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庆民：无论国企民企都是实体经济的微观基础

2013年11月20日 11:21
来源：凤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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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财经讯 11月20日消息，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阎庆民在财经年会上表示，不管是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我们都要把企业的微观基础筑牢。

以下为闫庆民发言实录：

阎庆民：各位来宾、朋友们、上午好，非常高兴参加《财经》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年会，刚才我们戴总讲这是第11次，这次年会恰逢在刚刚闭幕三中全会完成，大家更关注市场在发挥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我想利用有限的时间讲一讲我的看法。总体讲是一个基础，两个提高，我讲三点。

一、筑牢实体经济微观基础

大家讲了很多实体经济，实际上也是一个外来词，咱们把它翻译过来，以后大家看实体经济的基础是谁？我们讲的是企业，这个不管是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我想在这里我们要把企业的微观基础筑牢。这里有三个导向，第一个，全要素生产率导向，这一条我认为我们新一届中央政府及时决定了在选择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上是毫不犹豫的做出了正确的决策。在原来是否继续扩大总需求方面我们做了放弃性的选择，我觉得这也是符合中国经济走到了今天阶段性的选择，应该是明确的选择，全要素生产率很重要的，在当前我们要素的投入和经济增长的贡献要进行比较。第二个，符合国家政策的导向，刚才大家多在解读，政府在转型经济体中如何发挥他的作用？这里无论是有效化解产能过剩，还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无论是走出去还是扩内需，国家政策导向是企业发展很重要的事态。这个意义上充分金融要符合国家政策的导向。第三个，既然企业是实体经济的微观基础，我们应该有良好财务基础导向，当今我们整体企业信用化程度是比较高的，在我们实际过程中我也发现了很多企业，基本上在十年、二十年以前，他们财务结构中，每一年财务费用中，用于利息支出，或者技术融资成本指出有大大的提高。我们要回答对信贷的依赖是大大的提高。我们强调还是要有一个科学的财务比率，良好的财务基础导向很重要。

二、提高三类金融业态搭配的协调性

在当今我们提高金融配套实体经济的有效性，一定要发挥好三种业态。第一个，发挥好政策性金融在逆周期中弥补市场失灵的功能。大家知道政治金融实际上并不陌生，我们在一定时期它可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当前中央提出调结构、促转型，稳增长，防风险，促改革和扩开放上已经体现了，要充分发挥好政治金融在利益经济周期中的弥补市场机制不足的功能。第二个，发挥好商业金融在顺周期中市场配置资源功能。去年年底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大数是140万亿，商业金融这一块实际上已经超过了80%，信贷在金融中已经占了一半以上，如何发挥好这一部分信贷主渠道作用，结合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细分客户和市场，创新机制流程和产品，满足我们化解产能过剩，实现消费升级和完成国家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以及国民经济中的薄弱领域，例如三农、小微企业，这一块已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时我们还要发展非信贷的业务，这一块帮助实体经济拓宽资资金来源渠道，增强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的匹配度。尽管政治性金融有逆周期弥补市场失灵不足，比如政府可以做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公路、铁路，商业金融我们把信贷、非信贷的口径加起来。第三个，发挥好新金融在技术进步中引导创新功能。这也是很重要的，大家看到昨天在资本市场讨论中也越来越多的显示出，我们市场深化以后，越来越多的要依赖我们的股票、债券、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基金、产业基金等，新金融为代表的，在一定时期里离不开我们高新技术的引领，从而实现技术进步，使得企业可持续增长，这样构筑我们微观基础。我看了一下到今年二季度末，全国债券市场存量余额达到28万亿，我们在当前如何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如何构筑实体经济的微观基础，如何使金融把这三个业态更加协调发展，从而使得服务实体经济的有效性得到提高。

三、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

我们想金融发展在一定时候离不开监管的约束和监管的引领，他是一个辩证的，国外讨论监管就是辩证法。我们按照中央提出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风险前提下做好两个统筹，第一个，统筹好风险监管的敏感性、简单性和可比性，这也是最近国际上，包括我们自己在银监会成立十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总结，如何守住风险底线，实现风险的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首先是风险监管的敏感性，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大家都认为我们的敏感性不够，市场流动性已经出现的问题，这时候无论是政府的救助，无论是提供充分的流动性已经来不及了，这个意义上我们对风险监管的敏感性要加强。第二，做好风险简单性，我们计算出的模型、指标，我们要求机构合规的执行一定要简单，太复杂以后大家也看不明白，最后也做不明白，最后这些指标从某种意义上讲误差都非常大，这实际上在危机以后也有很多西方的花儿也工程师讲，他认为不是我们模型出了问题，而是我们市场出了问题。也有经济学家们在解释，我们是不是这些模型做的太复杂以后，导致外生变量太多，使得我们模型误差太大，从而给市场提供的信号失真，导致我们监管决策也失灵。还有监管的可比性，我们在发达国家，像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无论在大中小小银行里，我们应该是可比的。我们走出去以后，我们要接受东道国的监管，我们要遵循东道国风险性指标，我们要按照他的合规要求开展业务。如果我们相应的可比性没有就很难。我们经常开玩笑讲，我们现在已经要有五线谱，不能有简谱，不能自己是自弹自唱，要植入国际上大的环境里进行比较，从这个意义上讲，敏感性、简单性加上可比性，应该是我们服务好实体经济，使得他能明白监管机构的臆测。

第二个，统筹好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协同性。这一次金融危机表明，监管我认为应该具有宏观的调控效果，应该与两大传统的政策一并纳入到我们工具栏里，丰富和扩大我们的工具箱，我们开玩笑讲，不是这两大政策不行，而是工具箱里工具不够了。我们经常开玩笑讲，现代社会节奏加快了，我们开的药不是这个药食，而是人体抗要功能加强了，雾霾也好，病毒也好，紧张也好，这在二三十年前是没有了，这个意义上我们可能要把监管政策，当然这里包括各类监管政策，应该增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协同效应。使得我们政策的叠加，增加冲突，顺周期怎么做，逆周期怎么做，动态拨备怎么做，杠杆率怎么做，这样形成一个合理的。

总之，我们在解读、学习、贯彻落实三中全会政策，解决我们金融发挥好配套实体经济的有效性，完成我们刚才讲的，夯实一个基础，实现两个提高，从而为国民经济可持续的增长做出金融资源配置更应该有的贡献，而且在改革开放中实现。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