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对“国退民进”不能期望过高

2013年11月13日 11:44
来源：正和岛作者：陈炜

人参与条评论

10月27日，在《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北京读者见面会后，和吴晓波就三中全会、中国改革等话题进行了探讨，本文根据吴晓波当日谈话整理。

有人预计，三中全会后出现新一波“国退民进”热潮，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回顾改革开放这35年的历史，很少看到政府通过有步骤的方式主动来推动市场。所有的市场化改革，都是意外和被动的结果。要么就是在一个经济极度萎缩的情况下，政府被动放权，比如1978年的包产到户、放权让利以及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在当时，都是由于国民经济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政府才被动开放的；要么就是在产业变革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壁垒的松动。比如说微信对电信企业的冲击，互联网金融的产生等。但是现在国民经济还没有到这个时间点，所以包括民营企业家阶层，都不要有太大的期望。而且这中间还有一个博弈的过程。

中国自古是一个古典型的市场经济，但是用布罗代尔的话说，是“只有底层、没有顶层的市场经济”，国企占据资源领域，民企待在产业中下游，这种格局有顽固的利益链和意识形态支撑，其改变也将会是渐进式的和艰难的。政府原来采取的方式是，用城墙把资源围起来，但现在发现资源却转移了，有人挖了一个地道将资源一点点、慢慢地转移出去了。那这时，就得看它对这个地道的容忍度。比如说对余额宝的容忍度，一开始容忍了几个月，结果现在变成500亿了，变成中国最大的私募基金了，对此它该怎么办？所以，所有的对垄断的冲击性行动，一要掌握“时间窗口”，二要快速，三要有当牺牲者的勇气。

中国的改革，不可能不搞顶层设计。1980年代虽然是民间开放，中央政府是有顶层设计的，虽然还没有一整套的方案，但是几个槛儿都卡在对的点上了。比如说联产承包责任制，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坚持，安徽经验不进行推广的话，哪儿有今天？它根本就是关于农村改革和土地问题的一个顶层设计。还有东南沿海的特区开放问题、对整个80年代货币估价的管控问题、全国国有企业的试点改革问题，虽然都没有一揽子的方案，但是它们一定是从顶层来考虑这些问题的。我觉得未来改革首先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先改，然后再推动民间改革。在这个意义上，财税体制改革才是未来改革的“重中之重”，可惜，高层似乎想绕过它。改革的主导权或者说选择的主导权，永远不会掌握在经济学家手上，还是会掌握在政治家手上、掌握在政府手上，所以政府一定要认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

中国迄今有陷入历史的闭环逻辑的危险，不过也有新的力量在进行抵抗，我觉得互联网、非政府组织、企业家和自由知识分子就是四股新生力量。如果这四股力量在未来能够形成妥协，交叉博弈，间歇性地往前走，中国经济变革的既有路径有可能发生“基因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