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解决大学生就业成中国新领导人改革难题

2013年11月08日 10:54
来源：凤凰财经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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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财经综合  11月6日《纽约时报》报道称，中国武汉—座两层楼的人才大厦拥挤着许多年轻人，他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试图要规划自己的未来，但现状是，中国的就业市场还是青睐能在流水线上从事单调体力劳动的工人。

郑一龙（音译词），三个月前刚刚大学毕业，虽然专业是机械设计，但他不愿在工厂做工，想做文职。而资历更老的工厂经理金涛（音译），他对找到合适的工人已经失去了信心。

“我认为这个问题还是教育体制与就业体制不匹配的问题，”金说，“我开出的薪酬是每月3000多元。这个比刚毕业的大学生的工资要高”(大学生工资大概500美元一月) ，并且带着培训他们，但是现在年轻的大学毕业生都不愿意在工厂工作。”

如何解决中国各求职者技能和期望错位的问题，将成为中国国家领导人这次为期四天的三中全会要解决的问题。这个会议将为今后五年中国的经济社会政策定调。

会议将会讨论是否要削减消费税，解除对银行和货币市场的管制，打破国有独资企业的垄断等问题。国有企业的垄断已经延缓了通讯等高端产业的发展。所有这些政策都有着相同的主题，即如何创造一个以消费为导向的经济体，遏制年轻人过快增长的失业率。

在过去的三十几年里，中国经济的增长依赖于持续的大规模投资建设，包括工程，桥梁，道路和住宅，从而，造成产能过剩，同时也使中国面临着技术工人用工荒的局面。

周一公布的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在对工会领导的讲话显示，保证充足的就业岗位一直是政府经济工作的重点。李克强说：“就业问题事关民生，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一刻也不能松懈，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是为了保证就业率。”

2003和2008年的会议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倡导一个更依赖消费，服务业和高新产业的经济体。得名于三中全会是因为这是中共领导层每五年的第三次聚会，前两次会议主要涉及领导层人事变动。

虽然政府多次呼吁改革，但中国的经济改革依旧比较缓慢。以消费拉动增长的最大阻力是中国未来的消费主体——年轻购买力薪酬很低。

中国的年轻人生活在一个物质愈发繁荣的时代，因为计划生育的政策，他们大都是独生子女。虽然他们大都表示不想占用父母养老的钱，但他们自己的工资又很少，远不及欧美的年轻人。

郑一龙说他每月花在衣服上的钱和花在食物、房租上的钱一样多。但和其它面临高失业率的年轻人一样，在找工作期间也依靠家庭和积蓄来生存，所以他整体的消费能力有限。他说：“我不想再工厂做工，而想找一份在行的工作，这样我接受的教育就不会白费。”

更为棘手的是许多年轻人不愿在低端行业如工厂工作，而中国现在已有三分之一的年轻人拥有大学本科学历，这个数字已接近美国。现在中国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已经是2000年的五倍。

因为价值观的原因，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不愿在工厂或餐馆工作。对于他们来讲最有价值的工作是在政府机关。他们认为这种工作既稳定，工资待遇好，又有权利带来的灰色收入，比如公开募股之前的特殊投资机会或者直接的贪污。

23岁的钟辉（音译）是一家火锅连锁店的经理。他说他开出每月两到三千的工资（$300到$400）外加附空调的宿舍，也很难找到服务员和刷碗工。

钟辉说，“找人真是难，因为人们真心觉得在服务行业工作是丢人的，父母也不会让孩子在这一行工作。”

位于中国中部的武汉是一个拥有1000万人口的工业中心。从武汉到北京绵延700英里的铁路线是中国第一条铁路，是经济发展的大动脉。一年前被拥有时速185英里的动车高速铁路线所取代。

武汉的经济发展靠的是日益增长的投资。晚上如果开车穿越这座城市，你会惊奇的发现至少一半的建筑工地灯火通明，大吊车持续的运转着，工人们昼夜不分地建楼，道路和其他工程项目。

这些投资的钱都是从国有银行低利息贷款而来。过去五年每当经济开始下行时央行就会调整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像其它一些城市一样，武汉为了刺激地方经济的发展已经负债累累。

但可以肯定的是，拥有高薪的年轻人开始消费。曾丹妮（音译）是一名妇产科医生，准备购买一辆蓝色的运动型汽车。她说，“现在利率太高了，我不会贷款买，应该直接用我们的积蓄。”她又说：“我丈夫是建筑安全设计师，我们现在还没有小孩。”

和西方的很多年轻人比起来中国的年轻人可能更幸运，至少工厂和餐馆还需要用工。但经济学家还是很担忧，现行政策不改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如何给年轻人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群体。

曾说：“如果你想找工作，那肯定是找的到的，只要你不要太挑。只是现在空缺的工作可能并不是我要找的工作。”（ 钱惟颖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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