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呼唤审判独立性 60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

2013年11月14日 00:19
来源：华夏时报作者：马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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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马广志北京报道

9月16日，在太原市中院的庭审现场，复旦大学在读博士孟建伟发现了两份由事发当地政府发给两级法院、请求“慎重量刑”的公函。

事件起源于2010年10月30日，太原市晋源区古寨村发生一起违法强拆事件，孟建伟之父被强拆者棒击致死。事发后，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武瑞军等17人获刑，被告人不服上诉，依山西省高院裁定，此案事隔三年后由太原市中院重审。

“两份公函，清楚说明行政与司法的关系……”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表示，30年来，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国的立法工作、司法改革和法治政府建设都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是，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逐步推进，现行的司法体制与制度的一些弊端也日益显现出来。

回溯司法体制改革，改革开放初期就已开始试水。粉碎“四人帮”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特别是“文革”十年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的司法体制迫切需要重建和改革。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法律和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

会议之后，仅在1979年一年之内就通过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7部极为重要的法律。而更令人鼓舞的则是著名的中央64号文件的出台。这份名为《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的文件对具体实施司法法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法治”一词第一次被写进了党的文件，司法改革也在实务层面展开。

最初的改革发韧于审判方式的改革。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最高法院颁布了以审判方式为改革主导的一系列改革，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公正、高效、权威”，庭审模式开始由以法官为主的纠问式转向以控辩双方平等的对抗式，审判公开受到重视。其中将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院最为人所称道，推进了法官的职业化与专业化。

1992年春的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掀起了新一轮思想解放的热潮，司法改革也被进一步推进。但是，此时的改革基本上还停留在推行公开开庭、注重审判工作监督、着重调解、强化申诉信访工作等工作层面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1997年10月，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任务，并且强调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为司法改革注入了更强大的动力。

此后，从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作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战略决策到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作出的“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迈向深入，获得稳步推进。

200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中央政法委《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新一轮司法改革由此展开。这一轮司法改革包括推进司法公开、促进裁判统一等60余项任务。

60项改革任务，2009年完成17项，2010年基本完成30项，到党的十八大前60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

“客观而论，这一轮司法改革措施有一些力度相当大。例如，案例指导制推行、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铁路公检法系统转制、强化司法公开、执行体制及工作机制改革、刑事证据规则出台、量刑规范化改革等。”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表示。

但是，这些改革措施绝大部分还只是司法工作机制的调整，甚至只是工作方法的改变，未触及司法体制的行政化、地方化、官僚化、政治化等根本性弊端。某些方面的改革出现了倒退，比如，律师管制的过度严厉对业已困难重重的律师执业产生了消极影响，建立司法巡查制度、规范上下级法院关系强化了司法的行政化等固有弊端，尤其是司法的独立性遭受到更大的损害。

司法腐败也成为这时期司法改革的隐患。2009年，原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落马，他是1949年以来因涉嫌贪腐被判刑的级别最高的司法官员。

2012年10月，中国政府首次就司法改革问题发布《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提出了“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独立行使检察权，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体制”的改革目标。

徐昕认为，多年以来，司法改革主要体现为一种技术性改革，细小琐碎。然而，司法改革决不应限于琐碎的局部改良，二十多年司法改革的实践表明，司法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司法改革要突破当前的种种困境，亟须顶层设计，以凝聚体制内外的改革动力，让民众重拾信心，让改革走出困局，让司法迈向公正。”

司法改革的关键是确保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是司法实现公正的必要条件，是法治的基本准则，是常识，是底线，不可回避，不可再退。

徐昕说：“作为新一轮改革的起点，我希望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能提出新的司法体制改革方案。但需要注意的是，实质性司法改革，都不可能再脱离政改单独推进。毕竟，法治改革是最容易达成共识、成本最低、最安全、风险最小、最能避免动荡的政改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