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宏观调控不能取代改革

2013年11月14日 00:38
来源：华夏时报

人参与条评论

我们决不能把已经取得的成果看成是我们的目标模式。离目标模式还有距离呢，而且距离还不小，因为这是“阶段性成果”。如果不继续改革，接下来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改。领导人必须懂得这一点，拖延改革是替改革增加困难。我们不能把“阶段性成果”当做我们的“目标模式”。

改革已经进行到攻坚阶段。“摸着石头过河”这一形象化的比喻，在20世纪80-90年代是适用的，因为体制转型和发展转型的叠加，没有前例可援，我们必须在探索中前进。但改革在现阶段已经步入了深水区。水深了，俯着身子摸不着石头了，怎么继续前进？假定河底的石头分布不均匀，摸着摸着，又摸回来了，又该怎么办？所以一定要通盘考虑，统筹安排。改革领导者要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要有战略家的眼光、胆识和魄力。这就是当前不少人正在谈论的顶层设计。试点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有些改革不能试点，比如价格改革、利率改革、汇率改革等，因为某个地区先试行通过资金的流动会影响全局。像这样的改革决策定了，就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重要的是要从整体上考虑，要有战略眼光。

宏观调控不能取代改革

中国经济在近几年中出现了一个现象，那便是宏观调控承担了超出其理应承担功能的责任，这造成了宏观调控依赖症，经济中出现通货膨胀、出现经济减速甚至房价上涨都依赖宏观调控，时间久了甚至出现“既然宏观调控这么有效，还要改革做什么”的声音。

但实际上经济和人一样，一个健康的人应该主要是由内在机制发挥作用，必要的时候可以打针吃药，但不能过度，经济的顺利发展也主要应该靠理顺内在机制，偶尔配以政府的宏观调控。改革的作用正是健全经济的内在机制，宏观调控只是作用于经济的外部力量，两者颠倒过来、过多地使用宏观调控就容易造成经济的大升大降、大起大落，一定程度上也延缓了改革的步伐。

中国经济双重转型的过程中，我们所遇到的许多难题决不是靠政府的宏观调控所能解决的。举一个例子：现在已经出现了“社会阶层凝固化”现象。跟改革开放初期相比，那时的大学毕业生的社会流通渠道是比较通畅的。无论是社会水平流动还是社会垂直流动，靠求职者个人的努力，往往可以找到比较适合的工作。到了现阶段，大学毕业生的社会水平流动，尤其是社会垂直流动越来越困难了。不能埋怨这是大学扩招所带来的结果。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每年有六七百万大学毕业生，算什么困难？不少单位一方面感到工作岗位人手不够，另一方面又感到人浮于事。这是为什么？这不是结构失调造成的又是什么原因？这种情况要通过结构调整和双重转型才能解决，仅靠宏观经济调控是解决不了结构调整问题的。

新农村改革的起点

是必须给农村土地以产权

中国当前亟须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且重点应放在初次分配(按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进行的分配)，而非二次分配(在初次分配基础上，通过税收、政策、法律等措施对各收入主体收入水平进行调节)。

对于初次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我有几点建议：首先，新农村改革的起点，是必须给农村土地以产权。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城市产权问题已基本理清，而在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祖传的房子没有房产证，在宅基地上自己盖的住房，哪怕盖得再高、再好，也没产权证，产权处于虚有状态。农村土地产权的不明晰，实际上导致了农村、城市初次分配不平等的现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阻碍了收入分配改革。

其次，劳动者和雇主必须有对等的地位。现在的情况是，不管打工者来自农村还是城市，他们通常以个体形式出现，相比较而言，雇佣他们的大企业就显得有些强势。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双方的谈判地位不对等，工资的多少也由强势的一方说了算，这也是初次分配的问题。西方国家是通过工会组织解决这个问题，但在中国，有谁看到过工会替农民工讨工资？所以，这个必须改。

其三，教育制度要改革。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城乡教育经费、资源分配等不均衡，这容易形成社会阶层的凝固化、职业的“世袭”，也就是说，农民工的儿子，甚至孙子都还是农民工。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初次分配同样会有问题。因此，我们要加大农村教育经费的投入，城里的学校也不要排斥农民工的孩子。

当然，二次分配也很重要。这一点，主要靠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进行调整。在西方国家，已经施行多年的福利政策强调，在初次分配有差距的时候，通过税收、补贴、福利待遇等方式，在二次分配阶段将差距缩小。但在中国，因为存在城乡两种户口，城市居民的很多福利农民工是享受不到的。也就是说，初次分配的差距，在二次分配中甚至再次扩大。要想弥补这一差距，重点应该放在加快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这是整个中国经济面临的升级问题，十分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