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债务上限争议：党争还是理念之争？

2013年10月11日 02:07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作者：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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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10月17日的大限迫近之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加紧与国会中反对派谈判，以避免财政预算僵局持续，但双方根本分歧难以弥合，奥巴马强调，提高债务上限以重开联邦政府，并避免国债违约，但共和党则坚持要求以预算削减甚至修改医保法案作为交换。

美国宪政理念一向强调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举债权约束，债务上限规定是始于1917年的一种特殊安排。当联邦债务接近上限时，政府就必须和国会讨论提高上限。在债务问题不突出的时代，这只是例行公事，据统计1960年以来债务上限平均每八个月就调整一次。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自由派与保守派的理念与政策分歧日益明显，金融危机爆发后财政赤字又暴增，导致债务上限问题突出化。债务上限被国会中的反对派作为杯葛政府财政政策的工具，或者像这次一样，成为在医改等其他领域发出要挟的筹码。

近几年来债务上限每次上调前都充满紧张，2011年更是在最后时刻涉险过关。很多人将此解读为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党争，认为其说明美国党派倾轧导致政治对峙甚至绑架全球市场，或者是美国政治机制僵化、运行不畅和低效的证据。但或许正是在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较真”的不断缠斗中，蕴含着美国政治制度的生命力。

不能将债务上限争议简单看作党争的原因是，两派的分野界线并不在党派归属，而是不同政治家所持的理念。即使把这样的斗争看作党争，适当限度之内的政治斗争也是自由空气和合理决策的保障。只要这种斗争是基于理念和政策的差异而不是出于政治仇恨的盲目、任性的“折腾”，其就在合理空间之内。

债务上限争议是美国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经济理念斗争的最新一场：自由派通常在经济上奉行凯恩斯主义或其变种，相信刺激政策和赤字的增加能刺激需求，社会政策上则强调增加福利开支来增进社会公平，而保守派相信政府应尽量避免对经济的干预，应控制财政开支和削减政府规模。

这种争斗带来的不良影响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斗争目标是实现妥协，在妥协后准备下一轮斗争。两派都在玩一场看谁先眨眼的游戏，以联邦政府关门甚至债务违约为赌注来要挟对方，把由此导致的忧虑甚至混乱的责任归给对方。但双方心里都有底，通常在斗争可能引发代价过高的不良影响时，知趣地悬崖勒马和妥协。在10月17日之前双方可能再次和解，即使不提高上限，也能通过暂时性安排避免违约。而且当前美国有本钱来进行这样的讨价还价，因为债务风险是长期而非迫在眉睫的，近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虽飙升但仍不足以引起投资者恐慌，短期内美国债务融资能力不会受到大影响，这给予了双方博弈空间。

这种做法常被外界批评为两派玩弄“边缘政策”，这一次也在国际上引发不少提醒甚至指责。但两派这么做并非只是出于政治私利，而是有其背后的社会根源，他们不过是尽量在规则容许的范围之内，为自身所代表的政治经济力量和选民维护利益。

美国因为影响力巨大，世人对其适用的评判标准也往往更为严苛，但由此产生对美国的批评乃至对其衰落的预言却往往言过其实。在法治社会中合法的东西就是合理的，高昂的谈判成本是理性决策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美国的政治文化尊重和强调竞争与冲突，承认即使两种截然相反的政策主张也可能都有合理之处，这是妥协与折中的前提。这种不断持续的紧张甚至冲突的状态看似揪心，但却在为社会不走极端保驾护航，短期内看似粘滞低效，但长期内恰恰是美国制度韧性和可持续性的某种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