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金融资本集团和封建家族关系联系在一起，称为财阀。

李健熙与其父都曾留学日本，创业时也以日本为师。

如今三星风格越来越不像日本，早已超越“老师”。李健熙家族却仍打下深刻的“财阀”烙印。

“财阀”式经营为三星和李健熙家族挣下亿万财富、与三代韩国政府的深厚关系。

“财阀”对权力财富的追逐，却导致兄弟反目，李健熙痛失爱女。

李健熙执掌三星27载的残酷逻辑：只有第一才能生存。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期，李健熙之父李秉喆以3万韩元投资成立“三星商会”，最初商会主要从事干鱼、蔬菜、水果等农副产品的出口生意，不久李秉喆开设了面粉厂和制糖厂，后来又参与到了石化、造船、航空、电子、通讯等领域，而且还成为了当时索尼、松下等日本著名企业的配套加工商，曾一年大赚60亿韩元，被称为“创业鬼才”。

由于父母忙于事业无暇照料，加之战争期间的社会不安定，作为兄弟姐妹中的老七，李健熙在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到奶奶家抚养。在这里，孩提时代的的李健熙听到最多的是奶奶不厌其烦地讲述父亲李秉喆艰苦创业的故事。

虽然不在父母身边，但在奶奶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料下，李健熙也感受到了童年的幸福。不过，等到李健熙上完小学五年级，父亲强行将其送到日本就读。由于到日本后频繁转学，李健熙交朋友十分困难，倍感孤独，看电影来消磨课余时间。

在上初一之前李健熙就向父亲提出了回国读书的强烈要求，，父亲作出了让步，李健熙得以回国。

然而，在李健熙高中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延世大学后，父亲再次下“逐客令”——强行将其送到了名流辈出的日本早稻田大学商学院学习。之后，李健熙又被送到美国，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管理学院主修经济管理，同时辅修大众传播工具。

幼年时期的孤独经历，磨炼了李健熙少年老成的性格，铸就了他独特的思考问题方式和看待问题视角。这些经历对李健熙之后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星前身是成立于1938年的三星贸易公司，从事货运业务。创始人李秉喆带领公司走过了日本侵略和朝鲜战争，成为一个成功的家族财团，并于上世纪60年代挺进电子产业。

当时的韩国政府期望发展成为制造业大国，对抗正在崛起的朝鲜和正在复兴的日本。为此，政府精选了一些能朝这个目标迈进的公司。在此背景下，三星得到了政府的全力扶持和新式工业机器。

李秉喆育有三男五女，李孟熙与李淑熙分别是长男与次女，排行第三的是次子李昌熙，李健熙是三子，在所有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七。

李健熙实际上并不是其父李秉喆眼中最初的接班人选。在求学归国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电视台做播音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广播里介绍三星的产品，直到34岁才出任三星物产副会长，而且在这个位子上一干就是10年。

韩国权利延续和财富继承还坚持着“传长不传嫡” 的传统。李秉喆在李健熙接班前20年就已传位长子李孟熙。

1966年发生“糖精走私门”，迫使李秉喆辞去三星会长职务，次子李昌熙因走私被捕入狱。李孟熙在上位后，开始排挤其父亲信，而李昌熙在出狱后还向李秉喆发起了夺权战。

李秉喆大怒，监禁李昌熙，又以李孟熙患妄想症为名欲将其关到精神病院。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健熙才最终被李秉喆确立为家族企业继承人。

李健熙升任三星集团副总裁后，被安排在父亲总裁办公室旁的房间里，随时接受父亲严酷的培训。每当父亲出门，李健熙总会紧跟其后。不仅如此，他还坚持每天前往父亲的住所陪伴、照料父亲，聆听父亲关于商战和管理的诸多教诲，直到父亲就寝后再回家，这也成了一段有名的佳话。

而在1987年李秉哲去世当日的25分钟之后，董事会成员全票通过了李健熙出任三星会长的决定，三星也由此进入李健熙时代。

“Samsung”是从汉字“三星”得来的韩语名字，意思是“三颗星星”，三颗星分别代表大、长、久。“三”对韩国人而言，象征着完整。三星公司曾长达几十年的使用三颗星星图案的商标。李健熙一上台很快放弃了原来的商标，取而代之的是沿用至今的中性蓝色椭圆图案。李健熙曾透露：“三星以蓝色作为商标底色，意图传递是消费者可以信赖的品牌。”

从父亲手中接过帅旗的李健熙其实非常清楚三星的基本状况。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三星不过是一家以进出口贸易和仿制日本同类产品的二流企业而已，而且由于过度的扩张，三星当时已经产生了高达300％的负债率。

要么守旧勉强而活，要么创新寻找出路——摆在李健熙面前的似乎只有这两条路。因此，主政三星的第二年，在纪念公司成立50周年的庆典大会上，李健熙登上会坛，擎起了以强化产品质量为内容的“新经营”大旗。然而，在一个家族创业元老云集和惯性思维主控的三星中，李健熙的呐喊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呼应。

1993年年初，李健熙出差到美国洛杉矶，当他带领着三星众多高级经理们到当地大百货商店考察时惊讶地发现，当时的三星产品虽然廉价，但无人问津；李健熙特意发给每位经理1000美元，用于购买最受欢迎的索尼产品，并逐个与三星产品比较。

李健熙曾口若悬河地讲了7个小时，正式发布了自己的“新经营”宣言。在会上，李健熙痛斥三星内部盛行的“重数量轻质量”的风气，他要求三星1800多名管理人员“除了老婆孩子，其他都要变”。

从法兰克福回来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李健熙到三星的各个部门疯狂地做了48次共计350多个小时的演讲。并编制成书分发，改革气氛就此扩散至整个三星。

其实，李健熙接下来的一系列质量控制动作让人们见证了他壮士断腕的改革豪情。

三星电子当时生产的电话存在质量问题，李健熙便下令用推土机将1.5万部劣质无线电话碾得粉碎，并命令有关负责人到场观看。当三星一款手机遭到了客户投诉后，李健熙又下令将价值5000万美元的库存手机集合到工厂大院里，之后李健熙带领公司高级经理和2000名员工用大锤把这些手机砸成碎片，然后用大火焚烧。

直到现在，三星的经理们还不时把手机扔出窗外，用卡车轧或是冬天埋进雪里，以此来检验质量。

从法兰克福会议当年起，三星每年都将销售额的7%用于技术研发和产品设计，注重技术创新和启用人才由此一直贯穿于整个“新经营”计划的全过程。

在《三星新经营》一书中，李健熙这样写道：“一个天才能够养活数百万人，而创造力是企业成功的最重要助推器，因此我们需要雇用最好的人才。”为了吸引高素质的人才，李健熙率先在韩国实行了年薪制和绩效制。

李健熙曾说：“三星能有今天，我想是因为有技术作为后盾。虽然今天我们和世界一流企业之间都共同开发技术也共同行销，但是在早期别说是技术指导，就连花钱买技术都很不容易。再加上当时的韩国经营者总认为技术工作者只是工匠，并不怎么放在眼里，我只好站出来，就像对待客户一样，诚恳地向日本或美国的技术工作者一点一点地请教。幸好，我从小就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喜欢追根究底，所以一直很期待听到新的技术、好的技术。只要一有空，就会到先进的国家学习，向技术人员请教，再传授给我们的技术人员。”

1993年6月，秘书室室长李洙彬建议：“我们现在还不能放弃量的经营。”李健熙很生气，丢下茶匙，拂袖而去，这就是三星人流传的“茶匙事件”。不久，李健熙以玄明官替换李洙彬担任秘书室室长。

2002年3月，美国《时代》周刊根据品牌的认知度预测三星电子将在三年之内超越当时还是世界最大的家电企业——索尼公司，三星全体员工都欢呼雀跃。

4月19日，三星精英们被召集开会。本以为是庆功会，但出乎意料——会议首先以产品比较品评会开始，把三星产品与世界最好的产品相比较。李健熙发言四个小时，核心内容是对这些公司灵魂人物工作提出忠告和严厉质询。会议持续到凌晨2点，次日上午8点开始第二轮——整个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断断续续开了50个小时。确立了三星到2010年进入世界三强的中长期战略——要与世界第一位的美国通用电气和日本的索尼并驾齐驱。

李健熙从小就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人称木鸡。一旦陷入思考，有时候甚至可以连续四十八小时不睡觉。但是李健熙一旦开口发言，便直指问题核心。

1995年，在韩国飞往西雅图的飞机上，一位坐在头等舱的中年人正在将手中一款滑盖手机打开又合上，合上又打开，他将要做一个重要的决定。

到了地面，他拿出手机，拨号，给市场部经理，说出了一句让身边工作人员都惊异的话，“15万部手机全部召回，所有代价我们承担，从今以后不再生产这种产品”。

20世纪90年代末，在韩国汽车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李健熙宣布进军汽车行业，很多人都质疑这个决定。众所周知，李健熙是狂热的汽车爱好者。

李健熙还是在釜山花了30亿美元建成了年产量24万辆以上的汽车厂，最后结果是，三星汽车只卖了不到5万辆，大部分还是卖给了职工， 2000年，三星汽车被迫贱卖给雷诺汽车。

为此，李健熙宣布自己为该事件买单。他捐献出20亿韩元个人财产，承担了投资汽车领域失败的几乎全部责任。

《财富》杂志撰文称赞李健熙是“为错误的投资决策承担责任的CEO”。

代表李健熙“第三次创业”的最大手笔是三星集团宣布至2020年在新产业投资23 .3兆韩元的决定。按照李健熙的布局，这块大蛋糕将被切成5份：太阳能电池，电动车可充电电池， LED，生物制药，医疗设备。他的雄心是，到2020年，这5个未来增长引擎将带来约440亿美元的收入。

李健熙似乎总比一般人看的更远，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他便成功说服父亲涉足半导体业，并在20年后将这个业务做到全球第一。

三星不仅拥有着传统财阀的纽带，它与1938年李秉喆创办的以卖水果与干鱼的三星商会仍有着血缘上的联系，它见证了日本的溃败，朝鲜战争，与李承挽、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这些专制政权。

同现代、大宇等韩国家族企业一样，三星早期发展壮大与韩国政府的支持密不可分。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当时军政统治者接管国家政权长达15年，政府通过扶持财阀来体现政策意图和稳定经济秩序，包括三星在内的财阀由此从政府那里获得了各种优惠条件和垄断特权。也正是如此，财阀与政客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所不同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大宇等许多家族财团不是破产毙命，就是无奈被肢解卖身，而唯独三星等少数巨人侥幸存活了下来，而且与政府的关系似乎越来越微妙。也正是这种特殊的背景，演绎出了李健熙人生的第一场灰色大戏。

2006年２月，出国５个月归来的李健熙在首尔机场意外地遭遇了记者的“围攻”。当时坐在轮椅之中而且右膝打着石膏的李健熙以清晰、低沉的声音告诉在场记者：“我对去年自己引起的混乱感到抱歉，我会为此负全责。”

李健熙所言“混乱”指三星集团在2005年9月遭曝光的两桩经济丑闻。其中之一，李健熙涉嫌牵连于1997年韩国总统竞选时发生的政治献金案。

道歉完毕之后，李健熙在保镖簇拥之下进入高级轿车，驶离公众视线。三天后，三星集团宣布，捐款10亿美元“给社会”，其中主要捐款来自李健熙家族财产。

不过接下来故事所演绎出的最终结果也让不少韩国人瞠目结舌：金泳三上台之后，李健熙得到了总统的特殊赦免。

2007年11月份，三星集团前法律事务负责人金勇哲在电视直播中爆料称，三星所有的子公司均在高管名下开设贿金账户并称这样的账户约有1000多个，总金额近2亿美元。不仅如此。

官方的反应出乎李健熙的意料。第二天，韩国国会通过投票表决，同意设立独立调查组对事件展开独立调查。韩国警方迅速出动警力对三星集团及李健熙的住所展开了历史罕见的大搜查。

李健熙之子李在镕甚至接受了长达14小时以上的高强度调查。据悉，一些不利于李健熙本人的证据在其家中被找到。

2008年4月17日，李健熙因涉嫌非法转让经营权和逃税而被起诉。消息还未正式公布的前五天，李健熙宣布辞去三星集团董事长一职，像往常一样，他弯腰90多度在电视上向韩国国民鞠躬道歉。次年8月，首尔高等法院宣布判处李健熙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另处罚金1100亿韩元。

然而，2009年的最后一天，韩国总统李明博在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赦免李健熙。对于特赦李健熙，李明博的解释很简单：“从国家立场上决定对其进行赦免”。所指的“国家立场”就是试图通过赦免李健熙以帮助韩国申办2018年冬奥会。

在政府庇佑以及财阀集权下成长起来的三星俨然已是韩国的标杆，其所拥有的巨大能量让人叹服。目前三星集团是韩国最大的企业集团，旗下云集着地产、航运、保险和电子产品等80多个分支产业，全部市值超3000亿美元；集团每年产值相当于韩国GDP的20%，为韩国所缴纳的税款占该国税收总额的10%。

目前三星有近20种产品的世界市场占有率居全球企业之首，三星还有三间子公司被《财富》杂志评选为世界500强企业。

如同三星在韩国经济中的份量一样，李健熙家族对三星的影响能量也不可谓不强大。目前，李健熙一家人拥有的上市企业股票总值为10.8万亿韩元，虽然占比不到三星集团10％的股份，但李健熙家族通过交叉持股方式控制了三星旗下80家子公司。

据韩国工商界信息门户网站“财阀网”发布的韩国400大富豪名单显示，个人资产超过1万亿韩元的韩国富豪达25人，其中李健熙和子女等三星家族出身的就占8人。论个人财富，李健熙的身价已达8.5913万亿韩元，为名副其实的韩国首富。

当然，李健熙对韩国的影响并不仅仅反映在其个人财富能量之上。比如李健熙曾在三星实行每天7点上班4点下班的新工作制，此举一度改变了整个韩国的日常作息时间安排，不仅如此，三星在韩国率先推行的5天工作制也成为今日韩国企业的作息习惯。

在三星董事长李健熙某次视察工厂时，该公司曾要求员工不得在其进入大楼时透过窗户向外观看，原因是这样会俯视李健熙。

除此之外，厂方还要求员工将车都停到大楼后面，避免被李健熙看到——很显然，他们的车不配进入李健熙的视线。另外，洗手间也会放上一些薄荷，以便改善气味。

当李健熙进入大楼时，地上甚至会铺好红毯迎接他的到来。三星内部日本工程师称：“三星就像是一个宗教，而主席李健熙就是上帝。”

“财阀”集权制带来了根深蒂固的企业文化：三星员工要如同“臣民”一般向“国王”李健熙效忠。

2004年，三星生命在接受金融监督员的调查时，有员工冒着触犯法律的风险，擅自删除了6万多份电子文件。

2005年，在公平交易委员会调查石油化工行业价格勾结案件时，三星道达尔的一个员工突然抢走材料逃跑，并在同事们的掩护下销毁了证据。

在互联网大潮的侵袭下，尽管三星仍然是名列前茅的企业巨人，却不免行动迟缓。

由于三星过度依赖消费类业务，加上上游投资巨大，其整体利润率远逊于惠普、西门子等巨头。资料显示，三星电子目前的年利润率维持11%左右，但美国的苹果、谷歌等以软件为主的企业利润率均在30%以上。

目前三星产品从半导体、液晶电视、手机到家用电器均已达到增长潜力的极限，而且曾为三星重头业务的LCD在2011年出现了近9亿美元的经营亏损，其5年之后被OLED电视所取代已成趋势。

李健熙毫不隐晦的指出：“在全球经济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即使是全球最优秀的企业也在走向崩溃，三星也是前途未卜。”

大厦刚刚出现裂痕之时，便有敏锐者嗅到了它的味道。

“讽刺的是，三星企业管理面临的最大威胁竟是李健熙自己。”韩国一名研究员说。

李健熙的哥哥李孟熙和姐姐李淑熙在2012年起诉他，索要8.5亿美元的股份。李孟熙称：“李健熙的贪婪导致了我们的起诉。”李健熙反常地公开否认指控并表示：“不会给李孟熙一个子儿。”

这种指名道姓的论争令人侧目。李健熙家族的矛盾已经水火不容。

由于担心这家韩国最大的企业对国家的影响力过大，韩国政界人士已呼吁对三星和其他财阀的实力进行制约，这也成为韩国总统选举之前的竞选活动的一个主题。

近年来，三星、现代汽车等财阀却在全球市场攻城略地、大放异彩，并屡次创下历史经营业绩的新高。尤其是三星，其一家的年销售额，就相当于韩国GDP总量的20%。不少韩国人惊呼，韩国已经不再仅仅是“财阀共和国”，而是已经成了“三星共和国”。

与此相反，韩国经济却停滞不前，陷入低增长的泥潭，更有许多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户经营困难，甚至陷入破产危机的边缘。此外，随着朴瑾惠新政府的上台执政，推行大刀阔斧的“经济民主化”，限制财阀无限制的扩张，打击财阀的非法经营行为，几乎使得韩国各大“财阀”人人自危，不得不“低调”行事。

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有一个儿子和3个女儿，其中2005年女儿李尹馨自杀事件最受关注。李尹馨是他家里最小的女儿，在20岁时就拥有三星集团1.91亿美元股份，是韩国最富有的女性之一。

李尹馨自杀原因是豪门中常见的感情受挫。豪门千金爱上一贫穷小子，家族的强烈反对让李尹馨感到绝望，这位忠贞的韩国第一富豪女，用一根两米长的电线结束了自己年仅26岁的生命。

李健熙曾经十分疼爱这个最小的女儿，不顾家人反对，为爱好跑车的她购买各种名贵跑车。最终在婚姻问题上，仍然遵循了“财阀”的政治联姻规律。

而这位豪门千金殉情留下的遗言令人唏嘘：“你们相信现代社会还有'蝴蝶夫人'的存在吗?有的，的确有，因为我就是。爱情虽然让人绝望，但我无怨无悔。而致我于死命的恰恰就是这人世间最美好、最迷人的事物 ……”

46岁的李在镕是李健熙的独子，可谓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李在镕的受教育经历与李健熙是很相似的，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往日本和美国学习。

2000年李在镕回到韩国，在三个月里他创立了14家互联网企业。不幸的是，仅仅一年以后，互联网企业迅速走向衰落。最后不得已由三星出面购买其股份，才挽回了他在经济和声誉的双重损失。

尽管李健熙为独子接班已“排兵布阵”两年多，如今依然有批评人士表示：“我们并不清楚他的能力，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他会是下一任国王。”亦有资深三星员工担忧他不了解三星的顾客，因为不了解“普通人”。

尽管李健熙在韩国拥有着足够大的影响力，这位明星人物却极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为此，李健熙得到了“隐士会长”称谓。

然而，年过七旬、几度病危的他能否真正“归隐”仍是未知数。

三星正面临财阀式集权带来的组织架构森严、创新能力与盈利能力下降等严峻局面，在老舵手未厘清航向之前，交班变得十分危险。

而崛起的中国国产手机正在火上浇油，据三星二季度财报显示，当季利润锐减24.6%，是2012年第二季以来最差业绩。第二季度小米成为中国大陆最大智能手机厂商，三星沦为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