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前瞻：收入分配改革提低或成突破口

2013年11月08日 16:49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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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5日，央视新大楼下的农民工的临时住所与饭碗，与城市元素形成对比。图/CFP

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路线”已锁定“提低、扩中、控高”，通过改革调整现有收入分配格局，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例，控制垄断行业等高收入。其中，“提低”的阻力较小，因此极可能快速推进。

“难产”9年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终于在2013年，加快步伐。

2013年2月，《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出台；3月、5月，国务院在全国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两度提及，制定出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

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究竟将如何设计，走向“共同富裕”这一改革开放的预定目标？专家学者们寄希望于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布局全面深化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无疑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

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

——“基尼系数”示警

中国人的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考察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重要分析指标。今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3年至2012年的基尼系数，均在0.45以上，最低值出现在2004年，为0.473；最高值出现在2008年，为0.491；2012年的基尼系数为0.474。

这是国家统计局继2000年后，首次公布基尼系数。但因跟“民间版本”有较大差距而受到质疑。

2000年至今，各类机构公布了10多个基尼系数的“民间版本”。被学界和媒体引用较多的是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报告，该机构根据住户调查得出，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61。而国家统计局的测量结果是0.481。

尽管两个版本的“基尼数据差”高达0.129，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的收入差距处于危险区间。按照国际一般标准，基尼系数的警戒线为0.4，0.4以上的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很大。

况且，无法精确测量的还有一个地带——“灰色收入”和“隐形收入”。

近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持续研究灰色收入，其2007年、2010年发布的报告显示，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的隐性收入总计4.4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24%。2008年中国灰色收入达5.4万亿元，占当年GDP的18%；而隐性收入达9.3万亿元。

另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垄断行业和其他行业的收入差距，持续加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几年金融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2倍多，其中证券业在2009年比全国职工高6倍左右。

改革阻力在哪里？

——既得利益群体

其实，早在2004年，我国就已启动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由国家发改委具体负责，财政部、人社部、国资委等多个部委参与，开始起草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但这份关乎每个中国人钱袋子的总体方案，一直难产，其间还几度搁置。2010年年初和2011年12月，国家发改委曾两次将方案上报国务院，但均因高层领导认为需继续修改，未获通过。

一位参与过方案讨论的专家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如何“控高”，即限制国企高管工资、确定国企上缴比例是最大的争议焦点。

据其透露，讨论会上，有人提出，无偿占有国有资产的国企，上缴分红比例完全可超过20%，因为按照国际惯例，垄断行业上缴利润的比例为2/3。但这一观点刚提出，就遭到反对，认为会降低国企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怎样冲破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这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最大问题”，他说。

一个积极信号是，今年8月，国资委启动了国资系统薪酬大调查。

虽然薪酬调查是国资委2007年以来的年度惯例普查，但不同于以往，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今年的年度调查新增了“隐性福利收入”调查，也就是调查“工资外收入情况”，如职工福利性收入、补充养老保险费(企业年金)、补充医疗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各类商业保险等。

竹立家说，国企高管收入过高、“隐性收入”游离于监管和税收体系外，这一直是社会各界对国企的质疑焦点。“今年的薪酬大调查指向性鲜明，有利于矫正不合理的国企薪酬制度，为出台国企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之所以艰难，源于财税体制以及相关的结构性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配套”改革滞后。比如户籍制度改革，进城农民工必须花钱，才能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这就影响到实际收入水平。

他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与国有企业、行政体制、财税金融体制等相关重点领域改革协同推进。

破局突破口在何处？

——指向初次分配

三中全会召开在即，进入10月以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为焦点话题。分配制度改革的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该如何设计，才能使艰难推进了9年的改革，真正破局？

竹立家说，公众关注的不仅是如何缩小收入差距，更关注如何改变收入不公。因此，如何限制垄断行业的高福利、“隐性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养老金“双轨制”改革怎样推进，这些都是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应涉及的问题。“比如养老金双轨制改革，过去9年虽然‘九连增’，连续9年提高了企业退休养老金，但占多数的体制外人员更关注的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养老金，何时跟企业并轨？退休时享受到同等待遇？”

上述问题也是国家决策层的关注重点。今年2月，国务院批转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指出，收入分配领域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隐性收入、非法收入问题较突出，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宏观收入分配格局有待优化。

其中，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路线”已很清晰，即“提低、扩中、控高”，通过改革调整现有收入分配格局，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例，控制垄断行业等高收入。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说，其中，“提低”方面共识更多，阻力较小，因此极有可能快速推进。“提低”的具体方案，包括健全劳动密集型行业低收入劳动者工资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提高社会保障标准等，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也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对于“扩中”，迟福林提出大规模减税建议，进一步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制定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减轻中等收入人群和中小企业的税负，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但“控高”仍有难度。对高收入人群，国际上通常采取的方式是税收调节，例如征收物业税、遗产税。近年来，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呼声很高，但官方一直没有回应。苏海南说，由于中国的家庭财产不透明，所以暂不具备实施条件。

10月底的《环球人物》杂志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提出，当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应放在初次分配，而非二次分配。

城乡两种户口，城市居民的很多福利农民工享受不到。也就是说，初次分配的差距，在二次分配中甚至再次扩大。

对此，厉以宁提出三点建议：首先，新农村改革的起点，是必须给农村土地以产权，祖传的房子没有房产证，农村土地产权的不明晰，实际上导致了农村、城市初次分配不平等，阻碍了收入分配改革。其次，劳动者和雇主必须有对等的地位，在中国，有谁看到过工会替农民工讨工资？再者，教育制度改革，城乡教育经费、资源分配等不均衡，容易形成社会阶层的凝固化、职业的“世袭”，也就是说，农民工的儿子，甚至孙子都还是农民工。新京报记者王姝

改革试点

深圳收入分配改革遗产税传言引关注

深圳市原定于今年内，出台“深圳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但至今，这个影响到每一个深圳人钱包的实施方案，仍没有动静。

低调的“改革办”

深圳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牵头部门是深圳市改革办。10月15日，隔着深圳市政府高高的院墙，新京报记者拨通了深圳市改革办的电话，提出采访要求。但工作人员请示领导后，婉拒了采访要求，“改革刚刚开始启动，还不成熟”，她说。

深圳市是全国最早提出区域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地区。

去年11月24日，在第十届中国改革论坛上，分管深圳改革工作的深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思平透露了深圳的收入分配十大改革思路。其中不乏亮点。

例如“提低”，即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准备与国际贫困线接轨，参照联合国每天1.2美元的标准设立贫困线；将非户籍外来人员纳入住房保障体系。

“控高”即控制垄断行业等领域的高收入，打算用国企部分收益，建立国有资本民生福利专项基金；争取做国家的遗产税开征试点。

今年5月，深圳发布深化改革总体方案、改革计划，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被纳入重点推进内容。在10大思路基础上，“补充”提出养老金双轨制改革，建立既与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相统一，又体现公务员职业特点的养老保障制度。

这表明，深圳已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收入制度改革规划，但牵头部门深圳市改革办一直很低调。“别说外地媒体，就连我们本地主流媒体，也采访不到市改革办。”深圳一媒体从业者说。

遗产税猜想

该位媒体从业者判断，深圳市改革办的低调表现，极有可能与遗产税有关。

据他讲，通报十大改革思路时，张思平的原话是“如果国家要搞遗产税试点，深圳可以试点。”之后，有媒体报道称，深圳试征遗产税。这不仅引发了“劫富济贫”，还是“抽肥补瘦”的讨论，更造成富人群体的恐慌。去年底，深圳市各保险公司的咨询业务火爆，多数是富人咨询如何通过保险规避遗产税，大额保单也水涨船高，有保险公司还售出1.7亿元的大额保单。

从今年年初至今，深圳市政府和税务部门屡次辟谣，称深圳没有试征遗产税的计划。但遗产税风波仍在持续。

10月24日，记者随一对中年夫妇，来到深圳福田区一保险公司。听说要咨询保险避税，接待员立即打开一间VIP工作室。“遗产税是大势所趋，迟早都会开征，还是早做打算好，最近半年，我们寿险业务增长很快”。女客户经理说。

收入相差16倍

唐东(化名)在国企的工龄已20多年，但因是最低级别工种，每月工资也就3000元，“我的直接领导，比如业务经理月薪8000多，大领导年薪三四十万”。

在深圳一国有银行工作的王晓峰(化名)，也有近20年工龄，月工资过万。但他说：“在内部，我是个标准的‘穷人’”，他们银行实行岗位职级工资，分为16级，每一级相差1.26倍，过节费、年终奖也跟职级挂钩，“最高职级和最低职级，相差不下20倍。同一个科室，只因岗位不同，高的一年能挣几十万、几百万，低的不到10万，差距太大了”。

在来自四川的家政服务员张晓红看来，唐东和王晓峰都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她每天早中晚给3个家庭当家政员。每天从早8点忙到晚8点，月收入五六千元。

她对此还算满意，但她担心，子孙重复自己的命运，“一个主顾家的孩子，跟我的外孙一样大，都是四岁半，上的是深圳最好的幼儿园，现在就会说英语，会画画，会背很多古诗。我的外孙根本比不上。差距现在拉开了，以后该怎么办？”

去年，深圳的工资指导价高位数为25830元/月，低位数为1600元/月，相当于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相差16倍。

【改革猜想】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否包括外来打工者？

苏海南(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全国一盘棋，国家层面制定统一的方案和原则，各地结合实际细化具体政策，所以，没有本地户口、没有工作单位的劳动者，也可以在居住地、工作地，享受到改革红利。

改革是否会给没上社保的打工者带来好处？

苏海南：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涉及很多方面，比如养老保险并轨、社会保险转移接续、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等等。没有本地户口的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虽然尚不能享受到有户口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待遇，但可从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健全最低工资制度中获益。例如，只要当地提高了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并建立起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那么没本地户口和工作单位的小时工，也是受益人群。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打破按户籍就学的做法，无户口外地劳动者子女也可享受到教育均等化等基本公共服务。对于社保费如何缴纳特别是如何转移、延续，这还需进一步研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