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中国领导人将很快在经济改革中昭示雄心

2013年11月13日 13:58
来源：凤凰财经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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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财经综合 经济学人刊文，为了维持全球最大国的运作，做出一些牺牲是必不可少的。而对于中共中央委员会的376名中央委员以及中央候补委员来说，就是牺牲一个偶尔可以忙里偷闲的周末时光了。他们将于11月9日周六至下周二聚集于北京，召开旨在奠定新一届领导班子在当前局势下的经济改革政策机会的“三中全会”，这已是自习近平成为领导人近一年以来的第三次全体会议。过去的几届会议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格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通过并实施了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决议，由此奠定了邓小平为全党领导核心的地位；199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淘汰经济亏损的国有企业（SOEs）时代。

如果说是过去几年的繁荣发展为这次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增添动力的话，现阶段的经济形势则表明了国家对这项改革的迫切需要。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幅持低于8%的严重低迷走势，如若没有进一步的经济刺激甚至会出现更低水平。，缘于中国致力于缩小与世界其他国家科技水平的差距以及其不断减少的工龄人口数，造成经济增长速度步伐放缓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趋势。然而，另外两个宏观经济问题正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广泛关注——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性支出的回报率正逐步降低，与此同时，国内信贷增幅迅速赶超国内生产总值增幅，该情况表明国民正以借贷的方式来购买一些尤其是诸如土地及财产的固定资产，定价越高，越是炙手可热。

未来习近平主席能否应付得了这一局面呢？就目前来看他并没有让民众失望。作为新中国早期革命领导人之子，他对于权力的应用似乎比十年前主持召开了一场并不尽如人意的三中全会的上一任领导人——胡锦涛更为得心应手。习近平在当选之初至现在，通过免除一些主席继任时的铺张陈规，已经形成了极具鲜明个人特色的国家领导人风格。当然他这么做也可能是与其他身居高位的人一样，有权利废除这些前几任国家主席所设立的制度。

出于对经济改革的极大兴趣，习近平不断介入李克强总理所负责的经济事务之中，然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乔虹（Helen Qiao）却指出，这种情况绝非首次出现，在1993年至2003年间，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也同样为国家经济所累。实际上，对于国家将发展来说，主席和总理在改革问题上观点一致属实是一个好兆头。而习近平在对国家经济事务进行一定的掌控的原因更大程度上是为了支持自己的总理，而不是让总理置身事外。

现如今中国政府中不乏大批改革人士。以周小川为例，他曾在江泽民执政期间协助清理整顿中国银行业，今年已是他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第十年。处于该职位的周小川可以对整个中国市场的利率、汇率以及资本流动的自由化进行统筹监管。现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也同样是一位经济方面的技术专家，此前任中国投资责任有限公司董事长，掌管（资金达4100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他曾在江泽民执政期间为中央政府召回了更大比例份额的国家财政收入，而现如今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他可能要重新审视国家财政结算，并将更大份额的国家财政收入分配给地方政府。不仅如此，王岐山作为反腐败工作的总负责人、一位意志坚定却没有任何经济背景的金融专家，对于那些屈服于腐败势力、阻碍国家进步的国有企业经营者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威慑。

习近平在本次三中全会上提出的改革路线图是花费数月制作修订的，它采纳了中国各部委、官方研究机构更为广泛的网络数据以及智囊团的意见与建议。为了整合这些数据信息，习近平还任命思维缜密且极具改革意识的刘鹤作为政治顾问。刘鹤曾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进修学习，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专家李成一度将他与获得非凡学术成就的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经济幕僚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相比较。事实上，作为一名技术型官员，刘鹤本是无权在其中加入自己的想法的，但是在任命他之后，习近平明确表示支持他的一些想法。

刘鹤曾任职于为中国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去年由他参与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联合发布的研究报告——《2030年的中国》详细阐明了未来20年中国改革的要求与方向。而最近中国媒体都在蜂拥报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出的另一项同样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即“383改革方案”，包含三位一体的改革思路（其重点在于“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八个重点改革领域（包括大幅度实质性减少行政审批、打破垄断、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降低金融行业准入门槛、启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创新发展以及引入外部投资者）和实现这些目标的三大战略方针。

“383改革方案”表明，中国政府拥有本国内部贸易自由化的倡导者，而不再是单纯由外部人士（更不要说外国人）来主导国内全面经济改革方案了。尽管如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仍有权无视政府可行性要求来制定方案，但是刘鹤却没有这样做。他目前的制定的方案将会协同“383改革方案”要求国家与市场共同发展，但在“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中究竟有多少会被编入全会议程尚不明确。

可以预期的是，中共中央委员会会支持政府削减繁文缛节的这一举措，同时也将会在投入更多养老金、医疗保险体系以及经济适用房问题上作出承诺，也可能会相应提高自然资源税收以及进一步开放电力价格。但是却不太可能将那些亟需整改的总资金分配不当的财政及国有企业进行改革。

按照日本瑞穗银行沈建光的说法，财政改革困难重重，因为它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重新厘定收入与责任的界限。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远远超出了其财政收入（见表二），且开支也经常出现浪费现象。地方政府争相推动工业建设而忽视对公共设施投入。

两个问题都能通过按财产市场价值来征收的年税来缓解。这将会给政府带来稳定的收入来源，帮助缩短收入和支出的差距。它还鼓励地方政府投资公共财产，如净化空气或者安装质量更高的排水道，这提高了财产价值，从而增加课税基数。尽管理论上听起来不错，尤其是征税这一块，但是实施起来有难度，这里面包括建立新式注册所有权的需要和计算财产价值的可靠性。能否克服这些困难，是对习近平改革凭信的一大考验。

国有企业是耗费投资的另一大源泉。1993年的大会之后，上千家亏损的国有企业被出售，废弃或兼并，导致四千万人下岗。但近年来，国有企业的衰退进入停滞状态。就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都无法接受国有企业完全私有化现象，他们出台的383计划被看是一个具有潜力的典范，是新加坡国有控股公司淡马锡的翻版。如果长期投资公司，寻求其所控股份价值的最大化，将会使国家陷入重病。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肖更呼吁政府手中的国企股份应转给国家社会保险基金，该基金用来弥补中国养老金的不足。

上世纪九十年代关门的国有企业简直是国库资金流失的排水管。然而，很多现存的国有企业，尤其是由中央政府管辖的国有企业，正在盈利。这为政府的筛选带来困难：他们是神圣的，因为他们是摇钱树。

然而，不幸的是国有企业的这位名义拥有者并没能赚很多。国有企业支付的股息很少，他们所支付的钱不归财政部所有，而是由负责监管他们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收走。然后又在委员会的监管下将这些钱转回国企运作。因此，习近平的另一项考验是股息分配方针。如果他能要求国企支付更高额的股息，并把这些钱存进国库而非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那么他就算是通过考验了。

由于中国在改进国企和地方公共财政上面临困难，崭露头角的改革者们会尽其所能，勇往直前，希望通过折中的方式来增长势头，完成任务。在一些情况下，这一战略可能有效。例如，在允许影子银行扩张上，中国的自由储户已经向违规利率施加压力。在正规银行提高储蓄利率之前，他们的客户会流向监管体系更宽松、为客户提供更高收益率的银行。

但是，苏格兰皇家银行的高路易斯称这一“扭曲改革”同样面临潜在威胁，比如，假如中国在不取消国有企业的任何特权之前放开利率和资本流动，那么其金融将畅通无阻的流向已经占据份额比应得份额还多的公司。甚至能够承担价格风险和自由设定利率的商业贷款人将更热衷于借钱给控制他们市场的大公司，等他们陷入困境的时候，再指望政府。

中国领导人很看重渐进主义。1978年意义深远的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未来的数月和数年里改变了国家经济增量。但是渐进主义不等于偷懒。距离上次大改革已经很多年了。如果中国领导人把改革势头再推迟个五年十年，那带来的后果就不是短时间内能修复好的。

（编译/尤熠&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