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复苏一个机会

2013年09月13日 23:29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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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海珊孙琦子舒兰

对众多商业人士而言，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备受关注的话题离不开全球经济形势，这关乎他们的生意。

随着经济增长恢复和就业好转，美国经济似乎走在企稳的大道上；欧洲在从衰退的阴影中慢慢复苏，微弱的增长幅度带来的是并不微弱的希望：走得不快，但没有停；新兴市场国家高速增长的步伐间或慢了下来，在调整转型中寻找新的机会。

参加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企业家、经济学家和商业领袖们对复苏的看法见仁见智，但无疑，当前的经济形势正酝酿着变革。

危机结束了吗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困局逆转了吗？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程大为：我认为危机已经基本结束，现在世界经济正在缓慢复苏和调整之中。2009年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大家预测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的复苏曲线，当时讨论可能有L、V、U型复苏几种可能性，现在V型的复苏已经不可能，U型也没有出现，最可能的是L型的复苏。如此看来全球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在这一过程中，全球经济将进行缓慢但惊人的调整，孕育着创新和改革的机会。全球经济会整体放缓，表现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经济放缓，欧洲复苏乏力，美国尚未进入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前夕，这表明世界经济正在缓慢的调整之中。

埃森哲全球董事总经理马克·斯佩尔曼(Mark　Spelman)：目前只是阶段性的过渡，这次危机的完全解除至少需要10年时间，但最严重的情况已经得到了遏制。欧洲、美国和中国这三大主要的交易市场情况都有一些鼓舞人心的动向。美国经济复苏的驱动力是其廉价能源的发展和楼市的回升。有迹象表明欧洲经济有所好转，但仍然有很多挑战，短期的好转并不意味着已经彻底解决了债务危机，因为这需要时间。中国经济的增长仍然保持在7%的水平，从整体来看，中国也认为2013年下半年的状况会比去年好。但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并未真正解决，所以短期的好转之后可能会再次出现下滑。现在很难用绝对的“好”或“坏”去描述经济状况。单纯的经济增速不能完全指示经济恢复的情况。

波士顿咨询集团全球主席汉斯·保罗·博克纳（Hans-Paul　Burkner）：我认为危机是发生在欧洲和美国的，而欧洲经济危机也将会持续蔓延。欧洲并没有采取有效行动阻止衰退，欧洲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仅为0.3%。我认为人们不应该对欧洲经济增长高于1%-2%抱有希望。欧洲也需要进行很多改革，包括金融改革、财政改革和社会福利改革。不到世界人口7%-8%的欧洲几乎占有世界上近一半的社会福利，这也是欧洲遭遇危机的重要原因，所以欧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经济都会缓慢增长。而美国经济正开始回升到2.5%-3.5%的增速，他们同时也在投资科技领域。因此，我认为北美发展趋势良好，新兴市场并没有出现危机。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新兴市场当前遇到的麻烦？

博斯公司大中华区副总裁范贺文（Steven　Veldhoen）：过去五年间新兴经济体有底气说“我们比发达经济体发展得快”，因为发达经济体在前几年遭遇了很多问题。中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确实建立了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印度在过去五年没有抓住时机，所以现在发展的压力很大。所以，我认为当前新兴经济体的问题不是所有新兴市场国家都在经历，我看到的是更清晰的图景：哪些新兴市场国家做得好而哪些没有。

汉斯·保罗·博克纳：中国一直以来的经济增长接近10%-11%，印度为6%-7%，巴西是5%，这种情况已经不多见了，所以，我们将看到新兴市场持续稳健地发展。的确，印度卢比、印尼盾、巴西里尔都在下跌，但这是发展过快给工业带来的一些困境，这里仍有很多经济增长机会。在新兴市场，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市场上涌现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消费品牌。基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繁荣而带来的稳步增长，甚至在非洲也是如此，但它们仍然需要继续努力深化改革。现在经济增长放缓，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一直衰退，只意味着经济形势有好有坏。每一年需要继续推进改革，调整结构，增加对基础设施、教育和机构的投资，增加竞争力。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我认为我们应该充满期待，因为印度明年3、4月份将进行新一轮选举，巴西总统也希望在明年选举中获得连任，我希望看到一些不同。

机会在哪里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未来5年-10年，哪些产业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安永亚太区主管合伙人潘瑞鑫（Steven　Phan）:　很多行业都很有前景。在亚洲，健康医疗产业和教育产业在未来将会进入高速增长期，这主要是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随着人口老龄化、消费水平提高、中产阶级兴起，传统的健康医疗产业和教育产业都面临着更大的需求。人们有钱把孩子送去接受更好的教育，也有钱为健康投入更多。消费品市场的情况也是一样。亚洲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是出口导向型，所以像资源出口产业，比如农产品出口、矿产出口会更加依赖整体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形势一起波动。

Agility大中华区总裁葛仁杰（James　T.Gagne）:　我看好能源行业。美国能源业的发展已经让很多投资者考虑重新平衡在美国和亚洲的投资，尤其是考虑到法律结构、技术、基础设施等因素。考虑到中国，能源和水处理都是很有前景的领域。就能源来说，中国在海外置办了很多战略性资产，同时带动了这条产业链的上下游相关产业，尤其是为这些资产提供服务的行业。中国淡水资源的短缺已经是一个重大问题，很多工业都需要用水，任何能够提供机器和技术来储存和净化水的生意都会有巨大前景。电子商务在中国正在爆发式增长，亚洲的电子商务潜力巨大，可以发展到现在体量的两倍。同时，电子商务的巨大潜力也对物流提出了很高要求。在中国的三四线城市，物流仍然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很多欧洲和美国的企业想从中国的电子商务中分一杯羹，也希望从印尼、印度的经济发展中分一杯羹，但它们需要当地的战略合作伙伴。

马克·斯佩尔曼：年收入低于5000美元的人与年收入1.5万美元至3万美元的人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随着时间和收入水平的变化，消费者的目标会改变。对于企业来说，要想找到好的经营领域就要善于观察这些变化。以土耳其为例，土耳其有1700万户居民，其中的1100万家庭年收入低于3万美元，600万家庭高于3万美元，到2020年这组数字将会反过来，而这样的收入变化就会带来消费目标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从消费者视角去寻找好的经营领域。如果从制造业的角度去看，科技应该算是一个重要因素。我觉得在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医疗保健产业正在迅速发展，这与人们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是密不可分的。

经济观察报：近期全球投资有向欧美布局的趋势，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转向发达经济体了吗？

程大为：美国等国已经进入信息化经济的前沿，云计算、大数据、3D等技术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未来产业结构发展的方向。美国经济整体出现好转，制造业开始回流，新的产业转型有了曙光，其认为到了退出量化宽松的时候，这会对新兴市场带来一些威胁，包括资本外逃和经济危机的隐患等。正是因为美国强劲的创新潜力，许多人认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已经回到了美国。但实际上这个判断为时过早，新兴市场很可能通过自身力量克服经济风险。

马克·斯佩尔曼：这是个阶段性的转变。欧洲和美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GDP的50%，新兴经济体占另外50%。现实的情况是全球经济的总体增速是3%，而欧美的增速是1%，这其中美国增速约为2%，欧洲还要低于这一水平；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增速各异，菲律宾是6%，印度是5%，俄罗斯是4%，墨西哥是3%。但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一个国家商品经济发达而且人口众多，同时又不必面临债务危机困扰，那么它发展的机会就很大，这正是让很多新兴经济体备受鼓舞的地方。我觉得全球经济还是有很强的复原能力的，这传达的一个关键信息是全球经济的增长是不均衡的。这对于商业界的意义在于需要善于找到增长的热点，并认识到它在不断变化。

小心风险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风险有哪些？

马克·斯佩尔曼：还是“结构性”因素。首先贸易平衡很难实现，很多国家贸易顺差非常大，而其他一些国家逆差严重，还有很多国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尤其是大量储备美元。债务平衡在美国和欧洲都比较严重。欧洲国家规模都不大，而要将各国政府的负债率降低到目标水平（GDP的60%）比较困难，因为当前很多国家负债率100%，希腊甚至达到160%。维持债务需要成本，而且利息可能比债务本身还要多，这会使问题雪上加霜。

还有一类是制度性问题。比如银行的资金重组，还有资本市场资本的流动状况难以预知等。印度就是这样，美国资本从印度撤出冲击了汇率，印度汇率走低，政府经常账户出现高额赤字，还出现了通胀，这些都是经济危机的预兆。所以，我觉得全球经济存在很多现实的、结构性的问题。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因为人们往往更关注短期效益。而这些问题往往有多米诺骨牌效应，金融困境引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造成失业引发社会问题，这都不是短时间能解决的。

潘瑞鑫：我们无法忽视整体趋势。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在前几年的形势非常不乐观，这样一来亚洲的经济也难有大起色，因为亚洲很多国家还是出口导向型，欧美是主要的出口市场。在我看来，有一点各国政府做的都不错：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既让各国的公司进行合作，也让公司之间继续竞争，并不因为经济形势的波动就实行保护主义。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都在刺激商业。如果政府为了保护本国企业免受波动影响而实行不利于竞争的政策，将损害商业的生命力和竞争活力。

葛仁杰：通胀对一些市场和经济体而言会影响短期的经济增长。我比较担心的是一些国家失业率非常高，20%-30%的人失去工作并且也没机会找到工作，这对一个国家而言是非常大的压力，不仅仅是社会不和谐的潜在因素。我是谨慎的乐观者，看未来一两年的情况，我看不到世界经济大幅增长的迹象。欧洲的复苏需要很多年，而中国也在调整经济模式，转型过程需要牺牲一些增长速度，这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