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更深更强的改革

2013年11月11日 02:53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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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流日夜，改革卅五年。35年前的初冬，1978年12月18日-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中国改革的起点和国家的历史转折点。最初十几年的改革循着增量式的路径，以农村改革为主要动力，巨大地改变了国家面貌。尽管，改革也曾出现过一些徘徊和低潮，但1994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对改革进行了新的规划和突破，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激活了另一轮成效巨大的改革，逐渐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进入本世纪以来，一些利益集团形成并固化，因此，我们需要更深更强的改革。

自从去年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呼声不断高涨，新一届领导人顺应民意，在很多方面都将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结合。这也正是人们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期待所在。改革30多年来成绩显著，国力大增，但目前主要改革成效还是集中于阻力较小的浅水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外部环境恶化、老龄化风险、资源生态压力等，已令改革必须进入深水区。增量式改革的动力已经渐渐消减，便于采摘的“低垂之果”已经不多，未来必须动存量，触动一些固化的利益格局，更深层次地动员民众潜力来应对新的挑战。

现在，中国内外问题纷繁复杂，只靠在挑战出现时应付已经不合时宜，改革应该打一个提前量，用更深入的改革来建立一个更具危机应对能力的基础性制度。迫在眉睫的是，需要从系统论的高度来看待改革，要认识到各个领域的改革彼此环环相扣，互为条件，互为保障，如财税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密切相关，房地产调控与土地制度改革密切相关，养老改革与人口政策密切相关，而千头万绪归结起来，又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职能的转变。现在只靠各个部门和领域内部来推进改革，受制度大环境的制约，那些本意良好的改革措施可能效果不佳。这时就要发挥中央高屋建瓴的作用，推出统一的顶层设计和规划，齐头并进地推进全方位的改革。

在中央确定顶层设计和改革的大方向后，对于作为改革具体推进和执行者的各个部门和地方政府来说，应解决它们执行积极性不足的问题，并发挥它们的主动性来充实完善改革。一方面要提升中央集中决策的权威与效率，确保令行禁止，但与此同时也要承认改革的本质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博弈，部门和地方并非提线木偶而是也有利益诉求，应通过灵活动态的方式推进改革。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也是一个民间力量与公共空间不断扩大的过程，未来的改革则更需要向民间借力，开门搞改革，信息公开，让民众能够积极有效地参与，从而更广泛地分配改革红利，实现包容性增长，同时更公平地分配改革成本，而不是让大众来承担主要改革痛苦，从而使经济增长真正转化为国民福利的提升。

35年前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今天国家拥有着巨大的财力和资源，公众理性水平也在大步提升，已经具备大幅加快改革步伐的条件。改革不仅取决于制度设计，也取决于某种不可言说的“动物精神”，因而政府需要为改革立信，敢于触动既得利益，敢于严厉打击腐败，取信于民，让大众重新燃起改革热情，减少悲观和彷徨。要实现更美好的未来，就需要推动改革的魄力与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