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中国土地市场是伪市场 造成分配不公根本原因

2013年11月13日 11:35
来源：投资时报 作者：马国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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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如何构筑2.0版的市场经济体制

过去20年的市场经济可以称为1.0版的市场经济。如今我们则要努力消除旧体制所留下的遗产，建立2.0版的市场经济体系。我们期待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但是，改革从来不是一次愉快的郊游，而是一场艰苦的长征。我们将付出怎样的努力，才能保证新一轮构建2.0版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得成功？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亟待升级，新一轮改革的核心任务，就是消除目前存在的体制弊端，构筑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采访｜ 特约记者马国川

市场的灵魂在于自由竞争

投资时报：自从去年年底中共十八大重启改革议程以来，社会各界都在热议改革。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人们对于新一轮改革也充满期待。但是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到底要抓住什么主线，人们却存在很大争议。在你看来，新一轮改革的主线应该是什么？

吴敬琏：由于过去一些年里改革迟滞，积累起来的问题非常多，所以需要进行的改革也千头万绪，任务重重。其中核心的课题，就是构筑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1994年开启的上一轮改革极大地推动了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到20世纪末，中国终于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框架，但这是一些命令经济旧体制遗产仍然严重存在的所谓“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市场体制并不完善。针对这种情况，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经济发展仍然存在许多“体制性障碍”，要求进一步推进改革，以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遗憾的是，这个决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命令经济的许多遗产迟迟未能得到消除，有时各级政府甚至取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了主导的作用。

过去20年的市场经济可以称为1.0版市场经济。如今我们则要建立2.0版的市场经济体系，努力消除旧体制所留下的遗产。

投资时报：也就是说，1.0版的市场经济是有一种缺陷的体系。那么它的缺陷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吴敬琏：主要表现为三大问题：一是市场割据。由于普遍存在的“条(部门)块(地方)分割”，对市场“切块、切条、切丝、切末”，没有形成对一切市场主体开放的统一市场。二是缺乏竞争性。许多领域存在由国家权力保护的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而反垄断法和执法机构对付行政垄断软弱无力，不能保证建立在规则(法治)基础上的竞争。三是各类市场的发展参差不齐，商品市场发展也许还可以说差强人意，要素市场就发育程度低下、秩序混乱。

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中国的市场制度还不能够称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市场制度。在上面讲的三大问题中，核心问题是市场缺乏竞争性。自由竞争是市场制度的灵魂。正像诺贝尔奖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1988年访问中国时在致中国领导人的备忘录中所说：“真正需要的是自由的私人市场，在这里，自由的含义是对国内外的竞争开放。”

投资时报：但是在有些人士看来，目前中国的市场已经实现了竞争，甚至有些过头了，才导致了腐败等许多乱象，所以政府应该加强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驾驭市场”。

吴敬琏：这种说法是对市场经济的错误理解。并不是商品可以在市场上买卖，就可以称为“市场经济”了。市场交易的本质，是自主和自由的交换。市场制度的功能，是通过市场的自由竞争形成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信号，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形成兼容的激励机制。因此，市场制度的灵魂在于自由竞争。

已故的约翰·麦克米兰教授在他的力作《市场演进的故事》一书里说得一针见血，“任何在权力之下的交易，比如，一方管辖着另一方，或者双方都受另一个更高权力机构管辖时，所发生的交易都将是其他形式的交易，而绝不是‘市场交易’”。

1994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实现的。但是有些人士认为，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党政领导的驾驭之下的市场制度，一切不好的现象都是因为市场化造成的，需要加强政府的管控。这些思想认识，再加上现实利益的驱动，导致近些年来政府不断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使权力而不是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

投资时报：只是一种貌似市场的伪市场。

吴敬琏：对。中国的土地征购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伪市场”。它被各级政府高度管制，没有竞争，成为腐败的沃土。各级政府在配置土地、资金等资源方面拥有过大的权力，对政府活动边界又往往不够明确，这样就使官员掌握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和寻租机会，这是产生权钱交易、分配不公等社会不公平的根本原因。所以我认为，没有竞争的市场比没有市场还可怕。

事实上，一些党政领导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中共十七大报告要求，“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中共十八大报告也强调，“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投资时报：虽然文件里有这样的规定，但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完全实现。

吴敬琏：当前我国经济体制的最主要缺陷，在于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和深度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干预和国有大企业的行政垄断，压制了独立自主的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技术创新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使市场难于发挥其有效配置资源和建立兼容激励机制的作用，同时也导致寻租盛行、腐败猖獗。

所以在我看来，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亟待升级。新一轮改革的核心任务，就是正对目前存在的体制弊端，构筑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也就是所谓的2.0版市场经济体系。

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投资时报：构筑竞争性的市场体系，需要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吴敬琏：要建设竞争性市场体系，需要推进一系列的改革：

一，明晰市场体系的产权制度基础，确保不同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利得到平等保护；二，放开各类商品价格和包括利率、汇率在内的要素价格，使市场能够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的作用；三，清理修订现行法律法规，在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实行“法无禁止即自由进入”的原则，保证不同所有制企业能够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四，完善反垄断立法，严格执法，消除目前广泛存在的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五，按照“市场能办的放给市场，社会能办的交给社会”的原则，划分政府职能边界；六，确保司法独立，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克服司法地方化的倾向；七，市场监管实行“宽进严管”的方针，由事前监管为主转向以事后监管为主，实质性审批转向合规性监管。

投资时报：你提到的这些方面，几乎每一条都与政府自身有关。

吴敬琏：是的，这是因为目前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下一步改革必须要划清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必须把直接控制经济的全能型政府改造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型政府，并将各级党政机关和官员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既然改革的焦点在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核心的问题是政府自身的改革。由于这一改革将会触动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和利益，它就不可避免地面临很大的阻力和障碍。这样，改革要取得突破，就不但需要领导人具有远大的目光和很高的政治智慧，还需要大众的积极参与和监督。只有这样，才能打破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和干扰，推进从所谓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

投资时报：既然目前的问题是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是否可以说，政府自身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小政府”呢？

吴敬琏：我不太同意“小政府”的说法。在我看来，政府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所谓有限政府，是和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无限政府)相反的政府形态。从经济方面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范围是有限的，它所掌握的资源限于与公共物品的提供有关的资源，而不能任意扩张。稀缺资源的基本配置者的角色应当由市场去担当。所谓有效政府，则是政府应当在纳税人的监督之下，改善政府的管理，杜绝贪污和浪费，做到低成本、高效率地为公众提供服务。

一个好的政府，就是一个既能谨守自己的职责、又能为民众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政府。

投资时报：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显然并非易事。从当前看，政府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哪些问题？

吴敬琏：第一，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政府签署的《世界人权公约》对人的基本权利有明确的规定。人民群众的这些基本权利，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人身权利以及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必须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受任何侵犯。公民对政府公务活动的知情权，也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各级政府必须支持而不是限制公民行使《宪法》赋予自己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项基本职责。

第二，政府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实现依法行政。必须在削减各级政府支配经济资源权力的同时，切实保证所有政府官员在执行自己的职能时严格遵宪守法，防止他们以国家的名义侵犯公民的基本权益。近年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限制政府行政权力的法律法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证这些法律法规得到切实的执行。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应该严格遵守《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员必须“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法规”。

第三，培育公民社会，提升社会的自组织能力。现代社会利益多元，社会活动五彩缤纷，公共事务不能仅仅靠党政机关和行政官员来处理，还要发展民间社会组织，广泛实行各种社群的自治。

投资时报：当前中国社会的许多社会矛盾都和这三个问题有关，尤其是和法治的缺失有密切关系。

吴敬琏：所以，政府改革最需要优先考虑的是加快法治建设。这又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在全体人民中尤其是在党政干部中树立法治观念；二是按照宪法所体现的公认正义来制定法律和修订法律；三是独立审判，公正执法。其中第三项是目前法治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必须下决心补上这一课。

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

投资时报：你认为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但是一些人仍然认为“强政府”是中国成功的奥秘所在。虽然中央高层一再强调要着重实现发展转型和结构优化，但是我们往往习惯于以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而且动辄就是亿万级的投资。尽管政府也希望引导民营企业进入更多领域，可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汲取过去的教训，心存顾虑，并不热心。

吴敬琏：这种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正是我所担心的。长期以来，中国实行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尽管取得了高速增长，但是也引发了资源枯竭、环境破坏、投资过度、消费不足、货币超发等等种种恶果。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政府出台了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的救市措施，把GDP增长率一度拉升到8%以上。但一年以后，GDP增长率就开始了连续5个季度的下降。2012年5月，政府再次要求加大投资的力度。有的地方依靠政府这架“发动机”和超过本地GDP100%的投资，把GDP增长率拉升到两位数。但是从整体来说，这次刺激政策的拉升作用微不足道，而且只维持了不到一个季度，从2013年第一季度起增长率又再次下降。显然，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经济学所谓“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明显地表现出来。

投资时报：最近几年，代表效率改善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标出现了恶化的态势，国民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也因此出现明显的下降。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研究，中国1979年至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达到3.72%，而2008年至2012年则下降到2.21%。这就意味着如果不实施强刺激政策用货币超发或寅吃卯粮的办法强行拉升增速，增长率就会下降，从而使许多原来前些年被GDP高增长所掩盖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显露出来。

吴敬琏：可是如果继续采取不顾后果的短期政策进行刺激，无异于饮鸩止渴，只能是在盲目扩张和刹车调整之间打转，最后引发系统性风险。长期高速增长所掩盖的社会矛盾暴露出来，造成严重的后果。

改革需要一个宽松稳定的宏观环境，要力避出现系统性风险。1980年代后期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是由于宏观环境不稳定，导致改革受挫，而且引发了政治风波。前车之鉴，不可不察。不过，尽管需要根据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运用短期政策努力稳住宏观经济，但是千万不能重复过去的老路，继续通过大量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给改革措施出台造成障碍。

投资时报：你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依靠海量投资拉动GDP增长已经导致国家资产负债表状况恶化。事实上，随着资产负债率的日益攀升，温州、苏南等地相继出现了“跑路”事件，今年6月份的“钱荒”也给人们发出了预警信号。

吴敬琏：这种状况若不改变，受到一种外来的冲击或者是内部的某种冲击的时候，就可能爆发系统性的危机，必须防患于未然。

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1)制止目前仍方兴未艾的盲目“造城”等投资冲动；(2)动用国有资本存量，偿还社保、公租房等方面的或有债务；(3)对铁道等负债率过高或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债务重组，出售部分资产偿还债务；(4)实施银行资产证券化、减持国有股或整体出售国有企业、处理“晒太阳”的开发区地产等措施盘活某些已经处于“僵死状态”的资产存量；(5)在摸清地方政府债务底数的基础上，采取措施化解风险；等等。

总之，应当努力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同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为改革营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

投资时报：改革不但需要良好的经济环境，也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现在人们一方面对改革寄予厚望，另一方面也有某种担心。因为改革会涉及到权力寻租的特殊既得利益，政府能否有“壮士断腕”的勇气，人们都在观望。

吴敬琏：就像商鞅变法“徙木立信”一样，改革也要通过具体行动来塑造公信力。当前迫切需要严厉打击贪腐分子，赢得民众的信任。这些拥有特殊既得利益的贪腐分子必然会采取各种办法设置障碍，阻碍市场化、法治化改革的推进。所以，打击贪腐不但可以赢得民心，而且可以预先消除这些人对于改革的阻碍。

总而言之，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以后，一定要群策群力，克服阻力，保证新一轮构建2.0版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得成功。这对于保障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持续发展，对于实现富裕、民主、文明、和谐中国的伟大目标，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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