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胜阻：城镇化改革为民间资本带来无限商机

2013年11月08日 20:31
来源：千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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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出强烈的改革信号，万众瞩目。围绕新一届政府施政方针密切相关的新型城镇化和小微企业发展等改革问题，长期研究城镇化与民营经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接受了专访。

1、此前，您在解读“克强经济学”时，曾表示要理解城镇化是内需最大的潜力。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仍需大城市的拉动，小城镇不能承担中国城市化的主体重任，中国未来的城镇化最有可能像日本那样形成人口、职能高度集中的大城市圈的模式，那么您是否认可这一观点？中国未来的城镇化之路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任何城镇化都要以工业化为主导，要有产业来支撑，哪些产业将从中获益？

辜胜阻：我认为，如果有一个李克强经济学，它应该有三大要义：一是新方向，以转型打造经济升级版；二是新引擎，用好新型城镇化等新“四化”内需“最大潜力”和创新驱动战略；三是新动力，用改革释放“最大发展红利”。李克强经济学应该包括新方向、新引擎和新动力三方面内容。李克强总理有三个最具有他个人特色的政见，城镇化是内需“最大潜力”，改革是发展“最大红利”，服务业是就业“最大容纳器”。

大城市圈的模式是是中国未来的城镇化之路的选项之一。城镇化中大中小城市，谁主沉浮？绝对的“大城市论”、“中等城市论”、“小城市论”者所主张的发展某一类城市的观点都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要实现依托大城市推进城市化与依托县域城镇推进农村城镇化并重；发展大都市圈为特征的“网络发展式”城镇化与以县城为依托发展中小城市的“据点发展式”城镇化同步；城镇化要走适当集中之路，避免“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小城镇过度发展的“农村病”和大城市人口盲目膨胀的“大城市病”这样的双重“城市病”；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要在产业梯次转移的基础上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合理流动，中西部要做好承接东部产业和劳动力回流的“双转移”工作，实现城镇化的均衡发展。

城镇化应该是新一轮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它涉及到“人、业、钱、地、房”五大要素。新型城镇化只有围绕这五大要素深化改革，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人是城镇化的核心。

“人”的城镇化要解决“人往哪儿去”和转移人口“如何市民化”两个问题。城镇化过程中解决“人往哪儿去”问题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城市群，发挥大城市的规模效应和辐射作用，以大带小，把周边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纳入块状的城市圈内；另一方面要依托县城发展中小城市，提升其人口聚集功能，在有条件的地方将农村社区建成城镇化的末端，鼓励更多的人就地城镇化。市民化=稳定就业+基本公共服务+安居及生活方式城镇化。户籍制度改革要采取“因城而异，因群而异”的分类指导原则，优先将拥有稳定劳动关系并长期生活在城市的“沉淀型”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

“业”就是城镇化要有产业支撑、市民化要有稳定就业。产业支撑和转移人口稳定就业是城镇化的重要基础。要强化城镇化的产业支撑，促进产城融合，通过推动产业发展来提高城镇吸纳就业能力。

“钱”是城镇化的重要保障。钱从哪儿来，这个问题涉及到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解决城镇化“钱从哪儿来”的问题，要建立多元化的改革成本分担机制和市场化的投融资机制。

“地”集约使用和土地改革中使农民利益最大化是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保障农民在土地改革中的权利，要让他们能够不放弃承包权，用好抵押权，能够用土地换股权，实现使用权的有序流转。

“房”是进城人口住有所居的关键。解决住房问题则要建立覆盖不同收入群体的多元化城镇住房供给体系，使进城人口实现安居梦想。

城镇化为民间资本带来无限商机。我们强调新型城镇化是一个改革命题，并不是说新型城镇化不需要投资。与之相反，新型城镇化会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面对投资需求，应该实行“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城镇化模式，着力扩大民间投资而非政府大规模公共投资。民间资本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应该大有所为，其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一是服务业大发展。城镇化会带来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推动居民服务需求升级和规模的扩大，服务业发展还有很大空间。二是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的发展将带来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民间资本在其中的参与程度会不断提升。例如北京计划引进社会资本1300亿元参与市政建设，占总投资近40%。三是公共服务业发展。李克强新政中提出来，政府可以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体制创新。四是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民间资本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参与城镇化过程中保障房、商品房、租房市场的建设，参与城市商业地产的开发，为进入城镇的转移人口和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居住条件。五是智慧城市建设。民间资本参与有利于解决智慧城市建设中新兴产业的融资难题并提高投资效率。六是发展民营科技企业推动城市产业升级。民间资本以民营科技企业为载体投资实业，有利于我国城市产业机构升级和经济转型。七是转移人口创业。民间资本可以通过设立草根金融机构解决转移创业的融资问题，可以通过提供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等相关服务提升转移人口创业能力，还可以为转移人口创业提供法律、税收、咨询等相关服务。八是农业现代化发展。农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是城镇化的前提条件，也是民间资本的可以施展的广阔天地。

2、在推动城镇化进程的过程中，李克强总理将治理城市污染列为很重要的一项，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现在也在大力治污，那么您认为治理城市污染的重点有哪些？这是否与中国的工业化步伐相矛盾？大力发展新能源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又该如何有效防止产能过剩？

辜胜阻：长期以来我国“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的“五低”发展模式，导致了“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高污染”的“四高”代价。治理城市污染需要向绿色发展转型，实现绿色城镇化。一要反思城市功能和优质资源高度集聚和集中的弊端，优化城市结构体系，走均衡城镇化之路；二要保障居民呼吸和饮水安全，要着力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过于粗放的问题，加快形成支撑绿色城镇化的产业基础；三要建立更加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健全环境监督体系，依法推进城镇化走绿色发展之路；四要激励企业主动减排治污，鼓励低碳环保的生产方式，用市场机制推进城镇化的绿色发展；五要提高公民环境保护的意识，提倡绿色消费模式，引导市民广泛参与城镇化的绿色发展。

城镇污染治理工作势必会提高火电、石油炼制、有机化工、钢铁、有色金属、水泥、建材等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的环境准入门槛。但治理城市污染将为中国工业化转型提供重大机遇。推进城镇化绿色转型、走内涵的城镇化道路有利于推行现有企业群集约化和燃料清洁化发展，有利于完善绿色生产技术指标体系和产品标准体系，倒逼企业加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加快淘汰产能效率低、优化升级难度大的企业，从而实现产业的低碳化、交通的清洁化、建筑的节能化、污染物的减量化。

经济发展和能源供给紧密联系在一起，大力推进城镇化需要足够的能源支撑。当前环境问题催生了新能源产业，发展新能源产业是大势所趋。如欧美一些地区已经取消了煤电，全部采用可再生能源替代。但发展新能源产业应避免一哄而起，防止大规模举债扩张以及地方政府和银行的过度追捧。

3、可以预期，改革红利即将显现，以小微企业为例，日前，国务院出台关于公司注册的相关改革制度，这凸显了国家对于小微企业扶持的重视程度，有人说此举是政府放权向服务型转变的趋势，那么您认为对于小微企业而言，未来还会有哪些利好政策出台？中小微企业又将如何面对这些机遇与挑战？

辜胜阻：当前，民营小微企业仍然面临融资贵、用工难、成本高、税负重、利润薄五种生存困境，需要努力去解决。一是十分严峻的“融资贵”。大量小微企业在资金短缺困境下，因资产抵押品不足、经营状况不稳定等原因，难以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全国工商联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90%以上的小微企业未曾从金融机构获得过贷款。大量难以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贷款的小微企业求助于民间借贷时面临高利率问题。一些地方，民间借贷的平均利率在30%左右。二是更加突出的“用工荒”。随着我国人口结构不断发生改变，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总量减少，用工短缺逐渐趋于常态化和普遍化。三是全面进入“高成本”时代。受劳动力、资金、土地、原材料、资源环境等成本因素影响，企业生产成本快速上升，正全面进入“高成本时代”。四是难以承受的“高税负”。小企业需要缴纳包括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流转税附加、印花税、契税等二十多种税项。一些企业主反映，如果把各种隐性、显性的税加在一起，企业的平均税负在40%以上。五是企业利润“比刀片还薄”。市场的两极分化使实体型企业成本不断上升，利润越来越薄。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要保证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三个平等”为核心内容的公平竞争理论。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国务院相关部门也在积极出台政策为民营中小微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如提出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能源开发、公用事业、服务业等领域放宽市场准入，引导民间资本参与这些行业的市场竞争；对部分小微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继续扩大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范围；大幅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政府行政审批事项；积极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等，对于改善小微企业生存环境，促进小微企业成长具有积极意义。一些我们长期呼吁和建议的改革举措有了回应。比如，对小微企业减税免税使其轻装上阵，我们呼吁了8年，现在终于兑现了；鼓励民间资本发展民营银行我呼吁了10多年，今年也看见了积极进展。最新出台的对小微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的政策，将惠及600万户小微企业。

李克强总理最近指出，简政放权成为深化改革的“马前卒”和宏观调控的“当头炮”。目前中国政府已取消和下放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改革已经初见成效。今年以来全国各类企业登记数比去年同期增长25%，其中民营个体企业增长37%，带动了民间投资以23%左右的速度增长。

我认为，缓解小微企业生存困境，政府需要进一步提高减税减费力度，减轻企业负担；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有效缓解小微企业生存困境；要营造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良好环境，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一要进一步加大财税支持，减轻企业税负，让实体型企业轻装上阵。首先，要大规模减轻小微企业税负，提高小微企业应对高成本的能力。其次，将结构性减税与税制改革相结合。第三，要规范政府收税、收费行为，清理行政性收费，切实减轻企业缴费负担。第四，要完善纳税服务，优化税收环境，降低企业纳税成本和“隐形负担”。

二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缓解小微企业融资困境。一方面，要大力促进民间资本发展草根金融，建立与企业构成相匹配的“门当户对”的多层次金融体系，让“草根金融”服务“草根经济”。另一方面，要加快建设和改进投融资公共服务平台，为小微企业提供集约化、共享式服务，提高金融服务效率，降低融资成本。

三要营造鼓励企业创新的发展环境，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首先，要营造“实业能致富，创新致大富”的环境，做强实体经济；其次，要培育“宽容失败、鼓励冒险、兼容并包、宽松创业”的创新创业文化，让创业创新的活力竞相迸发；第三，要推动合作创新和发展平台经济，构建创新联盟，走出创新“自闭症”；第四，要实现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双轮”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