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体大会一：亚太格局下的中美关系(实录)

2013年11月19日 09:52
来源：凤凰财经

人参与条评论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演讲实录：

骆家辉：非常感谢芮成钢刚才的介绍，我很荣幸能够到这里来参加一年一度的财经会议，有机会开始讨论美中关系，这是当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首先，刚才大家听了比尔·克林顿总统的演讲，他的确对美国关系，以及中国经济的进步作出了贡献。像他刚刚所说，他一直热心支持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在2011年美中关系的签署使它得到正常的贸易关系，这个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铺平了道路。2011年他就加入了，而中国这34年以来惊人的转变在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大大的加快了中国这个惊人的转型和尼克松总统40年前访问中国有鲜明的对比。40年前，当时两国经济互相依存的成都是不可想象的。1972年尼克松总统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那时候美国的双边贸易还不到一亿美元，对对方的投资接近于零，只有非常少数的美国就业机会依赖于中国的贸易。现在大约有16亿美元的服务，每天来往于我们两国之间，美国除北美之外最大的贸易市场就是中国，而且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农产品(7.98, -0.06, -0.75%)首要的国外的目的地，有80万美国就业机会依赖生产一些销往中国的产品和服务，而2009到2012年我们对中国出口的货物增长率达到65%，还有上百万的中国的就业机会依赖于同美国的贸易，美国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其实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总额超过它对所有欧盟国家的总和。

所以，在我们两个国家的人民，他们从这种非常深的互相依存的经济一体化得到了很多的实惠。那么，由于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很多人就在这个地区一直在讨论，美国再平衡，或者向亚洲的转向，就像王先生问克林顿总统两次。很多在中国的人他们认为再平衡和转向的目的构造为了限制中国，限制他们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崛起。实际情况绝对不是这样，美国在这个地区已经有将近两个世纪一直是处于领导地位，我们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有助于维护稳定，促进所有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增长，有助于给更多人民带来更大的繁荣。亚太地区有40亿人民的人口住在那里，世界最大的四个经济体当中，三个也是亚太地区，而且有一些最关键的生态体系，加起来亚太地区占全球GDP的将近60%。所以，这个地区对应对我们当前面临的每一个国际上的挑战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不奇怪。奥巴马总统从他执政一开始，他把同亚洲地区的交往作为主要的策略之一，而且实际性的增加了我们的投资，包括外交、经济和战略方面在这个地区的投资。

为了这个目标我们正在使整个地区的各种关系，包括中国的关系注入新的活力。的确从执政以来，奥巴马总统已经和胡锦涛主席进行12之次会晤，而习主席党主席以来，奥巴马和他进行了两次会晤，12月初他还要再来进行访问，包括国务部、财务部、证监会主席还有国家安全顾问他们都来过中国。增加的交往也包括在双边军事交往方面，上个礼拜有一个解放军的团队和美国陆军参加了一个共同的人道主义救援的演习，每年我们邀请中国和美国海军参加第一次环太平洋的军演，所以不是限制中国，美国和我们共同合作来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来维护全球和平和稳定这样的一个中国。通过这个再平衡，我们希望促进一个稳定的安全环境，建立一个区域的经济秩序，一个公平的、开放的、透明的制度，而且我们寻求保护地区所有人民的普世权利和自由。美国同亚洲打交道的基础就是加强我们长期以来保持的同盟关系，同时和新兴强国建立一些新的伙伴关系。我们这个政策很重要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就是要努力同中国建立一个稳定的建设性的关系，这个关系会给整个地区，乃至全世界都带来好处。

当前美中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我们两个国家正在努力建立一种关系的新的模式，我们双方都避免一个新兴强国和历史强国之间的抗争的这个历史性的陷井。相反，我们正在努力来扩大我们务实合作的数量和增加它的质量，建立信任，建设性的管控我们的分歧，这不是一个游戏，不是美国赢，中国输的，正好是相反的，美国的成功同中国的成功是不可分的，奥巴马总统多次公开的和私下的表示过一个强的、繁荣的、和平的中国是符合美利坚合众国的根本利益。而且我刚才提到了很多高层的会议，在我们领导人之间，内阁成员之间，部长之间，还有我们90多个对话机制都有一些目标，就是要找到一些合作的机制，在利益一致的时候，在不一致的时候要处理好这些分歧。问题就是这个关系的新模式能不能给两国人民带来一些真正的实惠，一些具体的成果，光是宣布有一个新模式这是不够的，说到这些是很重要的一步。但是，采取的行动的实质内容和取得的真正的成果将是衡量这个新模式的真正的标准地我们希望这个新的模式来展示一些新的成果，在我们面临国际安全和和平挑战的时候，这就需要我们合作，领域之一就是可持续能源，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能源的最大消耗方和最大的碳排放方要解决能源安全问题，应对气候变化的话，我们必须要作为伙伴共同协作。光是中国或者美国要单独行动，这不可能解决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各种挑战。进而，中国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世界性的国家，而美国不是合作，所有这些都是白费的。如果美国能够大幅度的减少它的碳排放，找到一些新的技术，使得一些国家取得能源独立的话，减少碳排放的话，要是中国什么都不做，所有这些努力也都是浪费的。

这并不是夸张的，可以这么说，整个世界尤其是期待着中国和美国在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另外，我们还认为加强合作，来防止核武器的扩散，这应该成为我们一个新模式的观点，这是一个共同利益，这也应该促进更多的合作。而美国和中国另外的共同目标就是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我们两国间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进行的密切合作，希望近期内能够同伊朗达成一个突破，达成协议。中国领导人正在继续不断的使他们的社会现代化，重组他们经济进行再平衡，从过去不可维持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和低成本的出口和低工资的制造业，要转向更多以国内消费驱动的模式和创新的模式。我们同中国打交道的，每一个层次我们都是表示，我们认为从中国自身的经济目标来考虑，要采用一些有法律统制这种国际准则，包括军事财产，自由企业，开放市场和公平竞争是最符合它自身的利益，中国还应该放松对其境内的外国投资和商业活动的限制，尤其是在金融服务方面，还有消除国有企业所享受的一些特权，让它在公平的竞争场地上和国内外公司参加竞争。还要对中型小型企业的政策上的支持，对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些强有力的强制执行的军事产权会促进创新而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中国的领导人也认识到需要更多的创新型的经济，我们期待能够有更多的合作加强法制，促进一个更有独立性的透明的司法体制，还有增加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强制执行。中国惊人的发展和现代化这几十年以来是由于邓小平在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所进行的改革和开放，上个礼拜在中国的三中全会的时候，中国领导人重申了他们致力于进一步的改革和开放，使中国的经济更可持续性的让这个市场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宣布使我们受到鼓舞，包括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有利率改革，放松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还有一些农村土地改革等等。我们非常急切的等待能够听到更多的细节，有关怎么执行这些改革。

花一点时间谈谈人权，这是美国全球政策必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讨论这个问题，不管是同中国或者任何一个国家谈的时候，我们首先的一个前提就是所有人有权得到《世界人权宣言》的各项保护，这些是普世界标准，也包括法律的应有程序的确立，能够自由发言的机会，以自己选择的方式享受一个自由新闻媒体的好处。我们认为尊重人权的社会，满足人民期望的社会是更繁荣的，更成功的，更稳定的，增加开放性这个做法已经正在转型整个中国社会，就像世界各地一样，英特网已经提供一个平台，让上百万的中国公民能够让他们的声音听到，讲讲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些事情，而且给他们提供一些空前的机会，能够接触到他们的领导人。不光是知识财产，还是保护，所有的这些越来越多正在参与全国性的变化，目前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我说到这个开放性，因为我认为邓小平所开始的经济和文化的开放，已经促使中国成为更繁荣，更受到尊重，更成功的一个国家。我们希望这个开放的过程会继续下去，而且在各个方面还会加快，因为中国最近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在它释放它的人民全部的潜力，有可能实现一些伟大的成果。

奥巴马总统在和习主席6月份加利福尼亚技术联席会议的时候，他说一个繁荣的中国对美国是有好处的。这一次奥巴马总统没有能够去APEC会议，但是不要误解，因为我们的一些优先的事项，或者我们的活动，或者有一些别的事情有改变，因为那是因为国内有一些紧急事情要处理，但是这个根本没有没有说明我们减少对亚太地区的投入，或者改变我们要同中国发展新的关系的目标。的确，国务部长可能最近要到来，可能明天年初的时候，拜登副总统要到中国来，所以我们致力于亚太地区的投入，并且有坚定的决心，也包括我们要同中国的对话，会晤。一个繁荣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一个强有力的美国经济对中国有好处，一个强有力的美中关系对全世界是有利的。所以，世界面临的许多问题不可能由美国单独解决，或者中国单独来解决，气候变化，或者核武器的扩散，或者一些最可怕的治疗方法，这来自美国和中国共同的领导力，我们正在取得进展，但是还有大量的工作要我们做，非常感谢！

谈到中美经济领域的合作，骆家辉表示，中国领导人也认识到，需要更多创新型经济。我们期待能够有更多合作，加强法制，促进一个更独立、透明的司法体制，增加知识产权保护和强制执行。

骆家辉说，中国几十年来惊人的发展和现代化，是受益于邓小平在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所进行的改革和开放。上周中国的三中全会，中国领导人重申，他们致力于进一步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更可持续，让市场力量发挥更大作用。这些决定使我们受到鼓舞，其中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利率改革，放松只生一个孩子政策，还有农村土地改革等等。我们非常急切等待能听到更多细节，以及如何执行这些改革。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发言实录：

王缉思：谢谢芮成钢先生，刚才已经提到了战略互信的问题，或者战略不互信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不想深说，彼此举一个例子，刚才骆家辉大使讲，美国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的，繁荣的中国，在座的中国人有多少人说他说是真心话呢？很多人怀疑。反过来，当中国领导人，或者中国人向美国人说，我们并不想破坏美国企图维护的世界秩序，我们并不想把美国排挤出亚洲，我们也并不想当老大取代美国，美国很多人也不信。这种战略不互信我觉得会持续很长时间，而且也永远不可能达到真正的互信。

同时还有其他的因素使中美建立新兴大国关系变的比较困难，比如我们是不是所有人都希望中美关系好？这个问题都很难说，因为有人说如果说中美关系好，就是你向美国低头了，可能中美关系就好了，因为美国像刚才芮成钢先生说亡我之心不死，你除非把自己亡了，要不然他怎么会满意。美国人也有说，只有向中国采取随境政策，中国国内想干什么，国际想干什么，都行，那才会有好的中美关系，也就是说中美还是临河对局的关系，这对两国也很有影响。

第三种情况，很多人认为中美之间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这么样不一样，建立新兴大国关系是很难的，这叫做制度决定论。另外还有一些是近期发生的事情，或者这几年发生的事情，使两国之间的开始趋向紧张，或者战略不互信的地方增多了。一个重要的因素，中国崛起，而美国变成一个守城大国，或者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取代美国第一经济强国的地位，使美国人有些担心。同时，不仅是中国崛起这样的因素，整个世界有人看到是发展中国家在群体崛起，发达国家总体在衰弱，这样确实是两个国家内心深处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另外一个近期的因素，中国对美国搞意识形态渗透，或者说西华、分化，警惕性比以前更高了。亚太地区中美之间竞争的因素也增加了，很多中国人会认为说，钓鱼岛争端的背后是美国，跟菲律宾争端的背后也是美国。美国也有很多人说，中国想要把美国排挤出亚洲，这是他们觉得有根据的。还有很多，最重要是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意识形态所谓的尖锐和斗争的尖锐化，至少在中国很多媒体上是这样反映出来了。

我个人的观点认为，这不是关系问题，中美关系能否建立新兴大国关系，不在于两国外交家们怎么处理双边关系，当然这个很重要，除了问题以后要调节一下，但是更重要的视角是两国的发展道路。中国如果走的正路，我们认为走的是正确的道路，不犯颠覆性的错误。美国人也认为他正在走正路，是按照他的理解去说在正走路，这两个国家就可能建立新兴大国关系。

美国怎么走正路？2008年奥巴马上台之前辩论的时候，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奥巴马上来以后就想法纠偏，纠正道路上的偏差，做了很多的事情，也许在美国国内并没有取得一致，美国人正在想办法使国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且两场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对美国造成的创伤，美国也归吸取教训。因此，如果两个国家的路都走正了，新兴大国关系就容易建立起来，或者说是可能建立起来了。

最后我想讲一讲，这两个国家对于新兴大国关系还有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想法，中国人主要是说，中国领导人的说法，新兴大国关系有14个字，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盈。美国人主要解释新兴大国关系，守城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不要对抗。看起来好像是差不多，实际上我觉得关注点是不同的，中国人说美国首先不冲突，不对抗，我觉得这里不仅仅是军事上不冲突，不对抗，还有很重要的问题，我称之为新型的冲突，新型的对抗，比如网络战、贸易战、货币战、太空战等等看起来不死人的事。还有一些对抗性的东西，互相较劲，你挖我的墙角，我挖你的墙角，这可能对双方也造成损失，说不冲突不对抗里意味着很多事情。像芮成钢先生提到那样，最关键的是美国是否尊重中国国内的秩序，和基本制度，也就是说这是中方最关注的事，你想要整垮我，你想搞垮我的政权，我们对于国内秩序的重视超过任何事。美方并不担心中国会推翻他的国内秩序，美方担心中国会给他想维护的国际秩序添乱，这是两国国家看问题的角度非常不一样的。如果要想建立新兴大国关系，中国要尊重美国现存的国际地位，也融入美国人所倡导的这些世界的秩序，当然这个秩序里必须得有中国相当的发言权。反过来，美国必须尊重中国的基本制度，尊重中国所走的道路，可能这样双方关系就比较好处的。

最后再讲一点，刚才骆家辉大使提到的，必须要做点事情才能建立新兴大国关系，我想当然了，美国人想要做的事情，比如中国在伊朗核问题，朝鲜核问题，核不扩散的问题和金融问题上等等要做一些事情和美国合作。但是我又想向美国人指出，这些事情是永远做不完的，十几年以前，几年以前美国人让我们做的事情是怎么样对付萨达姆、卡札菲，怎么样对付人民币汇率等等，这些事情都结束了，美国人又有新的目标了，说你要做完这个，要不然就没法建立新兴大国关系，我觉得这里有点问题，就是说你对对方的要求是永远提不完的，不断移动的目标，我们还得有点长远的眼光，不要把所有的经历全集中在移动的目标上。谢谢大家！

芮成钢：王教授我想追问一个问题，刚才您发表观点我想到一个事实，这两年从克林顿国务卿开始重返亚洲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美国在亚太军事基地的增兵和布局非常明显，我们依稀记得，几年前亚洲很多国家美国军事基地问题不少，很多亚洲国家如果没记错的话，从菲律宾、韩国、日本，当地政客不希望有美国军地，日本的鸠山还失去了自己总理的宝座。但是这两年突然在欢迎美国回来，这背后跟我们中国一些政策，或者我们自己在亚太地区的部署是不是有一些关系？

王缉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问题，其实应该轻包道格先生解释，他更了解。我觉得美国说他的转身，实际行动不多，说的话不少，不需要那么认真的对待。同时有些事情要认真对待的，比如美国和日本、韩国一起做了导弹防御系统，还有美国提出的TPP，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等等，这里面有很多实质内容还是需要我们仔细研究的。首先他不是零合对应。第二，中国跟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实际上最后有助于跟美国关系的改善。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发言实录：

张燕生：非常感谢，我的观点实际上跟王教授的观点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也就是说中美作为两个大国，他应该执行超越两个大国凌河博弈的战略，而不是竞争和对抗的战略。现在实际上无论是美国、中国还是国际社会，其实我们面对着一个新的全球的变局，这个新的全球的变局，我们现在经常讲到的TPP，跨太平洋的人类社会最大的自由贸易区，TPIP跨大西洋最大的恩自由贸易区。BIT2012，也就是一个高标准的投资的自由化的协议，这个协议它最重要的内容是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的国民待遇，还有TESI，TESI作为服务贸易协议，主要是推动所有服务领域的开放，包括那些现在不存在，今后可能出现的一些服务领域的开放。这个新的变局我们就会发现，一方面他是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的范本，高标准的投资自由化的范本，高标准的服务贸易的范本。这样一来我们会发现这场危机发生以后，对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考验，我们能够接受一个高标准的开放，高标准的市场化和高标准发展的范式，这种秩序，这种格局，我们还是会被边缘化，这是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的选择。

另一方面，对全球的选择来讲，也就是说高标准的规则，高标准的秩序，高标准的格局，对世界上的穷国，穷人，穷地区，他们可能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很难达到，因此他们很可能会被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国际社会都要回答一个问题，这个方向走下去，我们多边、开放的规则，全球化体系会不会走向四分五裂，我们还是走向更加的开放，更加的市场化，更加的创新驱动，打造一个更加相互依存的世界。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和美国政治家、企业家、学者都需要回答的问题。这里会涉及到中国下一步怎么办？我们从事实看到，中国从今年开始推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而且今后中国会出现更多的，我们说新一轮的开放，新一轮的改革和新一轮发展的实验区。这个实验区要实验什么？这个实验区就是要试验负面清单的管理和准入前的国民待遇。现在很多朋友批评说，上海率先开除的负面清单太长，实际上我们知道上海人很聪明，他开了一个并不很长的负面清单，但是他现在开出的清单是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各个方面最容易接受的清单。因此，我把这个清单看作是一个筑底的清单今后无论是中美在BIT的谈判，还是中国新一轮的开放上，我们都将努力的做负面清单的减法，减掉一项我们就进步一项。我们不断的减就不断的开放，也就是三中全会讲的全面深化改革，也就是说我们的市场经济，我们开放型经济将得到更快的发展。

我们发现中国积极的表态要参加TESI的谈判，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一个重要的功能，在服务贸易领域先行开放。下一步我相信中国会在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会在竞争中，会在市场环境的公平、非歧视、透明和法制上，我相信中国在未来三十五年做出更大的努力。我们发现中美之间开放合作是最重要的，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他们最近做了一篇报告，他的这篇报告就讲，如果中国和美国签订一个高标准的FTA，一个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会给中国带来什么，会给美国带什么。彼得森这项研究告诉我们，他将给美国的GDP增加一个百分点的收益，我们说如果美国GDP现在是3个百分点，2.5个百分点，他能力增加三分之一，或者接近二分之一的收益，对中国按照这项研究可以带来两个百分点的经济收益。现在中国规模正好是美国的一半，我8万亿他16万亿，也就是说我们中美之间如果我们推动双边的投资和贸易协定，如果我们之间合作共同的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开放，市场化和创新方面的合作，我们都能够得到巨大的收益，这个合作我认为是三个方面的。

第一个，中美之间应当合作推动我们两个国家和我们对整个世界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推动服务业的开放和加快我们之间贸易的便利化。

第二个，中美之间我们应当合作，怎么能够使我们一步一步建立中美之间和国际社会之间，不但能够富国达到，而且穷国、穷人、穷地区都能够达到的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知识产权标准和我们整个更加公平的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

第三个，中美之间如何合作，解决我们之间和整个世界能源的安全、金融的安全、产业的安全和生态的安全。

因此从这个角度我们发现，中美之间要寻求超越临河博弈的战略，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有利于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在未来三十五年，关键在于实践。谢谢。

张燕生：我们知道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是1990年开始的，我们可以把1990年美国GDP占全球的比重列一张表，我们看一看能够看到什么，我们能够看到每GDP在全球的比重从1990年到2001年是持续上升的，从26%左右上升到32%。为什么？因为这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全球都是开放驱动，市场化驱动，创新驱动。我们再把这个数据往下看能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从2001年到现在，美国GDP占全球比重是大幅度下降，为什么？2001年发生了什么？发生了9.11，为什么发生9.11？2001年还发生了什么？IT泡沫的破灭，IT泡沫破灭以后发生了什么？发生了金融和房地产的泡沫，2001年也是中国加入WTO的一年。我们今天讨论所有的问题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未来这个世界究竟往哪儿走？是更加的开放，更加的市场化，更加的创新驱动，还是更加的四分五裂？我们可以看看周围中国的企业家会怎么选择，一个纺织业的企业家开始在越南投资，南越投一个厂，北越投两个厂。我问他为什么到南越投？因为TPP，他说我如果不把厂投在越南而在中国，中国今后出口的美国的产品将收高额的关税，而TPP境内是零关税。这种世界我们就会想一个问题，这个四分五裂的世界，一些国家可以享受开放，一些国家享受不到开放，今后的世界是更像1990年到2001年，还是更像2001年2008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中美之间在合作中可能想的更多的问题是这个世界，全球化的前景究竟是什么？谢谢。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里根、老布什行政当局亚洲事务部主任包道格发言实录：

包道格：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我非常同意刚才两位发言所说的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这是面临中美合作的。三十五年前，像刚才骆家辉大使说的，没有人能看到中美会是今天的关系，在当时我是美国政府一个低级的分析员，通过当时经历了一个动荡的时期，1978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当时没有意识到，美国白宫的人让我们为他们分析信息，他们问为什么学生在写大字报，为什么邓小平邀请外国记者，在中国和越南之间发生了什么？当时那一段时间的确让我们很难理解，因为我们对中国的了解太少了，因为我们之前和中国并没有正式的关系。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就在当时中国正在辩论，三中全会以后辩论自己的方向，同时和美国开展合作的关系。就在一瞬间中国就拥抱了一个新的经济未来和新的外交未来，中国慢慢在全世界也开始推广开放和外交。

九十年代的时候，回答你刚才的问题，比如亚洲重新平衡和美国对亚洲重新增加。1997年的时候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克林顿总统刚才就在这里，他提到了当他在任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之前在共和党的党内供职，1997年的时候我批评了克林顿总统很多，因为在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其实并没有照顾我们在亚洲的朋友，而中国站了出来，他当时坚持帮助亚洲国家度过我们的经济困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同时这让我们看到亚洲的历史，从1997年到2008年，这十一年间，中国在这个地区的政策非常正面，非常成功。2008年到2012年之间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问题没有解决方案，这一段期间美国仍然有两场战争，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我们当时并不是特别重视亚洲。

巴马总统从2011年的时候重启重返亚洲的战略，对于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因为美国当时离开了很多亚洲盟友，我们没有参加应该参加的会议，我们并没有提供应该提供的援助，当我们的朋友陷入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帮助他们，我们精力分散到打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了。我们重新回到亚洲，意味着我们放弃了之前八年不平衡的政策，重新发现我们的根是一个太平洋的国家。刚才你提到美国在增加亚洲的军事基地，这并不是真的，美国碰不是增加亚洲的军事基地，我们在西南区减少了驻兵，另外一些地方我们进行士兵的轮换，有些媒体上对我们进行了误读。我们重新平衡，目的是要去除在其他地方的不平衡，重新在亚洲取得平衡。对于我们来说，你可以看到美国一直卷入中东的事物，有很多困难的问题，今天我们要更平衡一些。

另外我想谈到的问论，同时也涉及到克林顿总统当时在任的时候，我当时加入了来中国的代表团，鼓励中国政府考虑加入WTO。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朱熔基总理当时并不是很感兴趣，他当时对如何发展中国经济有另外一个模式。但是当他看到影响了亚洲邻国的金融危机之后，他意识到如果中国加入这个世界市场会获益更多，利比弊要大。今天张先生他也提到了关于PPP的调查，那就是高标准的贸易协定。中国刚刚开完三中全会，已经提出了改革的要点，我们中国现在的局面跟1997年的局面是差不多的，当时朱熔基总理看了看WTO的成员，如果成为WTO成员，能够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能够扩大中国产品的市场，能够造福中国人民。今天中国在发展上又重新进入了一个停滞期，我们在中等国家收入陷阱中到底是继续下降，困在那里，还是继续上升。我们如何能够提高经济发展？怎样做？我们今天都在讨论了，比如在哪些方面进行改革等等。我的考虑，TPP的框架和基本的提议，中国应该在未来六到八年，能够相应做出经济的调整，比如国企、知识产权、环境方面等等，他一边调整，一边目标是等到合适的目标加入到TPP。今天加入会利大于弊，今年后加入会是非常好的，我认为这种机会是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中美双方紧密合作的机会。张先生刚才提到了其他国家的担忧，如果中国能够加入一个重大的自贸区，其他国家也愿意加入，同时跟TPP连在一起。这也是在多哈会合谈判没有谈妥的地方。我们现在经济面临爆炸式的机遇，如果合作对美国GDP做出更显，对中国GDP也做出贡献，我们合作更多会更和谐。

芮成钢：谢谢JANOW女士和包道格都讲了乐观的图画，也讲了为什么我们要强化两国之间的关系。下面我有一个问题问包道格和王缉思，在美国有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将军，那些将军他们是为备战耗费了一生，这是他们的职业生涯。他们看到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加，构成一种所谓的威胁，对于美国这些将军来说，而且这种威胁他们觉得在他们眼中比经济的利益更重要。当然，美国在经济方面需要中国，我们在买你们很多债券，中国在美国的投资越来越多，中国的购买者也在追逐加利福尼亚房地产的价格，因此如果我们中国处在美国的投资会带来一种危机。但是有一天是不是会把中国军事理想的上升看成比经济的关系更加重要？如果有那样一天发生，会不会影响美国决策者改变他们对华的决策？

包道格：你刚才说了这是一个假设幸得问题，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假设。确实，我们双边关系经济元素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水泥，使我们关系更加坚实。我们在WTO签署双边贸易关系的时候，我们每年都要谈判，每天都要讨论是不是给中国最惠贸易国的待遇。当时给很大支持是美国的公司，他们说服了我们的政治家，不应该取消中国的最惠国的待遇，他们欢迎跟中国建立起战略关系，这是商界做了很大的贡献。我觉得这是我们两国双边关系非常重要的一环。你刚才也讲了另外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战略上的怀疑，也就是说中国军事力量，以及中国公益的力量，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就会影响这种怀疑，这种不信任，这是基于无知，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基于不同的政治制度。这种能力是很大的，这种战略的竞争使得每方都想占上风，这样最终会导致冲突。

在二十一世纪我们双边共同的贸易那么多，如果形成一种战略冲突是无法想象的，但是还是有可能性的，如果我们的领导层不能够很好的找到机会消除这种隐患而变成和平进程就会有危险。美国在这方面在做努力，这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做，跟中国进行合作，寻求共同合作标准，当我们有争端的时候共同解决我们的争端。

中国是晚进入世界的贸易规则，中国有一些担心，美国应该理解这些担心。与此同时，中国想从国际体系中获得益处，能够和平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进口更多的商品，因此中国要尊重国际体系的规则。中国喜欢的，中国不喜欢的，美国能接受，美国不能接受的，都需要我们最高领导层进行对话。我知道奥巴马向习近平发出了邀请，邀请习近平到加利福尼亚跟奥巴马进行两天的对话，这是消除我们冲突的隐患，我也希望看到习近平能够成行，能够带来一种新的大国关系。这种关系的内容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但是这个意图已经表达出来了，避免冲突。这是智慧的开始，成功的政治开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芮成钢：你觉得共和党会不会推出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候选人，跟希拉里进行竞争？

包道格：克林顿刚才说了非常智慧的话，政治竞赛的结果很难预测，这是非常对的。我们还记得2006年希拉里也是宣布参加了竞选，美国后来看到出了一个美国黑人的总统，美国的政治很难预测。但是我相信共和党会准备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竞选人，胜算可能是50%对50%，有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能决定谁是最后的赢家。

主持人：我的问题问一下包道格先生，虽然中美关系正在改善，美国仍然计划向台湾销售武器，我想问包道格先生怎么看？

包道格：我刚才说美国一直都在亚太地区有海军力量存在，我们慢慢的结束了其他的两军战争，我们会减少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力量，因为我们已经不打仗了。但是我们在亚太区军事力量是有一个底线，同时也有一个上限。你刚才问到台湾军售的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立刻卖给台湾武器，但是对台湾关系法在美国仍然是一个法律，我预计任何一个美国总统，包括奥巴马和他的继任者，在未来都会处理对台军售的问题。这个问题和台湾自己对大陆的担忧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可以双方都妥协减少军售，但是在那之前可能时不时美国对台进行军售。我不想最后一句说这种话，因为这种话显得太悲观了，我想针对JANOW说的填一句，很多美国学生接受奖学金在中国学习，学成以后回到美国，很多美国学生在未来一定会成为知名人士，因为他们中文非常好，他们在中国学到了很多，也从中国的同学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快大家就会进刀他们的身影。

我想追加一句，我对美国的未来非常有信心，我们的能源，我们的人口结构，我们的教育，经济的气候都能够说明我们会是一个世界经济非常有活力的国家。美国二战以后一个成功的政策，我们培育一个全球的市场，培育全球市场的过程中我们GDP肯定是萎缩的，这说明我们的成功。我们确实有我们的问题，每个国家都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我的寿命更长，美国的衰退论，每一次这种理论出现都没有正确过，所以这是我的判断。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有限责任公司主席Merit-JANOW发言实录：

Merit JANOW：今天下午有这样一个机会我很高兴，谢谢大家，而且跟这些嘉宾在一起，我职业生涯主要是在国际贸易跟国际投资方面，所以我想谈几个我的观察。我想经济关系在我们两国关系中是一个基础，尤其是在今天，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紧张的因素，而且紧张的因素也会有新的经济出现，但是经济的紧张关系是很自然的，也反映了我们当国深化的关系，如果你看美国跟自己主要的贸易伙伴，像加拿大、墨西哥、欧洲、日本，这些个贸易关系之间都也一些紧张关系，但是他们都反映的是什么呢？他们反映的是纽带的关系，因此我们不需要担心经济过程中有一些紧张。我同意克林顿总统的话，有一些方面我们双方关系也是比较新的，比如说跨境投资，经济学家会主义到，贸易会紧随投资之后，投资是一种非常深的经济关系，相比贸易来说。贸易能带来不同的结果，社会政策的变化，以及其他类型的一些变化。贸易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要特别关注投资。这是一个新的领域，美国跟中国正在深化他们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中国经济转变在“十二五”里所体现出来的，他也更加强调国内消费，更加强调服务业，强调高新技术，强调创新，这都说明会有一种更大境外投资的可能性，这种巨大投资的目标就是希望把回报带回到中国。上周我们做了一个决定，三中全会强调了市场的作用，这也会带来机会给境外投资，一级相中国境内的投资也有进一步刺激的作用。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的需求，以及美国现在所具有的能力，我们相信会有很多的机会，使得我们两国深化我们的合作，包括在服务业、能源领域、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方面。因此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未来，这个未来是中美加强了合作，以投资为基础的，既美国也在中国。

我听到很多的担心，有关于美国投资的环境。我要说几点，首先，我觉得中国在美国投资的企业还是非常浅的，而且基础是非常低的，但是增长是非常快的，仅仅在过去五到六年，我们已经看到了巨大中国在美国巨大投资的增量，因此我们不应该匆忙的出结论，中国在美国遭遇到了困难，还很年轻，还很早。我也听到一些担心说，美国的环境好象不欢迎中国投资者，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对中国的投资是非常有兴趣的。但是美国又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法律环境的国家，你需要深度的理解，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要克服的障碍，中国投资者要面对美国的法律环境。

政策是不是能够帮到中国的投资，使得中美之间投资关系更加强化，有一些政策好的因素。第一个，如果美国跟中国能够签一个投资双边协议，这是必要的，有好多的原因。第一，可以创生，一个法律保护，使得中国的投资者不会受到歧视，能够带来一种法律的框架，处理双边投资的问题。如果中国考虑一下未来向TPP的安全，也就是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我们觉得这可以是踏脚石，引领更坚实的双边关系，这是值得考虑的。签署这样一个投资协议也是非常好的。在上海自由贸易区中国现在有一个新的做法，禁止项目清单，不禁止的都可以做，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建设性的手法，我是非常欢迎的。我们经济深度的一体化该要强调监管层的合作，监管层合作在国家间进行是非常困难的，不光是中美之间，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美国已经加深了跟美国的磋商机制，包括关于反托拉斯、安全和会计准则，这些是天生的经济全球化非常难达成协议的问题。但是我们愿意跟中国谈，如果中美关系想实现一个好的跨大西洋(6.60, -0.04, -0.60%)的贸易合投资伙伴的协定想做成功，如果美国跟欧洲想建立好的监管框架，才会使得大西洋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变的有意义。

我们不光是在谈关税，我们谈的深度的一体化和合作，关于监管事物的合作。美国和中国这方面还要从事一些工作，才能够实现这样一个目标，但是我觉得这些重要的步骤是可以一起迈出的，这样能够促进我们两国关系的深化，包括在投资方面，以及在政策的层面上，都会使得我们能够跨出下一步来实现区域的一体化。我非常支持贸易的自由化，只要我们有贸易自由化的机会，他有多重目的，既可以带来经济的益处，也可以带来政治的益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多边的贸易协定，如果中国也支持多边协议，也会对我们所有的人起到保证的作用。

谢谢。

提问：我的问题想问一下Merit JANOW，在今年以来，中国的股市基本上年初到现在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在这个时期美国股市，包括纳斯达克却有了很大的的变化。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好像在丢失机会，因为我们企业在那边被低估，有些已经退市。我的问题想问一下，作为美国证券交易所监管的位置，您怎么看我们中国企业在美国运作的情况，您有什么建议帮助我们中国企业在那边恢复信任。谢谢。

Merit JANOW：谢谢，我其实并不是监管者，我是交换者的官员，是主席而已。对于美国来说，纳斯达克这些股市我们都欢迎中国来上市，以色列是第二大上市国家而言，有一些中国公司这方面的原因，他为其他中国公司头上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有一些是做的很不错的。我认为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的现象，这仍然是一个正在进行的事件。通常来讲，我们现在想看到的是更多的财务方面的透明度和更多的合作，保证财务更透明，这些步骤对所有公司都是更重要的，包括中国公司上市。

Merit JANOW：谢谢您刚才精彩的问题，您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教育家，我应该问您这个问题。我的学院可以算是王波明先生的母校，我们对此非常自豪。首先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来到美国，这个数字是呈上升趋势的。他的技能非常强，他们有非常优秀的数学技能和李科技能。对于我来说这是现实。他们在分析、理论、思辨方面参差不齐，有时候我们有一套方面解决分析思辨能力。另外，我们希望能够创造一个高度学术化的学术氛围，学生要上很多经济学的课，不管你是NGO工程学，还是IMF的工作者，你仍然要学经济学，有一些政治理论和统计学的课，历史课、语言课，在我们的系统中这是一种组合。以一种跨学科的角度教我们年轻人如何解决问题，回国以后能够在不同的环境领导大家。我认为这种课程的组合对于中国年轻学生是非常有用的，帮助他们回国继续做贡献。

Merit JANOW：我们要学习全世界，因此我们在哥伦比亚在北京一个全球中心，我们认为这对我们学校来说是一个门户，不仅让我们学校进入中国，同时让各国学校来哥伦比亚，我们在全世界有八个中心，我们希望能够创造出一种知识和智力上的网络。我们在纽约的确有丰富的资源，但是我们学习是在选世界范围内的，因为我认为不能够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认为我自己是最有知识的，我们要把哥伦比亚介绍给世界。另外，我们要把中国也带到纽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