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顾委委员于光远去世曾为邓小平起草讲话稿

2013年09月26日 11:13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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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

北京青年报：【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今晨去世】本报记者刚刚获悉，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原中顾委委员于光远今日凌晨去世。于光远1915年生人，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参与起草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都是他率先或较早提出的。

简历：

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于2013年9月26日凌晨3点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97岁。于光远，1915年7月5日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姓郁，名锺正，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55年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7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78年兼任马列所第一任所长。

往事略集

▲于光远和钱

于光远曾经是中宣部里最有钱的人，也是最不在乎钱的人。他每个月都请科学处办公室的一位服务员给他在上海的母亲寄钱，他母亲每次都在回信中说明收到了多少钱。回信中所说的钱数总是少于他所寄出的钱数，原来是被那位服务员偷偷克扣了。然而于光远却马马虎虎，竟从来没有觉察。

这位服务员是个小偷，而且是个惯偷，偷过很多人的钱。一次作案时，他被抓获了，并被起诉到法院。他供认说，偷于光远的钱最多。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通知于光远作为证人出庭。可是于光远在回答法官的询问时，却一问三不知，说不清楚他的钱是什么时候怎么被偷的，更说不清楚被偷了多少钱。他那副狼狈无奈的窘态，惹得法庭上下哄堂大笑。于光远的这一轶事，在中宣部里很长时间都被传为笑谈。(这里，顺便坦白交待一下，在法庭上，那个服务员还供认：曾在龚育之挂在办公室的上衣口袋里偷过钱。而在此之前我也毫无察觉。)于光远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他稿费多。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各地都学习他编写的《政治常识读本》和《经济建设常识读本》，印量极大。后来，他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读本，印量也极大。他的稿费当然就特别多。稿费怎么用？那个时候时兴的方式是交党费。于光远用稿费交了很多党费，但也没有全部交，他留下一部分，以便自己来支配。他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如，资助一些公益事业。中国人民大学的剪报公司，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最早就是于光远出钱办起来的。中宣部机关幼儿园、中宣部建游泳池，他都是资助人之一。

八十年代有人批判于光远“向钱看”，其实他是赞成两句话：既要“向前看”，也要“向钱看”；“向前看”是坚持方向，“向钱看”是重视生产，重视经济效益。至于他自己，对钱可是从来不在乎的。

▲于光远的八字人生

一、勤。也就是‘爱劳动’。眼勤、耳勤、手勤、脑勤，五官四肢都勤。劳动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一个人只有勤，才能有所作为；

二、正。也就是直，正道直行。正直是大聪明，也是大道德；

三、坦。也就是真，说真话，做真事，就是待人坦诚，‘君子坦荡荡’嘛；

四、深。研而究之，探求本质，从现象到本质，从第一本质进到第二本质；

五、创。要有创新的强烈欲望和兴趣。要独立思考，反对陈腐，勇于冲破旧事物的罗网；

六、韧。孜孜不倦，坚韧不拔。要成功，勇是必要的，但须继之以韧性的战斗。目的尚未达到，‘我就跟你没有完’；

七、情。对人对事要有热情，心肠要热，不论看人看问题头脑要冷静，同时要有丰富的人情味。在人与人之间，应有更多的理解、同情和爱，不要感情冷漠；

八、喜。也就是乐。我欣赏经常乐乎乎的性格。不论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或者什么病痛，都要想得开，自找快活，不要自寻烦恼。

于老饮酒，但“没什么水平，也从不过量。醉了，身体会不舒服，醉过的人证实了我的这种说法。

于老饮茶，且很有品味，中国茶叶博物馆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由他倡议而建立在杭州的。饮食上他喜欢甜食和粥。

研究领域

于光远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50年代末，他参与组织有关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社会主义再生产、经济效果、经济发展速度与比例等重要经济理论的讨论。1959年提出必须重视经济效益。70年代后期，他驳斥了所谓的“批判唯生产力论”的论调，认为唯生产力论是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承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归根到底为生产力所决定，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在如何评价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优越性时，他指出，衡量一种生产关系优越与否或何种生产关系更为优越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看它能否最好地促进当时当地的生产力的发展，同样，何种社会主义

所有制形式先进，何种形式落后，一定要放到与生产力的关系的历史发展中去考察。而且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与发展，也要运用这一标准。关于按劳分配理论，他指出按劳分配不但不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且是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必由之路，他认为在我国不存在按劳分配贯彻过分的问题，而是贯彻不够。1978年他提出商品生产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本质特征。

1979年他提议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问题和最终产品联系起来，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目标，应该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增产人民需要的最终产品，要以最终产品增产的状况作为衡量整个经济工作成绩的尺度。同时，他将全社会的使用价值生产和个别企业的价值生产统一起来，个别企业的价值生产是从属于全社会的使用价值生产的。70年代末，他对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发展提出：计划地发展应当包含有计划地适应外界变化，在存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条件下，计划应当和市场的变化相适应，不仅指导性计划是如此，指令性计划也是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就坚持不懈地探索改革，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继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又一次生产关系上的伟大变革。早在1977年，他就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曾支持一些新的经济学科如生产力经济学、国土经济学、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学、技术经济学的创立，并对经济效益学、教育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