要发展这么多，可是实际上就这么点，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比以前有更多的主动和积极的气氛。

Bronwyn Nielsen：我如果让你成为全非洲的工业领袖，你会怎么样？

Jayendra Naidoo：当然首先一条我要祝贺你们选我是不错的！第二当然有一个困境，很矛盾，要发展基础设施就要保证你是快速的、做的都是正确的而没有什么风险，如果当地人可以开发出一些新的技术，我当然愿意支持你，但是咱们这样吧，咱们先修这座桥先修这条路，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矛盾，你又想投资创新又想见到基础的马上见效的东西，那么政府该怎么办呢？他当然要找一种方法来支持当地的一些技术。你刚才说VISA这个公司，这是一个手机发展者，想开发出一种新的汇款的手段，这在非洲是很重要的。但是做的不够，没有人有保障，那么怎么办呢？要有意识的塑造你的采购和国家赞助的活动，这样可以完成两个目标。

Bronwyn Nielsen：你是不是愿意签署这种管理协议呢？

Jayendra Naidoo：我当然愿意签了，这是一个伟大的创意，技术前进了就可以更好的操作这件事情了。应该让这些公众官员和领导以及公司的领导都有一个问责制度，这是非常重要的。

Bronwyn Nielsen：谈谈这些新的技术，像手机在整个系统通过技术促进的方法，在农业和环保方面咱们做的怎么样？

Deborah Brautigam：说老实话我们在生物能源和农业的进展没有那么快，也没有那么大。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领域，我们当然也实验过绿色革命，但是意识到在有一些地方还是挺成功的，他们有灌溉，绿色的农业还是很成功的。但是应该说没有像亚洲那么普遍，也没有那么成功，所以农业革命应该说仍然是在初行。我这里讲的是比如说基因转变的事情，我们不是讲高科技的，我们讲的就是怎么改良种子，怎么样使用化肥，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潜力。但是这也还是比较有争议的，因为非洲大多数国家，当然了可能南非是不一样的，他们是依赖于这种小型的农业，他们没有进入货币经济中，所以这里需要一个天翻地覆的改革。但是怎么去做可以让人们的生活不会一下子就没有升级了，比如一些大公司把土地都抢走了，占领他们的小农庄，所以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分享，分享回报也分享风险。还是有一些进展，但是也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现在仍然在实验阶段。

Bronwyn Nielsen：在国际工业公司已经是在讨论这个问题了？

Monhla Wilma Hlahla：没错，我听到你说跟当地人在经常联系，这是很好的了，大多数的人都是小农户，如果问一下Jayendra…

Bronwyn Nielsen：我一会儿告诉你，我让你当副总裁。

Monhla Wilma Hlahla：如果我这么说的话，说女士就不能当一把手，我要当一把手，事实上手机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机会，比如能够让农民利用，而且在南非老年人也会有手机，方便他们跟其他人取得联系。如果有投资的话，如果我们要优先化的话，就是要进行宽带的利用使用，因为我们有手机的创新，能够给我们创新的机会，有了这样的技术之后，确实能够和银行和市场进行联系，就可以更快的做事情，而且他们的生活能力得到改变，同时政府也能够处理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所以说电话的机会，比如说如果更加便宜和简便的话，我觉得非洲就可能会更加好的参与到整个过程之中，会有一些大的解决方案出现的，一定要让个人参与进来。

Bronwyn Nielsen：Deborah Brautigam你刚才也说到了比如一些小的农户，包括一些中国的专家他们到非洲来进行帮助，有的时候是有帮助的，有的时候是没办法帮助的，那么如果是知识的转移方面来讲，我觉得可能还有一写文化的差异对吧，那么钟先生？

钟建华：对，的确是，农业和文化是有很大的联系的，有一些例子是比较成功的，但是有的是文化的因素变得非常重要。而且我也经历过一些事情，比如说中国的水稻专家去马塔尔（音），帮助他们种水稻，他们的确是吃水稻的，而且对市场比较好。刚开始的时候非常成功，水也非常好、土壤也非常好，第一年是非常好的。但是到了收获季节，到了他们的Ramadan，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办法进行工作，只有日落之后才能进行工作，但是收水稻只有几天的时间，如果不收的话马上就烂掉了，所以中国的专家都快疯了，怎么样能让他们进行收割呢？只能干几个小时，我以前也是在农村里面工作，一天要工作16个小时的不然就没有收获，这是整个一年的成果，如果你不干的话，那么这一年的成果都付诸东流了。所以你不把所有的技术和本地的文化结合起来是没有办法成功的。还有一些相应的问题就是淡水的问题，包括养鱼的问题，说到淡水鱼大家都知道刺是非常非常小的，很多地方不愿意养，因为鱼刺太小了，只有中国愿意养这种鱼。如果我们把这种鱼引到非洲，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有一些人说在中国这么成功，到了非洲肯定也会成功的，根本不是这样的情况。

Bronwyn Nielsen：还包括比如美国的和其他的外国资本、技术和知识的转移，你介绍一下。

Deborah Brautigam：我们也在努力，我们的奥巴马总统也是去了非洲，而且他说要有非洲能源方面的一个战略和活动，也包括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工作，可能也是呼应中国吧。我想说稍微有一点太晚了，尤其是像回应中国，每年大概有50亿的投资，这是通过我们的银行的投资，我们的自主是2亿5千万，这是非常少的，像其他的西方国家可能是10%的资助是进入到农业的，美国更多的是来进入健康和HIV和疟疾等方面。我们也是刚开始，不仅仅是自然资源，在制造业方面也不是做的特别多，在埃塞俄比亚、中国等等，我们可以看到当地政府有很好的政策，但是没有一个美国的公司，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应该迎头赶上，应该找到一个创新点。包括不仅仅是要有我们的原住项目，还包括其他的部分，不仅仅是要进行自然资源方面的投资，还有其他的部分。

Bronwyn Nielsen：再说一下，从一个资源性的经济转移到一个知识性的经济，其中的一个渠道就是通过促进教育，如何教育下一代和新一代的大学生，同时你要告诉他们怎么样能够把产品商业化，我们知道你有非常创新的经验，这是在卢旺达？

Clare Akamanzi：对于教育来讲我们希望创造一些条件，对于比如说像一些其他的大学能够来到卢旺达，比如说像卡耐基梅隆已经来到了卢旺达，如果去非洲学就会非常贵，而且现在在卢旺达也有了资助，这在两年前就开始了教育。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杰出中心包括一些杰出的合作伙伴，还有和卡耐基梅隆，包括Kela（音）的大学，以及和政府合作创造中心，包括软件、工程等方面，培养了这种人才。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公共私营部门的共同的创新性合作。

Bronwyn Nielsen：那么作为创新来讲，我们知道在整个非洲，包括iHab（音）、尼日利亚、南非都有这样的创新中心，那么这种创新中心能做什么？

Monhla Wilma Hlahla：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促进你的产品想法的发展，我觉得事实上南非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创新，已经有很多年了，而且我们觉得这些创新中心能够给我们一些机会，比如说有一些人已经有一些想法了，更好的看看是不是能够对他进行商业化，有人指导，来进一步的对他促进。但是他整个的想法就是让我们学校里的学生开始了解，他们梦想想做的事情是可以实现的，而且应该学习使用他们，也许能够改变我们学习的方法。我们都会意识到现在的教育，可能使我们有更早的教育的意识，我觉得南非可能没有办法，一个弱点就是没有办法找到这种可能的创新机会，但是我们现在在改善。

Bronwyn Nielsen：在创新方面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好的创业的环境和文化？教育应该是很重要的。

Jayendra Naidoo：当然教育非常重要，我想说一下我的竞争对手，他在南非做的是非常好的，把南非的产品和服务推广到非洲，和其他国家的包括美国的进行竞争，和本地的经济相联系，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你说的非常重要的，就是让外国人和本地人，还有本地的这种投资能够有很好的效果的话，我们是需要很多的互动的，更多的是要了解技术、监管环境和文化，而且我们要规划这些东西，总是有解决方案的，但是要求我们的合作伙伴要进行很好的调节。

Bronwyn Nielsen：现在我们要给大家问问题的机会，如果你有了话请举手。

Deborah Brautigam：我们说非洲缺乏资金，实际上我们是有很多资金的，那个量是非常大的，已经有非常多的创新的基金进入到有很好回报的项目，包括有一些创新性的投资模式，而且在尼日利亚也做了一些调研，比如说通过贸易或者其他方面获得了一些资金，然后再向其他人进行投资，包括在制造业。比如说日本非洲、台湾非洲，可能没叫做中国非洲，但是这种类型的项目是非常动态的，他们很多都进入了制造业，有非常多的想法，也开始向亚洲转移，包括跟香港和中国的一些公司合作。所以2009年我跟一个制造塑料的公司谈过，他说他所有的材料都是从中国买的，基本上付的薪水是和中国付的一样的，包括周边的国家也是在把我的产品卖出去，而且包括从整个尼日利亚的投资，所以他有本地的资本，也有一些相应的技术，而且模式也是非常创新的。

Bronwyn Nielsen：做得非常好，那么你能不能再介绍一下？

Monhla Wilma Hlahla：你刚才提到资本的事情我感到很高兴，因为大家都觉得好象非洲没有资本，其实非洲有资本，完全是可以动用起来的。另外非洲也有自己的一些模式，这些模式本身又是很有创意的。比如说南非，每年非洲妇女们开会，她们也攒了很多很多钱，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把钱存到银行里，没有什么创意，然后银行还要她们付很多的费用，所以就把钱钉在那个地方没法动窝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应该想一点方法，让她们可以利用资本，这该多有创意啊。

斯曼德提问：你好，我想关于教育提一个问题，任何人都可以回答。我觉得创新是需要人的，当然也是需要资源，在非洲应该说对教育还是不够的，资源也投入的不够。那么现在是不是有办法超越过去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创新的教育呢？这个教育又可以是更普遍、广泛而且是创新的，可以提高质量的？

Clare Akamanzi：首先一条，没错，教育的手段是要改革的，不能死记硬背，而应该找到一种教育他们实际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有一些具体的技能，比如这个工那个工和传统的教育也是不一样的，在这方面也可以做一些改进来解决教育的问题。

Monhla Wilma Hlahla：还有一条，这不是要么这个要么那个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利用现有的制度，在小学里可能是要考试，考中了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一个方法，但是应该有别的方法，应该有各种各样的伙伴来进行培训，我们现在也正在做这一点，来改进一下我们的职业教育，是让人们改进、提高他们的办事效率的。好多人说非洲人是没有能力的、没有技能，这些都是瞎话，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是有的。但是你现在到非洲，你也会发现和找着很多和你上同样的国际学校的人，但是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提高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

南非经济主编提问：我是南非的一个经济杂志的主编，我像钟先生提一个问题，您觉得中国和非洲关系在今后20年或者40年会有一个怎样的发展呢？因为在这类的论坛中一般好象是把非洲当做一个国家，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里包括40多个不同的国家，而且他们的发展设备各有不一。那么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周围和非洲的联系，从多边和各方面的是考虑什么呢？

钟建华：在今后10到20年，我觉得有一点很好，就是双方都愿意继续友谊和合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可能会意识到需要做出更多才能强化这种友谊。中国政府、非洲各国的政府和商业，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有这么一个基础我觉得这个关系还是会很不错的，很有前途。各个非洲国家是很不一样的，你说的没错，所以要怎么对待每一个非洲国家，你就要去了解他的历史、文化，他是怎么区别于其他的非洲国家的，所以大家应该抱着一种恭敬的态度来互相了解。随着这个关系的成熟，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合作，根据过去的经验我觉得今后会是很好很有信心的。

Bronwyn Nielsen：你觉得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关系会怎么样呢？

Deborah Brautigam：我觉得会很好的，中国在非洲过去很多年已经开始进展工作了，最近有一些波动，商业发展的越来越多。那么为什么有一点不太顺利呢？就是因为有很多公司，从来没有去过非洲的公司就要到非洲去，这就遇到了很多问题，劳动的规定、劳工的特点等等，很多公司都是头一次到外面去，他们也不会语言，也不懂环保的规则或者劳工的规定，所以遇到很多问题。我觉得在这个路上肯定还会有很多的坑坑洼洼，在过去还是有的。但是大公司已经在非洲有很多年了，他们现在的生意也越来越好，比如说华为，在非洲到处都有他们建立的教育中心、培训中心，他们实际上是在建立硬件，华为造了很多手机塔等等，我觉得这些肯定会越来越多，但是对那些新来的公司来说恐怕还是有一点挑战和困难。

清华提问：谢谢，我是清华的，我要用中文来问钟先生，我想问一下咱们中国在非洲做农业投资，包括买地种粮的时间也比较长了，但是我们昨天听咱们进出口银行的李行长说在农业方面投资的难度会远远大于其他的领域，咱们在非洲这方面究竟是什么样的发展现状？另外当地的规则还包括咱们国内外市场，包括像物流、制度这方面的市场对接上面是不是存在很大的困难？这些困难究竟是什么，谢谢。

钟建华：我现在用英文来回答，我刚才也说了有一些困难。银行家也提出这些问题，的确比人们想象的要难得多，最大的问题是由于不了解这些困难，如果你完全了解这些困难，而且你做好准备那么可能会顺利一些。对中国工业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对非洲的了解是非常非常低的，我们需要大量的人去了解非洲、学习非洲，了解非洲所有的一切，当我们有很好的认识这就很好解决了。那么关于农业投资，我们还是有一些成功的例子，比如说棉花的种植在马拉维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农业方面是一种长期的投资，而且是高风险投资，因为他受世界市场的影响。非洲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所以他们在市场上也是最脆弱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进入非洲的农业市场，那么就会有这类的问题。刚才也说了我们路上还会碰到很多坑坑洼洼，但是我们已经有很长的时间在非洲了，只要我们能增加这方面的劳改，我们会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这个关系。

社会企业家提问：我是在南非和肯尼亚的一个社会企业家，我觉得作为我们小型企业家最主要的问题是有什么样的投资工具来对我们投资。我们看到那些一万、两万五，这没有办法扩大我们的规模，我们现在增加的非常非常多，有上千个非常积极非常出色的企业家，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来做，因为资金不够是不可能完成你刚才说的培训和教育的。我们一开会就说你可以在这里，小角落里头可以做一个小的项目，给我们那么一点钱，我觉得这是根本不行的，怎么办呢？我们没法儿增长，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新的工具和办法，把这些钱灌输到小的企业里，这些小的企业实际上有大量的很宏伟的梦想，但是现在的体制让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成长起来，你们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想法？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搭建伙伴来创造这些新的体制和方法？

Bronwyn Nielsen：我们现在有很多高级人员，有政府的官员和顾问，那么作为顾问委员会，你给总理或者总裁有什么可说的呢？

Monhla Wilma Hlahla：我觉得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找到一个好的学习办法。曾经大家觉得高风险会有高回报，实际上非洲就是这样子的。实际上非洲的回报是最高的，因为他们冒的风险也是最大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得好好的学一学世界其他国家对我们有什么期望。我们怎么利用非洲的这些资源呢？让这些国际投资者的投资可以真正的到我们的企业家手里。

Deborah Brautigam：我们得想一想应该树立什么样的政策来促进非洲的这些新做法，这方面好象做的不怎么样。世界银行当然也做了他的很多工作，他们有单子，你可以勾选，我有这个有那个，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工作组，他们已经看出来需要改进商业环境。但是世界银行要在中国做生意，实际上排的比较低、稍下面了，所以如果我们要促进企业方面的创新，那么他还是挺成功的，为什么这些大的企业和大的机构给我们的顾问，或者给我们的建议看来好象不太灵呢？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看一下每个国家需要做什么。

Clare Akamanzi：我觉得应该促进非洲内部的综合结合，在非洲现在要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还挺困难的，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弄个签证就那么困难，飞机就那么难订，还有宽带，是不是可以让宽带把他连载起来，非洲的大城市就没有这种宽带的连接，所以我希望可以创造这方面的工作。泰勒康姆（音）现在正在和政府投资建立宽带，为什么不在别的地方也建立这种宽带呢？

钟建华：我是很有信心的，因为在10年、20年将来会有很大的进展，非洲就会崛起。那么可能会有困难和痛苦，但是我相信将来会是非常繁荣富强的非洲。

Jayendra Naidoo：作为一个企业家，你一定要有这么一种“我能！”的精神，非洲人就是有这样的想法，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世界其他的地方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是觉得风险太大了，所以我们最大的任务就是怎么样去挖掘非洲的精神。

Bronwyn Nielsen：谢谢我们的演讲者和嘉宾，我们这个节目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连，在世界经济论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