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十八届三中全会或不强调国企与财税改革

2013年11月07日 13:21
来源：凤凰财经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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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财经综合《经济学人》刊文称，11月9日（星期六）其至下周二，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的376位成员将聚集在北京，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是自一年前，习近平成为领导人以来的第三次会议。

本次三中全会是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展示经济改革方针的新机会。过去，中国已经召开了多次重要会议，并且对世界产了重大影响，例如，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邓小平在党中央的权威，“改革开放”得以开展；1993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则淘汰了部分国企。

现在中国更面临着改革的迫切性。近几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显著放缓至8%以下。由于中国与其他国家技术差距逐渐缩小，劳动人口逐渐下降，经济增长减缓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是及时的财政刺激，中国经济将持续减缓。

不过，有两个宏观经济趋势正在引起人们的关注：一是中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回报率正在逐渐降低；二是中国信贷增长快于GDP增长。这表明，人们正在借钱买资产，特别是土地和房产。资产越升值，借钱的人越多。

习近平将怎样应对这一局势？对于经济改革习近平显示了浓厚的兴趣。虽然负责经济的是总理李克强，但习近平也在不断介入经济改革。这并非史无前例：在1993年至2003年的任职期内，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也奔波于经济事务。摩根斯坦利的乔虹（音译Helen Qiao）指出，主席和总理对改革的观点相似也可能是一个好兆头。参与经济事务，习近平也许是支持他的总理，而不是靠边站。

现中国政府中充满着改革人士。江泽民执政时期，周小川帮助清理银行，并担任了十年的央行行长。在这一位置上，他可以监督利率、汇率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现任财政部部长是楼继伟，他曾经担任中国投资公司董事长，中国投资公司管理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在江泽民任职期，他回收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并返回中央政府更大的份额。而在习近平时期，他可能需要重新审视财政结算，给予地方政府更大的份额。

不仅如此，王岐山作为一个意志坚强的金融专家，也有可能对经济改革带来强有力的间接影响。王岐山是反腐败工作的负责人，因此，他的存在对任何希望阻挠反腐败进程、妥协让步的国企经营者来说是可怕的。

习近平将在此次三中全会提交的路线图是花了数月时间策划、制定的。它结合了中国部委，官方研究机构、智囊团的建议。习近平已经任命刘鹤将这些内容更好的组织归纳在一起。刘鹤曾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接受教育，是一个思维缜密、充满改革意识的政策顾问。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音译）曾将刘鹤与奥巴马的经济专家拉里萨默斯相比。作为一个技术官僚，刘鹤并不能强加自己的想法。但是习近平选择了他，说明刘鹤代表了习近平的一些经济观点。

刘鹤曾就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该机构是服务中国政府的官方智囊团。他参与了去年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报告，该报告提出了在接下来的20年中国经济改革的详细内容。今日，中国媒体界对另外一份名为“383”计划的研究中心的改革计划议论纷纷。它规定了三个总体改革原则（“有效市场需要有效的状态，反之亦然”），8个改革重点（削减繁琐规则、打破垄断、改革土地所有制、金融自由化、改革公共财政、改革国有企业、促进创新和对外资本开放），并规定了实现这些目标的三大战略。

“383计划”表明，中国政府拥有自己的内部贸易自由化倡导人。它不仅是倡导全面经济改革的局外人（更不用说外国人）。然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完全可以忽略政治可行性去拥护理想化的内容。刘鹤呼应383计划，即国家和市场必须一同发展，但是具体会有多少内容将会进入全会文件还不清楚。

可预期的是中央委员会赞同政府的努力减少繁文缛节，承诺花更多的养老金、医疗保健和经济适用住房，也可能提高自然资源税、进一步放开电力价格，但不太可能进行财政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因为这些改革需要纠正总资本分配不当。

日本瑞穗银行的沈建光表示，财政改革是困难的，因为它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重新谈判收入和职责分工。地方政府的支出，特别是在县级，运行远远领先于地方财政收入。这样的支出往往造成浪费。地方政府争相推动产业活动而不是公共设施，通过复制邻国窃取贸易和投资。

根据物业市场价值收取年税，可以使这两个问题得到缓解。它将提供一个稳定地方政府收入来源，帮助弥合他们的收支差距。这也将鼓励地方政府投资公共物品，如净化空气或优化系统，提高物业价值，从而增加税收。尽管其理论颇具说服力，但这样的征税将造成一些实际困难，比如需要所有者和物业资产可信计算的实时更新和注册。如何克服这些障碍将成为习近平的改革的一项难题。

国有企业是投资浪费的另一个来源。 1993年全会后，成千上万的亏损国有企业被出售，报废或合并，造成约4000万人失业。近年来中国国有企业的撤退已陷于停顿。

即使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没有设想完全私有化的改造国有企业。相反383计划将新加坡的淡马锡，一家国有控股公司作为一个潜在的模型。这个国家就像一个病人，投资者长期投资国企，寻求其持有的价值最大化。香港全球研究院的肖耿（音译Xiao Geng ）主张应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控制国有企业的股权，该基金的设立或可堵塞中国的养老金缺口。

上世纪90年代由于财政亏损关闭了部分国有企业。许多剩余的国有企业，特别是那些由中央政府管控国企的仍然是盈利的，不过，这就是的国企改革更加困难：他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他们是摇钱树。

不幸的是，国有企业的名义所有者并非最大受益人。国有企业支付股利太少，并且股利不是由财政部收取，而是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收取，负责监督他们。

所以另一个测试习近平是否会进行国企改革是股利政策。如果国有企业都必须支付更高的股息及向中央政府的库房直接支付而不是国资委，他便会通过这一政策。

鉴于目前在改革国有企业和地方公共财政面临的障碍，中国的改革者们将继续推进，他们希望有一半措施可以通过造声势来完成。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策略是有效的。鉴于现在中国影子银行激增，中国改革领导者面临着自由化利率放松管制的压力。

然而，这种改革也有风险。苏格兰皇家银行的高路易（音译）认为，如果中国一味实施利率自由化和资本流动，而不驱除国有企业的特权，结果可能是融资流动更加自由但却丧失了公平。即便是那些能够自由控制价格风险和设定利率的商业领导人，也会倾向于借钱给主导市场的大企业。

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渐进式改革，即使如1978年的三中全会的重大改革，也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和几年中渐渐执行的。中国已经很多年没有进行大变革了。如果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再等5年或10年再进行改革，结果就不是一个星期所能修复的。（施柳青/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