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至庄：应从美国经济不景气中汲取教训

2013年10月17日 01:54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作者：邹至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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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美国经济不景气以来，很多其他国家受到影响，连中国也在内。美国经济不景气的过去与未来是大家注意的题目，也是今天我要讨论的题目。我想介绍一位美国著名作家Meredith Whitney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她的成名始于2007年10月的讲话，她预料到了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来临。本文部分内容取于她在2013年出版的《各州的命运（Fate of the States）》一书。我先介绍一般对美国经济不景气的评论，再谈书中的见解，最后讨论美国的经验如何应用到中国。

让我先来介绍一般人对美国经济不景气的了解。

消费者的行为对宏观经济影响很大，它不但影响投资，因为企业要卖消费品盈利，它还影响国民收入，因为国民收入是由消费和投资构成。金融市场是投资的媒介，把消费者的资本吸收了来用于投资。金融市场的崩溃是由于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冒险行为而发生的。2008年，美国出现房地产泡沫。房价上涨了再度下降，是因为消费者愿意用没有付出定金的贷款来买房产，以至于把房价抬得太高，造成泡沫。同时，金融市场把贷款包装成证券卖给投资者，房价才能抬得更高。造成泡沫以后，金融市场崩溃，有些大金融机构和银行会倒闭，从而影响美国整个经济的运作。因此，美国联邦银行和财政部决定不容许这些大的金融机构倒闭，决定给它们大量的资金来进行挽救。结果美国经济还是不景气。同意挽救政策的人说，如果不挽救，美国经济会更坏。不同意挽救政策的人则说政策是错误的，白花了政府的钱，而且会养成大金融机构冒风险投资的坏习惯。自负盈亏是一般市场经济的规律。

用上面一般人对美国在2008年后经济不景气的认识作背景，我们可以讨论作者对美国经济不景气的过去与未来的分析。如其书名所说，分析的重点是美国各州的命运，尤其是它们的收支和经济发展。大致来说，房产泡沫和经济不景气是由当地的消费者、投资者和金融市场的冒险活动造成的。这种状况大多发生在富有的州，如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伊利诺伊州和新泽西州。这些地方的消费者、投资者和金融市场都有能力来做有风险的投资，结果受到不景气的影响就越大。反过来说，贫穷的州，如爱荷华州和得克萨斯州，居民没有能力来做风险大的投资，结果受到的影响就小。

各州政府本身扮演的角色是和它们的居民一样的。在富有的州政府冒险地投资到房地产中。泡沫发生后，州欠的债增加。政府只有增加税收和减少支出。增税以后，州里居民的收入减少。减少了收入，他们欠的债增加。州政府减少支出，影响了政府的服务，如教育和基础建设。在政府服务的雇员也减少了，结果失业人数增加。这样的州的消费和国民收入减少，政府的服务减少，州的企业会迁到别的州去。恶性循环之下，收入、服务和失业问题变得更为严重。而贫穷的州命运正好相反。

如何能够解决美国经济不景气的问题？如何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Meredith Whitney建议在美国中部从前贫穷而现在比较富裕的州发展工业，如能源和基础建设，来增加生产，吸引外来投资。此外还要培训人才，以增加人力资源。这样，州的生产与就业人数便会增加。政府的工作如检查与批准建筑工程等，可以转让给民营企业去办。州政府发展工业，比发展金融业更重要。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经济，不景气的程度多大？原因何在？将来的发展如何？用什么方法可以令中国经济发展更快？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不景气的程度不大，国民所得增长率只减到每年7.6%左右。原因是中国的消费者、金融市场和投资者的行为和美国的不同。消费者不习惯用大量贷款来买房产，金融市场没有把银行的贷款包装成证券卖给投资者。就是有的话，投资者不愿冒险来买它。中国国民所得增长率降低了是因为出口量减少，出口量减少是因为外国经济不景气，没有能力多买中国出口的货物。

要使将来中国的经济维持稳定的增长，应当考虑两点：第一是稳定消费者、金融市场和投资者的活动，不要让他们过于冒风险；第二是发展工业，和上面所说美国各州的政策相似。

关于第一点, 我们不用考虑消费者的行为，因为他们不会冒很大的风险。但要注意投资者、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的行为。现在的中国投资者，也会冒险向房地产投资，房价因此高涨；现在部分的金融机构也会冒险，如影子银行因为银行贷款规定的利率太低，就用高利率放款给喜欢冒险的投资者。所以我们应当注意今后金融机构的发展。政府应建立适当的政策来监管金融机构，不能让它们像2008年美国部分的大银行那样倒闭。现在中国的银行为国家所有，如果将来银行经营权独立后，会不会慢慢用贷款来包装成证券出卖？就是现在银行的体制，也会让银行冒险贷款给地方政府，使地方政府的债务大量增加，变成中国的一个严重问题。

关于第二点，目前美国的一个州要发展经济便要发展工业。中国也应考虑这项政策。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开始是工业化，从农业到重工业，以后再发展服务业。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在1978年，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分别为28.2%、47.9 %和23.9%；到2000年, 它们的百分比分别为15.1%、45.9% 和39.0%；再到2012年已变为10.1%、 45.3% 和44.6%。是否应当把服务行业的百分比再次增加，这要看服务业的内容，教育、医疗等是应当增加的。中国政府一向重视国民教育，或不应尽量扩大金融市场，因为如果让金融业发展太快，会增加经济发展的风险。中国的政策可能应当延长发展工业的时间，不宜赶快发展壮大有风险的金融机构，以致发生经济波动。最后，中国也可以把部分国有企业转让给民营企业，这是合乎李克强总理提倡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