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东升：上海自贸区的另一种寄望

2013年10月19日 05:02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作者：程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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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自贸区的国际公约出现四十年后，中国终于开始筹建其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贸区。

1973年，国际海关理事会签署《京都公约》。依据该公约，“一国的部分领土，在这部分领土内运入的任何货物就进口关税及其他各税而言，被认为在关境以外，并免于实施惯常的海关监管制度”。

这就是世界经济历史上自由贸易区的由来——不过，在此之前，人类关于自贸区的探索和实践早已展开。与其说《京都公约》催生了自贸区，不如说各国自贸区的实践催生了《京都公约》。

按照李克强总理的构想，这个落户于上海的中国首个自贸区，承担着“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历史重任。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隆国强的话来讲，“上海自贸区不止是上海的事，而是整个中国下一轮改革开放的一部分”。

上海自贸区已经公布了一系列文件，包括服务业等领域的市场开放和投资审批体制改革。尽管其开局步伐没有公众期望的那么大，更与国外成熟的自贸区相差甚远；但是，基于上海自贸区承担的使命，可以认为，与30多年前的深圳相比，上海自贸区不再是判断中国是否继续进行改革开放的风向标，而是丈量改革开放步伐大小的尺子。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中国已没有退路可走，惟有不断前行。

事实上，近来被媒体高度曝光的上海自贸区，并没有太多神秘的地方。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那些为吸引外资而设立的大量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等，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自贸区——那是中国逐步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演化版。只不过，今天的上海自贸区，其功能更加综合，面积更大、承担的使命更为多元。

自贸区的主旨之一，是在一定的国际规范下，进行自由贸易，其核心是公平，其实施途径是政府从市场交易的直接管理者，退位为市场秩序的构建者和市场竞争主体的服务者。亦即竞争中立。这其实就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只不过是扩大到了国家与地区之间。但对于一个有着不太遥远的计划经济历史的国家而言，要让还未彻底告别全能型政府的官员自缚手脚、竞争中立，让市场的归市场，谈何容易？

以此观之，除了按照国际惯例，以及中国对于自贸区的理解、规定，开展贸易便利化以外，上海自贸区天然带有营造更公平的市场环境、进行政府职能转变试验的使命。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政府转型、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方面做了大量尝试。但时至今日，中国仍然算不上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权力经济、裙带经济依旧大行其道，政府之手依然没有边界。甚至于，在某些领域，还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局面，与改革开放的宗旨背道而驰。

因此，相比自贸区日后可能取得的巨量贸易额，公众更希望看到上海自贸区在营造市场公平秩序上所作的努力；更希望看到，政府能从管理型转向公共服务型；更希望看到，这种公平秩序和转型，能够在全国更大范围内推广。

由此，我们希望，上海自贸区不要成为又一场地产盛宴；不要成为又一个特权的王国；更不要成为又一次“只打雷不下雨”的改革试验。（程东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