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接受采访 点评王石、柳传志、胡锡进

2013年10月30日 16:47
来源：凤凰财经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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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不起司马南他们，我觉得说一次就够了

Q：你的书里说，你的父母对党非常忠诚，你能理解吗？

A：我非常理解。尽管他们没有那么多知识，甚至不会用电脑，但他们在传统的意识中认为共产党好、共产主义好。他们奋斗了一生就是为了这个。

我书里头很清楚地告诉大家的就是，他们不是一开始懂了马列才去参加革命的。像孔丹（中信集团原董事长）的书里头，也特别强调父辈（其父孔原为原中央调查部部长，母亲为周恩来秘书）参加革命，用了“被动”一个词，被带动起来的。

Q：你当时挨骂最盛的时候，被人家扔鞋，如果父亲在现场会怎样，会帮忙拾起来？

A：他对我更多的可能还是信任，他们觉得自己的儿子不可能会做坏事。我被抓起来的时候，他们都觉得我没问题，他们知道我的品格、性格。

Q：你对党的感情不变，是基于信仰还是基于必须面对的现实？

A：现实和信仰总是连在一起的。你能说共产党的目标是不好的吗？出问题也是一些人有问题，党的纲领、党的目标没有问题，而且一个这么大的党，不出问题才不正常。

Q：你的书里几次提到商业部原部长王磊，当年他因为一篇报道就被撤职，真实的王磊是什么样的？

A：我们两家是世交，他是非常好的人。我认为一定是冤枉的，那些茅台酒是人家自己带的，你非得给人家算上钱，说成贪污腐败。但那个时候对当官的要求真是严。很多年轻人认为，凡是当官的都一样坏，其实不是那样的。老一辈的革命家和新一代所谓当官的人完全不是一回事。

三年以前我就说新闻发言人要培训，要占领微博，但没有人做。过去老干部会这样吗？最典型的就是杜润生，他为什么能在农研室发现这么多人才？那些年轻人，不是共产党员时就能决定党的“一号文件”。连续五个“一号文件”对中国农村、对承包制的影响，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巨大的。

为什么？因为老干部都会听老百姓的。而一些新干部没有经历过把脑袋挎在裤腰带上的年代，老干部都是从战争年代闯出来的，是经过考验的。这跟信仰有关，他们不是为了个人；而现在有些官，就是为了个人。

Q：但按司马南他们的观点，今天有很多问题，而你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A：我看不起司马南他们，我觉得说一次就够了。我告诉大家了，他们基本上都是错的，都是编造的，我不需要天天跟他们去纠缠。

有些人，凡是敌人赞成的我就反对。凡是美国人说的我们都得反对，即使美国人说中国好他也反对：“看，他们假装说我们好，背后其实是想说我们坏”。你赞扬共产党，他会说：“你看，他假惺惺地说共产党好”。这种人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格。

Q：那些对你的批评有没有影响到你？

A：没有任何伤害，我连中央电视台都看不起。我说一句话可能是几十万的转发量，可能是几亿的浏览量，在乎它们干吗？没必要把他们当回事儿，他们不是个力量，成不了气候。

Q：接着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大V”似乎和“造谣、传谣”联系在了一起，声誉似乎不好，你有被波及到吗？

A：那是你们想象的。任何人，不管你是不是大V，有问题都该被处理。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尤其那些不敢实名的人，他们没有权利说自己对言论负责，你要对言论负责首先要对自己的姓名负责。

有人说我们这些大V就为了钱，发一条微博给多少钱之类的，这种愚蠢的谣言也有人信？！我们要拿广告费，可以拿很多广告费，也有人找到我愿意给我出这个广告费，但我不差这个钱啊。

写这么多官员，不为抬高自己

Q：你的书里提到了很多官员，有“正面角色”也有“反面角色”，下笔较多的是当时的住建部部长汪光焘，他究竟算正面还是反面人物？

A：汪光焘是个好人啊，他在当部长时，经常半夜乃至凌晨两三点三四点还叫人起来开会解决问题，每年要和开发商在一起开无数次会，制定正式文件都要请开发商参与，这应该得益于在朱镕基时代流传下来的传统。

朱镕基时代在搞各项改革的时候，座谈会会开很多次。比如说房改，开了好几千次会，大大小小的省市，来来回回，非常仔细。

房改后的头十年里，专家和企业家是坐在一起的。我也曾被通知去参加国务院的会议，包括住建部的会议。（后来我的名字就被删除了），原因很简单：怕让领导下不来台，因为知道我不会说假话。我不太在乎我的名字从开会名单中删掉，删掉后我照样可以说，我知道我说的任何东西他们都会看。

比如汪部长，虽然打过好多次，但我们现在关系好着呢。俞正声还给我的第一本书作序言了，如果他不了解我，怎么会给我写序呢？王岐山经常半夜里给我打电话，当上副总理后也一样；马凯曾是我们的董事；陈元曾是我们的董事长；何鲁丽也给我写过前言。

但是我不会把这些都写在书里。就好像我是为了这个才写书，或者说为了能抬高自己，没必要。

Q：但会不会有人觉得，你书里写这么多官员，是为了自身的安全？

A：有人就说我记录这些官员有什么什么目的，在上海签售时也有人问我类似问题。我说你搞错没有？我认识俞正声的时候，他是山东的一个市委书记。真不知道这些人想什么呢，总是从事后来想前面的事儿，我那时候怎么知道俞正声后来能当这么大的官？

Q：你现在是在生气吗……

A：你哪点看出我生气了？

Q：那什么能惹怒你？

A：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惹怒我，有人天天骂我，但我不理他，他就很生气，变着法儿地想找你点茬，越找越没人理，所以他们现在憋屈得很。我也不拉黑骂我的人，人要有心胸。

Q：你的书里说，小潘就经常拉黑骂他的人，是说他心胸不够宽？

A：是啊。心胸狭隘，我当面也这么说他。

“红二代”和“官二代”完全不同

Q：前几天潘石屹接受完央视采访，回来说：“毛主席早就说过，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是娘胎里带来的”。能不能说，你的硬也是娘胎里带来的？

A：我的这种“硬”，有一部分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形成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可能会改变很多。（这跟我的出身、背景）关系不是绝对的。

大院里的生活差不多。可能一层楼里，两居室是处长的，三居室是局长的，四居室就是部长的，分不出官大官小怎样。大院的最大好处就是平等。军长、师长、团长、连长的孩子都在一块住宿，只知道我是军人子弟，没有人说我是军长的儿子，我就要怎样怎样

Q：孩子们在这样的家庭里是不是比较叛逆，才会去当个体户？

A：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父母都被关到牛棚里去了，所有的孩子都是独立生活的。所以虽然后来父母被解放了，但是独立生活的种子已经长出来了。

最初出来创业的人，都是不靠父母的。邮电部部长钟夫翔之子钟家伦，号称北京第一个被抓起来的个体户，他开的饺子馆同邮电没有任何关系，同父亲没有任何关系。

那个时候是有严肃纪律的，经历过三反五反的人，谁敢（照顾孩子的生意）？哪能把革命事业变成私人的贪污腐败呢？当年北京市西城区的区长，就因为用公款请部队的干部喝了两瓶北冰洋汽水，就被纪委抓住紧紧不放，最后被开除了党籍。

Q：当年的“红二代”和现在的“官二代”有什么区别？

A：比如说老红军可能有三个军功章，但他就在后勤管伙食，这些人的后代叫红二代。官二代是什么？他可能什么都不是。从学校门一出来，就因为是研究生、博士生，就给他一个司局长当。海南洋浦区因腐败被抓的规划局副局长，清华大学毕业没多久直接当了官。他算什么东西，我非常看不起这些人，狗屁不是。

但媒体需要让你当红二代的时候就给你搁红二代里，需要让你当官二代的时候给你搁官二代里，需要你当腐败分子的时候给你搁腐败分子里，对社会产生的误导是极大的。但我们不在乎，我自己心里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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