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体大会五：金融新政配套实体经济(实录)

2013年11月20日 14:00
来源：凤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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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财经年会2014年——预测与战略

时间：2013年11月20日上午

地点：中国大饭店

戴小京：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

财经年会进入第三天的议程，经过前两天热烈的讨论，相信今天将继续精彩。三中全会决定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是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作为要素市场关键组成部分的金融和资本市场改革如何布局，大家高度期待。继昨天肖钢主席的精采演讲以后，我们又请来央行、金融业领袖级的任务跟大家分享，下面把话筒交给我们的合作者——前央企的著名领导，也是著名学者，博源基金会的秦晓先生，大家掌声有请。

秦晓：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我先把领导级的嘉宾一一请上台，…胡晓炼女士，中央银行监督委员会阎庆民，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深圳证券交易所宋丽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巡视员方星海，…马蔚华。我们这个团队有来自各方面的代表，有的是决策部门，有的是监管部门。

刚刚结束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了“一揽子”的方案，有一个长长的清单，这次我的感觉是内容非常丰富，涉及面非常广。我们过去提到的很多问题都反映上来，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怎么解读它。今天我们有一个机会听听嘉宾们怎么理解和解读这份改革的方案。实际上金融是这次改革中的重头戏，除了金融本身的部分以外，其他很多领域的改革也是很金融相关的。当然说起来中国的金融改革的问题依然离不开一段关系，就是金融抑制和金融自由化。

从发展中国家来看的话，必然要经过一段金融自由化的过程，就是金融管制，不管是行政审批的管制，还是汇率、利率资本市场的管制，都要逐步的解除管制。与此对应的问题是过度自由化以后，由于监管不利产生的风险，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平衡。

当下金融改革的问题很多，包括市场准入、行政审批、汇率利率和资本向下开放。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金融界在这一两年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比较担忧的，一个是影子银行，还有一个是房地产泡沫可能对银行产生的不良贷款，还有地方债务。还有金融行业不可回避的需要妥善解决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和金融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有什么关系呢？我想我们先请嘉宾给我们做一个他们的理解和解读。然后进入平行讨论，最后把话筒交给听众有一个互动。

下面请胡晓炼女士做一个简单的主旨发言。

胡晓炼：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出席今天的会议。

在过去的两天里，恐怕有一句话大家提到的频率比较高，就是三中全会提出的“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的配制效益，理论和实践证明，市场配制资源是最效率的形式，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这些重要的理论论述我们都在三中全会的《决定》里都可以看到。

金融资源是资本要素的核心组成部分，实现金融资源的市场化的配制，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总体上看，中国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储蓄率比较高。所以金融资源如果能够有效的动员起来并且有效利用的话，应该说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说到资金的供给是需要一定的约束，这些约束的条件就是使得资金供给量适度，因为我们要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除非在极端的情况下，像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一些主要的发达国家的银行采取了货币宽松的政策。在这种平常的经济自身有序发展过程中，货币的供给、金融资源的提供应该有一个合理适度的问题。

今天我想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个主题谈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界定好政府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问题。这个问题是三中全会讨论的重点。习总书记说过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是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

第一，政府目前是市场的参与者，也是资金的需求方。政府直接或间接参与到资源配制中，这是合理也是政府维持经济稳定发展、优化经济结构、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职责所在。但是政府在参与资源的配制中，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把握。

第一个问题，政府参与配制的适度规模问题。因为资金有一定的供给和约束，所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如果成为主要的需求方，或者成为资源资金的主要使用者的话，必然就会有其他的一些市场的参与方和资金的需求者需求受到挤压，也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所以我们说第一个需要考虑的是参与的规模适度问题。

第二个问题，资源的使用和效益问题。在一些基础设施的领域、公共服务、民生等领域政府是可以动员资源，而且可以参与这方面的活动。但是在此之外可以普遍竞争的领域，按照这次中央全会的决定，能交给市场做的应该交给市场做。即使是政府参与的那些市场领域也必须考虑市场需求使用效率。

第三个问题，政府参与的过程中，需要一套规范透明的市场化的方式。各种隐型或者间接对资源的使用，我们看到有一些潜在不好的结果。比如说一些通过平台融资，就可能会使真正的风险有所掩盖，而且还会使得融资债务规模过大。同时，政府如果在有效的约束不足的情况下，他对资源间接的影响也可能产生腐败和寻租的问题。

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是，我们注意到在一些地方由于政府的参与可能会造成一些市场的分割，这样的话不利于统一资源配置大市场的形成。比如说有的地方要求本地的资金要用在本地，这样的话使得资源配制的流动性和投向更高的领域里造成人为的限制。

因此我们说政府可以也应该参与资源的配制，但是要考虑这三方面的问题。

这次全会中提出了政府应该做什么？政府特别要转变职能，进一步的减政放权，政府要营造一个有利于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维护统一的大的市场。同时政府要加强对市场的监管、规范市场的秩序，促使市场机制有效运转。从资金的具体的配制方面，政府还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使得诚信在市场经济中，这个体质得以充分的发挥和体现。此外，我们认为政府在政策性的金融方面作出相应的工作，这样的话把一些市场配制薄弱环节，或者说不能完全覆盖的领域，通过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使全体人民能够享受到普惠金融的成果。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进一步完善市场配制资源中的价格形成机制的问题。

从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来看，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使得资源配制最优。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从产品价格逐渐过度到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的过程。在资源的配制过程中，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是实现市场资源最优配制的必要条件。

关于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们一直稳妥有序的推进。今年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方面，又进一步的放开了贷款利率的上限。在下一步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中，走完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步，以建立公平、公正、充分竞争的约束激励机制为重点，着力提高金融机构的自主定价能力。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并且正在完善的是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的基础利率报价机制，强化金融市场的基础利率体系建设。同时，还将通过推出大额存单的方式，逐步提高金融机构负债产品定价的市场化程度，探索推进存款利率有效路径。

第二步，探索建立中央银行的利率体系，健全中央银行利率调控的框架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根据我国国情逐步推进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从以数量型为主，向以价格型为主来转变。通过调整中央银行政策利率影响市场的基准利率，进而影响和调控各类市场利率。

第三步，在条件基本成熟的时候，择机放开存款利率管制。从而在这一步进行以后，就可以做到由金融机构等市场主体通过竞争性的市场中自主定价，发现市场均衡利率，从而全面实现利率的市场化。汇率的形成机制也是资源优化的问题，从微观层面我们已经看到，汇率逐步向均衡水平的靠近和浮动，都能够促使企业减少对低要素价格的依赖，提高技术水平和核心竞争力，增强实体经济，应对外部变化的环境。从宏观层面上，我们也已经看到，汇率的改革对国际收支、趋向平衡发挥了作用。目前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弹性已经明显增强，汇率形成机制的灵活性也不断的提高。未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扩展广度和深度。

第三个问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问题。

这里我们认为通过公平、充分有效的竞争，实现优胜劣汰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基础条件。这里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涵盖准入问题、退出问题、资金的供给者和需求者的自主选择问题、交易公平规则问题，以及对资金供给者和约束激励等等方面。从资源需求方看，资金应该向利用效率高、市场竞争力强、有发展潜力的企业配制，而不能因为企业的大小、性质而受到资源配置上的歧视。

同时这里特别要说，要防止一些类似于“僵尸”企业，就是丧失了生存能力的企业，继续依靠银行输血的方式生存。这样会使得有效的金融资源被无效的占用，大大的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市场同时存在软约束的借贷者和硬约束的借贷者。前者由于敢于承担更高的利率水平而挤出后者。从而有可能进一步的推高利率的水平，这样的话导致那些真正有需求、财务上有约束的企业借不到钱，或者借贷的成本会比较高。

从金融资源的提供方看，金融机构应该根据资金的风险、收益、成本运用调整信贷资源的配制。金融机构不能再依靠以往的拼规模的经营方式来配制资源。这样的话既无益于提高资源的配制效益，也会提高风险。如果在金融机构的退出方面没有明确的规定和规则，进而出现金融机构大也不能倒、小也不能倒的问题，就会造成市场资源配置有效性的大大降低，进而使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扭曲。

总之，上述三个问题，需要我们在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部署中认真研究，这样的话才能够使我们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能够更加解决好方方面面的复杂的问题，以完成好改革的重要任务。谢谢！

秦晓：谢谢胡晓炼副行长刚才就三个问题：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三个约束条件，还有金融产业的价格问题，另外市场机制需要的条件，和我们做了精采的阐述。下一个发言是阎庆民副主席。

阎庆民：非常高兴参加《财经》主办的年会，这次年会恰逢刚刚闭幕的三中全会完成，大家最关心如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

我讲讲自己的看法，总体是“一个基础两个提高”。

第一，筑牢实体经济微观基础。在这里我们要把企业是实体经济的微观基础要筑牢。

这里有三个导向。第一是全要素生产率导向。全要素生产率很重要的问题是当前要素的投入和经济增长的贡献要进行比较，这一条我认为是很核心的。

第二条国家政策的导向。所谓国家政策的导向，大家都在解读政府在转型经济体当中如何发挥它的作用。这里我们讲无论是有效化解产能过剩，还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这里我们要充分的理解金融要充分符合国家的发展。

第三个导向良好的财务基础导向。我们有良好的财务基础，当前企业信用化体系是非常高的。这一点很重要。

第二，提高三类金融业态搭配的协调性。

这里强调金融配制实体经济的有效性，一定要发挥三种业态。第一，政策性金融，要发挥政策性的金融要利周期当中的弥补市场失灵的功能。大家知道政治金融并不陌生，我们在一定时期可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当前中央提出来的在调结构、促转型、稳增长、防风险、扩开放上已经体现了。所以要充分发挥好政策性金融在利经济周期弥补市场机制不足的功能。

第二个功能要发挥好商业金融的市场配制资源功能。如何发挥好这一部分的作用，来结合市场的发展，来满足我们化解产能过剩、实现消费升级和完成国家的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领域，以及国家经济的薄弱领域，这块已经发挥很大的作用。同时还要发展非信贷的业务，这块帮助实体经济拓宽经济来源渠道，增强与市场经济的匹配度，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第三个功能，发挥好新共凝在技术进步的引导创新功能。昨天在资本市场的讨论中，越来越多的显示出我们市场的深化度越来越高，以新金融为代表的在一定时期里离不开高新技术的引领，使得企业可持续政府。全国债券市场存量余额达到28万亿，所以在当前如何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如何使金融这三个业态持续发展，有效的提高。

第二点，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

这里有“两个统筹”。第一，统筹好风险监管的敏感性、简单性和可比性。我们如何守住风险底线，首先，风险监管的敏感性。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风险监管的敏感性要加强。第二，强调做好风险的简单性。第三，监管的可比性。在发达国家与像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无论大中小银行，应该说这个指标是可比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走出去以后，我们要接受东道国的监管，我们要追寻东道国风险性的指标，要按照他的合规要求开展业务。如果指标没有很难。我们经常讲我们要有五线谱，不能是简谱。从这个意义上讲，做到这三点使我们的金融机构明白风险监管的敏感性。

第二个统筹，统筹好监管的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协同性。我们要丰富和扩大我们的工具箱，我们不是在两大政策不行了，而是工具箱里的工具不够了。我们经常讲现代社会节奏加快，我们开的药不是使身体恢复，还是抗要性增强了。这时候我们要把监管政策，包括各类监管政策，应该增强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同效应，使得我们防止政策的叠加，从而增强冲突。

总之在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当中，完成夯实一个基础，实现两个提高，从而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作出金融资源配置应该有的作用，而且在改革开放当中实现。

我的发言结束，谢谢大家！

秦晓：谢谢阎主席，讲了金融发展的三个业态，还从监管方面说了几个发挥，我觉得这个题目可以值得继续讨论，比如提到监管与政策、货币关系协调问题。下面请保监会的周延礼副主席。

周延礼：谢谢主持人，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非常高兴参加《财经》杂志举办的2014年年会。《财经》今年创刊15年，15年风风雨雨非常不容易，我是一个非常忠实的读者，同时我认为《财经》报道的一些内容、论述的观点、阐述的前瞻性的意见和建议，都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财经》杂志这几年是中国改革的见证者、探索者，也是思考者，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样一个年会。

今天的题目定的非常好，“预测和战略”，这里有惊人的相似和保险连在一起了，因为保险保的是不确定性的风险，天有不测之风云，这是保险要提供保障的原因所在。所以在这方面我说保险恰恰是在未来发展的预测提供保障是一个重要的载体，也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同时保险的工作者、监管者也必须具有战略的思维。所以这个题目对保险业来讲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保险业对促进改革、保障经济、服务社会有一个独特的作用。它在促进经济发展、促进融通和社会管理有它自己的特定定位。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保险业在过去改革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尝到了甜头。

大家知道保险业在过去三十年发展中是一个改革成果显著的标志。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没有中国保险业的今天，所以保险业伴随着深化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产生、发展、壮大。保险业的总资产超过八百亿，积累这么大的财富是非常难得的，也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奇迹。这得益于我们改革的政策，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所以在这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全面深化改革，又对保险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新的工作任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保险业改革方面有重要的论述：把保险业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全局统筹谋划，明确提出了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建立保险制度，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制定实施免税、延迟征税等优惠政策，加快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社会保险等等。这对未来保险业的改革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我们提出了近期的改革方案，比如说我们要进一步的深化费率改革，包括寿险的费率。首先在寿险方面，我们首先放开权利，下一步我们要深化寿险其他产品的改革，提高我们服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第二，我们要深化机动车辆保险费率的改革，尤其是交强险的费率改革。使这种公共的产品能够更好的发挥对社会管理、交通安全、交通畅通提供保险保障，来解决大家回顾之忧，解决道路交通纠纷问题，使这种制度能够充分的发挥作用。

同时在食品方面安全、环境污染、矛盾纠纷调处，以及平安医院建设，医疗纠纷和社会保障，在农业保险领域，做好农民收入的保障和农业生产的稳定提供保险保障，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化改革，也是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些具体的工作目标。

2013年我们应该在工作实践当中很好的贯彻了解放思想、促进改革、推动保险业健康发展的工作思路，按照抓服务、严监管、促发展取得了一些具体的成效，保险的覆盖面逐步的扩大。

举一个数据，比如说我们在“菲特”台风中，在这次大的自然灾害中，报损的案件数量77亿元，现在赔付了31亿万，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今年在整个保险业运行当中，赔付的能力大大的提高。今年赔付率的水平比去年在同比的绝对额的赔付水平又有一定的提高。说明我们的保险业在保障经济、服务社会、解决人们生命财产安全方面提供保障发挥了作用。另外今年不但是作用发挥的好，效益也不错。今年到目前为止保险业的经营利润达到了近千亿元，955亿元，还有服务面的推进。

下一步我们按照中央有关的这些要求，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有关精神，加大保险业的深化改革的力度，进一步的解放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大，甚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各项任务要求，体现我们保险业在服务经济、保障社会安全、发挥资金融通的作用，促进经济又好健康平稳的发展。

谢谢大家。

秦晓：谢谢周主席对保险业的发展，保险业是我们改革开放真正走入市场产业的回顾，另外三中全会以后，对未来保险业的改革又作了一些介绍和讲解，非常感谢。

下面请宋丽萍女士，他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总经理。

宋丽萍：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财经论坛，衷心祝贺《财经》创刊15周年。

上市公司的群体是中国实体经济最活跃的部分，也是推进市场经济转型的生力军。今年以来我们一直有一个特别深切的感受，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正在全面的推进，转型升级是进行时。实体经济正在倒逼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创新。

第一，现在新的业态和营业模式层出不穷，这些企业与传统企业有不同的特征，现有的审核机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他们需要的需要。互联网的龙头企业纷纷到境外上市就是证明。

第二，并购重组和产业整合正在推进。交易数量比去年上升了12.5%，其中上市公司参与交易805亿美元，占比41%，交易数量1000多起，占比36%。其中包括创业板上市公司在内出现了一些通过并购实现了快速发展的企业。但是在并购活动当中发现有一系列的障碍。比如说地域保护，中介服务部到位。

第三，军民融合正在成为非常重要的特征。军民融合可以为新的经济转型带来新的动力。目前按照宽泛的标准划分，A股市场已经有112家军工企业，总市值1万亿元左右。但是军工证券化率才20%左右，远远低于国际国际化的水平。此外已经上市的军工企业涉及军品领域非常少，而民营涉及的反而越来越多，这方面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近年来为了更好的适应实体经济的发展，资本市场明显加快了改革创新的步伐，为更多的创新型的企业开辟了渠道。还有提高并购重组的效率。但是总体上看资本市场还需要跟上实体经济的步伐。

对于今后改革的方向，肖钢主席做了系统性的阐述，我们对特充满信心。一方面是问题倒逼的改革，我们从来没有这么的紧迫和清晰，另一方面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各项改革的措施协调推进，将为资本市场改革创新创造良好的环境。资本市场光靠资本市场单兵突进是非常困难的，比如打击内幕交易都需要改革。总之资本市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谢谢大家。

秦晓：谢谢宋总在第一线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资本市场的动向，提到了并购的问题，提到了军民融合的问题，提到创新企业的问题，反过来反映了一些资本市场需要改革的问题。谢谢！

下面是方星海先生。

方星海：很高兴参加这个会议。我今天讲几点看法，都是代表自己的意见，绝对不代表我工作的单位。

三中全会的决定出来以后，大家都很振奋，我本人也非常振奋，我觉得进一步表明了党中央是锐意改革，带领我们国家走向新的发展境界。下一步就是怎么样形成更多的改革共识，把这个决定落实好。

我今天想谈的事是落实这个决定，首先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也就是说经济金融要保持稳定才能落实好这么一个决定。有一些国家大的改革是在危机发生的过程中完成的。比如说美国08年金融危机以后，金融行业做了非常大的改动，法案在危机进行中就提出来了，我们国家往往相反，如果发生比较大的不稳定因素，在不稳定因素没有结束之前，改革共识可能会消散，然后方向可能会迷失。所以要落实好三中全会的决定重要的前提是保持经济金融的稳定。

资本配制能不能产生这么高的收益？这几年整个银行业的贷款比较快，但是毕竟有所减缓，但是通过影子银行的方式贷出去的负债产品，就是其他公司负债，银行的资产非常多。主要是三个方面通过信托做的一些产品，还有一些是通过银行理财产品，再有委托贷款。委托贷款就是企业A贷给企业B，但是通过银行做委托，也有五六万亿，这些加在一起二十万亿的水平。这些都在银行的表外。不发生问题大概没有关系，一发生问题，这些资产相当一部分恐怕银行业不能完全脱离干系。比如说委托贷款，如果说企业A委托一家银行把钱贷给了企业B，如果还不了的话，是不是企业A完全承担损失？我想不会。这些产品银行是唯一的持有人，如果这些产品钱收不回来的话，银行是不能去闹的。影子说银行说没有问题，这样的情况我先给一笔贷款把这钱先拿回来，把理财的资金拿来先付掉，过一段时间再来处理。但是如果这样的话，这笔贷款一进去就是不良贷款。信托理财和影子银行这样的产品，出了风险恐怕很多回到银行当中来。

我刚才说的风险，我觉得这方面的风险绝大部分体现在银行当中。我觉得银监会的责任非常重大，希望我们各个方面，包括人民银行在内，对金融风险要做好一些处置的预案，也许明年某个时候，一家中小银行发生倒闭这样情况纪律是很大的，如果做好预案就不会回到银行的系统当中，如果预案不及时可能就会一下扩散开来，就会形成很大的不稳定影响，就会影响三中全会的落实。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秦晓：刚刚提出的问题我想现在脱不开，这些问题提的很好。下面请马行长给我们讲，马行长是企业界的领袖，有很多实体的经济。

马蔚华：谢谢。

站在商业行的感觉，现在有点临阵的感觉，觉得受鼓舞，也有一些忧虑和担心。另外担心的有两点，一个是汇率化和市场的自由化。我们无论是利率的市场化和市场的自由化都经历了很长时间。我现在也在学习解读究竟是决定性和基础新有什么不同，但是我只知道决定性就是市场决定，改革是靠市场决定的。既然市场决定那就把这个利率的市场化和汇率的自由化作为改革的目标。

尽管这十几年我们觉得应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到改革的一些基本的条件应该已经具备，比如说一个宏观的稳定的环境，一个商业银行自身的改革，商业模式的建立，还有金融市场逐渐的发展完善。包括今年基础利率的形成，还有贷款市场的最后放开，现在改革就剩空间的存款，存款最后的一站，但不是很轻松。

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改革，虽然做了很大的努力，当然还有几点，因为我们过去的改革，基本上都是自上而下的。究竟市场怎么适应？市场怎么决定？这还要看。第二，隐性的保险，就是大家觉得不能倒，在我们的心里银行不能倒。第三，比如上海同业市场的利率三个月以内的多，三个月以上的很少。报价机制只有九家银行，还有很多家银行，这都是需要完善。利率市场化虽然直接想到银行，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很一般商品价格的市场化有很大差异的。一般的商品影响的只是供需双方，而银行的利率利率市场化会通过这个传导到所有的市场定价机制，而且影响银行本身的生死存亡。国际上有很多这方面的历史记载。美国是90年完成了银行市场化，从97年开始连续四五年每年有两百家中小银行倒闭。韩国的利率市场化九十年代，完成以后不良率从6%到13%。台湾利率市场化，全行业亏损。日本利率市场化泡沫破裂。所以这些例子历历在目，我们怎么办？我去年到台湾访问，他们的利差1.2。把我们的利差调到1.2可能盈利的寥寥无几。这对我们来说是银行的大考。

银行这两年面临一系列的考验，转型、金融互联网，银行多方受敌，压力很大。但是银行如果不经历这个考验，不经过这场洗礼永远成长不起来。去年年初的时候，银行盈利高，社会上批评声很多。当时银行的利率增长上一年还是30%，去年降了20%，今年降了10%左右。不知道明年怎么样，看能不能经历这场考验。

我觉得经历这场考验银行自身有很大的调整。我在招行，十年前就琢磨利率市场化逃避不了，与其侥幸，不如早做准备。秦总是我们的董事长，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做了三件事，两次转型、三件事。

转型第一是发展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是一举多得，第一节约资本，第二可以上浮利率。最关键的是让你员工经历风险定价的考验，将来利率市场化，你全做大企业，一见到利率市场化就败下阵来，因为你没有见识过。

第二，比较早的看到利差收入为主的时代最终要过去，所以要发展各种各样的中间业务。这可以将来应对将来利差缩小。

第三，千方百计的改造流程，电子化，减少成本。

这件事如果做了，应对利率市场化就不一定有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几年各家银行都在努力，但是这个利率市场化光靠商业银行努力还不够。我们觉得还需要监管层、政府层给我们支持，我还是替商业银行呼吁一下。首先修改《商业银行法》。应该允许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因为利率市场化的结果肯定是融资结构的变化，直接融资变多、利差收入变小。如何让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鼓励他们做非利差收入的业务。

第二，我觉得保险制度和金融机构资产退出制度，这两个法律要退出。

第三，完善市场。比如说我们的债券市场，现在我们的债券只是GDP的一半，美国是GDP的三倍，央行的市场操作得有发达的债券市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还有一方面利率市场化，另一方面要放开民间金融。历史的教训在利率市场化大潮来的时候最先受伤害的就是中小金融机构。如何把握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和市场准入的进程要有合理的把握。我们还要尽量保护这些中小金融机构，不让它受到利率市场化的伤害，要扶持它成长。

另外还需要相对稳健的货币政策，或紧或松都不行。刚才几位政策制定部门、监管部门他们好的政策指引，我想商业银行是能够经过这场洗礼，能够通过这场大考的。谢谢！

秦晓：六位嘉宾做了非常精采的演讲，谈的问题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围绕着三中全会的改革大议题，下面的环节是我提几个问题，在嘉宾中讨论。时间的关系我不为每个人设置问题，我就引用蔚华的开场白，就我们非常鼓舞、振奋，这方面不仅仅他讲过了，另一方面有担忧。鼓舞是大家期待改革的议程终于出台了，内容确实很深很丰富，这是我们都觉得鼓舞，甚至觉得振奋。担忧有两条。一条是有些问题也不是自己想的，你说利率市场化，十六大代表上二十年前公报就讲了，这次讲了能不能做到这是担忧的第一个。第二个，涉及到这么多的行业，有没有测算过承受力怎么样，比如土地城乡一体化，农村可以入股可以怎么怎么样，地区政府的收入哪来呢？这些事情会有领导小组认真的计算和策划。我们既担心执行的力度，也担忧承受的能力。我们就担忧的问题，看看每个人是怎样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