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问王石：保中国还是保大清？你是多尔衮、慈禧还是林则徐？

周掌柜（微信号：zhouzhanggui200）：中国商业生态战略研究开创者，多家知名上市公司生态战略和市值管理顾问，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周掌柜评论

万科股权之争已经进入白热化，政府官员、学界纷纷表态，全国人民陷入严重的分裂，这些都是让掌柜看着痛心的。痛心之一是市场化的基本原则被民粹和道德绑架，也从某种程度上被舆论绑架，不去讨论制度缺失和制度建设而人人陷入意见表达和批判，毫无现代性思维；痛心之二是万科这样一家时间沉淀下来的明星企业，全无现代性的职业经理人精神，竟然有不在少数的人去市政府游行和上访，不信法治、不管大股东、不认资本市场、只认包青天！可见社会的法治思想缺位何其严重。或许种种现象昭示的内涵已经超越了万科股权之争本身，一个更深层次的危机正在走来：市场是否面临退化？我们的市场文明竟然无法承载一次公开市场的正常投资收购行为。另外，王石引导的媒体和舆论对宝能的攻击，客观上看，已经完全超越商业的界限。换个角度想，如果这样公开市场的投资行为得不到保护，中国资本都去国外配置资产好了，每个企业都是创始人的堡垒，商业何以进化、企业如何进步？大清帝国的方式，一个管理者执政50年的世袭制度能面对全球化竞争吗？头绪真的很多，本文之所以引用了两篇历史文章，源自掌柜的一个个人看法——在中国4000多年历史里，无论诸子百家还是宋明理学，没有任何一个思想让人民获得了更好的生活，只有当市场经济出现之后，生产力获得了提升，改革开放也是因为信仰资本的力量才获得了空前成功。资本主义的两个精神内核是资本配置社会资源以及借助资本为工具的竞争，历史的真理就是“资本推动社会进步”，这个时代精神是不应该被挑战的，所谓的“人才中心论”不仅不适合目前的中国国情，更不适合万科这样的房地产公司。所以在王石和华润、宝能对决中掌柜一点都不同情王石。历史或许可以给我们一双慧眼重新审视资本时代的种种迷雾。在宝万之争初始，掌柜曾经写了一篇《十问王石》，今天作为第二篇，梳理一下我们的疑问，没有答案，没有站队，只是遗憾和不解，这位昔日的全面偶像今天为何为我们制造了这么多的疑问？！

1，从结果上看，经过半年多的积极筹划，万科的价值增加了还是缩小了？

2，万科的中小投资者因为您的努力获得保护了吗？

3，经过公开举报，宝能的收购资金来源是否找到了违法的线索？

4，中国民营资本成功运营的房地产公司比比皆是，国家也曾经反对国企进入房地产市场，您对国资情有独钟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5，作为非执行董事，在这次危机中您的主导作用是否违反《公司法》？

6，深圳地铁方案成功之后，最大受益者是万科公司还是万科事业合伙人（保中国还是保大清）？

7，您认为万科的治理结构中“摄政王”对公司是否有持续贡献？

8，万科的部分高管停牌前高位抛售股票是否涉嫌内幕交易？

9，万科的理想投资人是否有明确的超越资本性质的标准可以公布？

10，纵观整个事件，您认为接班人郁亮的危机处理水平是否适应公司发展？

以上问题都是万科股权争夺战的关键核心假设，也是王石应该向公众传播和解释的关键节点，如果对此公众有满意的答复，才能不辜负支持万科支持王石的人的信任！

下文转载两篇历史文章，供大家周末赏阅：

第一篇：史上最大PE：看多尔衮如何收购大明朝资产（作者：罗山山）

第二篇：慈禧太后统治中国47年的秘密（作者：龙吟斋）

《史上最大PE：看多尔衮如何收购大明朝资产》

多尔衮拿下山海关和吴三桂的过程，如同一个出色的产业并购案例。李自成一方在敌意收购大明后，未能妥善处理关系，导致大明重要子公司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倒戈相向。

李自成于是挥军东征。为求自救乃至回购母公司，吴三桂欲向白衣骑士多尔衮借兵。多尔衮却提出要吴三桂率众来归的全资收购方案，最终以低成本完成核心资产收购，且重创竞购对手大顺军。其在谈判和出击时机的选择、耐心、整体视野以及胸怀等方面，都可圈可点。

多尔衮是清初的摄政王。皇太极死后，顺治年幼，由他摄政。他的年代当然没有现代意义的私募股权投资了。不过，太阳下面没有新鲜事。细读明末清初的历史，看看多尔衮、吴三桂、李自成三方围绕山海关展开的博弈，股权投资的一些核心能力如交易结构的设计、谈判能力、投资成本、投资时机的把握等都可以从中学习。

攻陷北京，灭掉大明：李自成实施敌意收购

话要从李自成攻陷北京，灭掉大明说起。李自成的大顺可以说是对大明做了敌意收购。此时，虽然北京陷落，但大明在关外还有一只劲旅关宁铁骑，这是当时北方仅存的一支明军。

这类似于母公司被敌意并购，但还有一个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子公司在外面。这只劲旅由吴三桂率领，从前驻扎在山海关外的宁远。在北京陷落前，其接到崇祯皇帝的急令回师救援，回撤途中占据了山海关这一战略要地。李自成的大顺得之，则有了一座抵御关外满清的屏障。多尔衮的满清得之，则进军关内的门户大开，再不用绕道迂回。

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大概知道一些。吴三桂原本已答应归降，并移交了山海关防务，可惜李自成的大顺军没有处理好这一重要关系，拷打他父亲，又抢了他的爱妾陈圆圆。吴三桂当年才33岁，血气方刚，从逃出的家人口中得知这些消息，于是从去北京的路上调转回来，重新占据了山海关，还斩了李自成的来使，自己断了后路。

今年是山海关大战370周年。重读这段历史，看看1644年4月中下旬（农历，下同）这段关键时间，局面的演变和多尔衮等各方的表现。

不要借兵，要归降：吴三桂回购计划落空

吴三桂得知大顺军来征，知道自己的兵力远不如李自成，于是想出了向满清借兵的计策。借兵，这里实质上是邀请共同投资者。当然，他也给出了“裂地以酬”（如果胜利，许以土地）这些未来的空头支票，共同回购被敌意收购的母公司。事成之后，共同投资者可以拥有母公司部分股权。

多尔衮不傻，他极聪明。当大明摇摇欲坠时，据说他已经听从大学士范文程的建议，调集全国精锐，准备绕开山海关，从密云等处进京，与李自成争夺天下。直到4月15日，见到吴三桂派来的请兵使者，才知道大明已亡（看来情报工作有待改进），心里自然大喜。

不过，对于吴三桂的借兵提议，他并没有答应，也没有回绝，而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若率众来归，则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这里的“率众来归”，就是要归降。也就是说，借兵就免了，我要的是母公司全部股权，你就做我的全资子公司好了，并提出了升职（封王）和股权激励（封以故土）。

看起来母公司层面的股权没有商量的余地，子公司股权还可考虑（后来吴三桂曾长期据守云南，成了当时实际上的云南王）。说起来也是，吴三桂只是子公司CEO，母公司法人代表都没了，他说借兵，将来可有母公司股权，但他能不能打赢李自成还不知道，说话又哪能算数？

吴三桂也很无奈。与清军仇杀多年，也多次拒绝对方招降，如非万不得已，不会向清军求救；但目前夹在大顺和满清两大势力之间，难以长期自存。本来玩平衡是最好的生存之道，可惜其已与李自成方决裂。

回头来看，他斩了李自成来使确实有些意气，而且此后遍张讨贼告示，无疑也刺激了李自成一方，迫使对方尽快解决山海关问题，压缩了自己可以回旋的空间和时间。不过他当年才三十出头，类似今天的80后，却已经统率千军万马，难以深责。

调整行军路线，直奔山海关：多尔衮欲一石二鸟

原本多尔衮大军准备从密云等处进击北京。接到吴三桂请兵书时，吴三桂所建议的入关路线也不是来山海关，而是“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也就是要清军从今天的喜峰口、密云一带入关，包围京师。他当然不希望多尔衮来山海关，夺取自己的地盘。

多尔衮哪能由吴三桂的建议方案主导，他决定改变行军路线，大军直奔山海关。他原本就是要入关与李自成军决战，现在不过换了地点。如此还可以借吴三桂军消耗对方，并有机会取得山海关，一举多得。

不过，从行军速度来看，多尔衮大军速度并不快。从4月15日在翁后（今辽宁阜新境内）接到吴三桂第一封信，到4月20日在连山（今辽宁葫芦岛境内）接到吴三桂第二封求救信，不长的路走了5天。可见多尔衮对吴三桂方仍有疑虑。

收到吴三桂第二封信后，多尔衮知形势紧急，这才下定决心，一昼夜急行军二百里，21日晚抵达山海关外，距关城尚有十余里。

在吴三桂的两封信中，都没有提到归降，也就是吴三桂和多尔衮还在谈判中。不过，事件的第三位主角李自成方的举动是关键。4月13日，李自成的十万大军出京城，21日清晨抵达山海关。当天已经展开激烈的攻势，山海关的几个辅城都险些被攻破。

多尔衮的谨慎也是有道理的。一方面，他与吴三桂是多年的宿敌。另一方面，如果吴三桂已经接受李自成招降，而多尔衮大军又按吴三桂指定的线路入关，那后面被诱深入，遭受腹背夹击的恐怕就是清军了。

从北京到山海关，路程约700里，李自成大军走了近9天，确实慢了一些（吴三桂派出了诈降的谈判代表，或许与此有关）。因为同样的路程，战败逃回去，只用了不到4天。如果早两三天到，赶在多尔衮大军到来前，收拾完吴三桂军，占据了山海关，那么即使清军数量仍占优势，但可能历史就需要重写了。

按兵不动，白衣骑士等来最佳谈判时机

李自成也有谋略。到达山海关后，他已经在吴三桂后方布下一只军队，切断其退路。多尔衮大军到达山海关外后，首先击溃了这只队伍。22日清晨，其进抵山海关外，停下来观战。

吴三桂多次遣使请多尔衮。多尔衮对使者很友善，但仍然按兵不动，等待最佳的谈判时机。果然，21日大战一天下来，吴三桂的关宁军已处劣势，时间紧迫，吴三桂再无法等待下去，22日清晨率亲兵突出重围，来到多尔衮大营。

大营中的谈判，并无官方记载，有不同的说法。一说吴三桂跪降，满清封王。刘凤云女士在《一代枭雄吴三桂》一书中整理了多方面的史料，估计当时的谈判中吴三桂仍以明朝臣子的立场，要求清朝借兵，酬谢的筹码是“裂土以酬”，即北京归清朝，黄河为界，南北通好。提出的附加条件是：访明太子立于南京；以及不伤百姓，不犯寝陵。

多尔衮“许之”，并要求吴三桂及其军剃发，以与大顺军相区分。事实上，剃发与否事关重大，也就是吴三桂归降清军的标志与证明了。此后的战事中，吴三桂也已接受多尔衮调遣。

谈判时，有无足够耐心，也是成败关键之一。要做成交易，而且是以理想的条件和价格，这就考验功力了。拿下山海关，取得进军中原的门户，是多尔衮梦寐以求的目标。他率大军急速赶来，也向吴三桂提出了“统兵来归”的全资收购建议。但并不急于出手，即使敌意竞购对手（李自成）来势汹汹，他也还在等待时机，要被收购方主动来求自己。

即使吴三桂最后真的仍坚持借兵，他实际上也并无可谈判的筹码了。李自成军正急攻关城，时间紧迫；自己也身陷清军大营，被清军扣留乃至斩杀的可能都有，哪里是真正的谈判呢？

后来的局势演变，表明多尔衮并未遵守当时的约定，也就是立明太子于南京，黄河为界。他甚至不许吴三桂入北京，吴三桂的全家被杀害，他却连收拾和祭扫的机会都没有。实力决定一切，经过山海关大战，吴部遭受重创，与清军相比，大概是一对五的悬殊比例，无法以卵击石。

吴三桂之前策划拥立明太子的想法就此落空，汉奸、卖国贼的身份就此敲定。又有多少人理解他降清的被迫和无奈，以及为恢复明室曾经做过的一些努力呢（尽管其中可能有私心）？人生有时就是这样，事与愿违，从他斩杀李自成来使开始，一步步其实就难以回头了。

在企业并购中，有白衣骑士一词。当企业不愿意被敌意收购方并购时，可以邀请一家友好的公司来收购（也就是白衣骑士）。多尔衮的满清军是请来了，不过，这可不是友善的白衣骑士。前门拒狼，后门迎虎，吴三桂无奈饮下了自己酿的苦酒。

不急于参战，等待最佳出击时机

吴三桂归降以后，山海关东门打开，数万清军汹涌入关。

即便如此，多尔衮也没有即刻命令八旗兵参战。他在观察和等待时机。一则李自成的农民军他听说已久，但从未交过手，需要保持谨慎。二来等到吴三桂的关宁军与李自成的大顺军精疲力尽，两败俱伤时，他再出手，便可一举锁定胜局，也就类似于以最低成本完成收购。

多尔衮前面受降了吴三桂，取得了山海关的控制权，还获得了吴三桂和关宁铁骑（有战略价值的资产和有能力的管理层及良好的运营资产），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还要重创最重要的同业竞争对手（李自成大顺军）。

4月22日早上，决战在即。十万大顺军在石河西岸排成一字长蛇阵。多尔衮令吴三桂军首先出战，出击城南石河口一带的薄弱环节，这里离李自成大帐最远，而且地势开阔，便于骑兵行动。一来见吴三桂的诚伪，一来可见李自成军的强弱，还可坐收渔利。

中午时分突然起了大风，能见度很低。时机到了，多尔衮把握时机，下令数万白旗骑兵突击大顺军。大顺军原本略占上风，但之前一天多的拼杀已经精疲力尽，突然见到沙尘中杀出数万精锐骑兵，即使拼死抵挡，也难挽败局，最终折损数万人，主将刘宗敏也中箭。李自成见势不妙，收军败退。战局以大顺军大败告终。

三方损益盘点：满清是大赢家，历史有偶然性

李自成东征的大顺军精锐约6万人，加上明朝两位降将的近3万人，合计不到10万人（不计后勤物流人员）。据说逃回北京的只有约3万人，账面损失近7成。而且山海关大败之后，军心动摇，形势急转直下，被迫于4月30日撤出北京，踏上了西去的逃亡之路，可以说是下下的结局。

吴三桂军队约5万人，估计至少折损了一半，账面损失约5成。事后还被多尔衮下令追击大顺军，失去了自己据守的山海关。虽然未被大顺军全歼，但遭受重创，而且从此失去根据地，命运也不能自主，更背负骂名，结局也可以说是下。

最大的赢家是多尔衮主政的满清。清军调集各旗的2/3以及全部汉军出征，估计总兵力在14万人左右。由于选择在李自成军与吴三桂军两败俱伤的时候出手，清军死伤估计不过万余。加上收编的吴三桂军，账面还略有盈余。更重要的是，其此前与明朝征战多年，都不过是在辽东争夺而已。此战取得三海关，之后又以吴三桂军为先导，直取北京，可谓上佳的结局，回报又何止千百倍。

在这场大战中，吴三桂方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可以改变竞争的格局。如果吴三桂方的5万人倒向李自成一方，那么凭借山海关的险固，尚可以和满洲大军可以决一高下。如果倒向多尔衮一方，那么李自成方处于明显的劣势，结局只在于是关前决战大败还是回撤途中大败。历史也有其偶然性，如果李自成大军来得再慢一些，或者多尔衮大军来得再快一些，以至于李自成在大军攻城之前，就已经知道满清大军的到来，那么李自成一方很可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如果李自成大军不急于攻城，山海关没有陷落的危险，按照吴三桂反复的个性，会力求自保，相信不会轻易献关降清。满清远来，对吴三桂和李自成两方都有戒心，按照多尔衮谨慎的个性，不会轻启战端。三方如何周旋下去，尚未可知。

李自成方的教训：关键细节执行、形势判断、人才储备等均有不足

山海关大战，可以从正反两方面多角度学习。历史上记载的李自成，其实也颇有胸怀和逆商。这从他能够接纳曾射伤他的明朝降将，以及潼关大败后仅余18骑，之后还能复出再起等都可看出。

入主北京后，他的人生和事业都登上了一个高峰。当时面临的局面也颇复杂，既要处理明朝降官，稳定京城局势，奖励将士，储备军饷等，下一步也面临诸多挑战，如西南的竞争对手张献忠军、南方明王朝残余和山海关的吴三桂明军，以及辽东的满清等，可以说事情是千头万绪。

不过，高手之所以是高手，就在于他能够在复杂的局面中找到重点，类似于围棋中可落子的地方很多，但关键的要着不多。李自成能够很快派出明朝降将去劝降吴三桂，而且几乎成功了，这一点已经显示出他出色的地方。

但可惜在关键细节的执行上出了问题。既然重视吴三桂，那他在京的家人应该是重点统战和保护对象啊。何以后面他父亲吴襄还要被拷打勒索，以及他爱妾陈圆圆被抢走？做这两件蠢事的大将军刘宗敏及其手下当然太不给力。李自成用人不当，也难辞其咎；更缺了一位好的宰相，帮助他处理好这些关键的细节，牛金星当然不够胜任。

从形势的判断和相应的知清人才储备上来看，李自成也有明显不足。灭了大明后，谁是下一个最重要的竞争对手（或者说敌人）？可以是外在的，也可以内在的自己人（如军纪败坏和干下蠢事的刘宗敏军等）。外在的敌人中，谁最有威胁？显然李自成对满清估计不足，了解更少。这也容易理解，此前多年厮杀的对手都是明军，视野上容易有惯性和盲点。这就好像百货行业内相互竞争多年，结果发现最大的竞争对手来自淘宝等电商。

拿下北京后，既然是敌意收购了大明，人家的资产（如国库）归你，负债（包括潜在的表外负债如满清的威胁）当然也归你了。满清是晚明多年最重要的外患，李自成虽然不熟悉满清，但明王朝内熟悉满清和通满语的人才应该不少啊，何以在相关史书中并没有见到李自成收罗知清人才的记载？宫殿庭院、黄金美女是重要资产，这些事关下一步的关键人才也是重要资产。金银是资产，良好的军纪、稳定的民心等也是重要的无形资产。

看来李自成的大顺军在盘点北京的资产负债表时，忽略了一些关键的无形资产和表外负债。我估计他是把北京主要当成了财务资产，榨取金银美女后就走人，回师西安，否则不会有后面的短视政策。并购北京后失败的整合，直接影响了后续的并购（吴三桂军和山海关），更间接导致后面的大战失败和整体崩盘。

多尔衮虽然也从未与农民军对阵，但他朝中有多位重量级的明朝降官如范文程和洪承畴。洪承畴从前曾与李自成农民军对阵十多年，经验丰富。加上吴三桂提供的大顺军动向，知己知彼，在开战之前，多尔衮就已经明显有胜算了。

李自成之前的形势判断有误（以为吴三桂还可能再被招降），对清军前来也不知情。直到21日夜部署在吴三桂后方的军队被满清前锋击溃，这才知道清军前来。何以22日还要决战？这颇值得思考。

姚雪垠先生在历史小说《兵败山海关》中估计李自成是骑虎难下，大军如不战而退，恐损军心与威信。这就类似一个大投资项目的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做得比较差，前期投入已经不小，直到最后关头才发现一个很关键的大风险，只有一个晚上的考虑时间，决定还要不要投？有没有勇气承认之前的失误，敢于放弃，勇于不为？这些都考验决策者的智慧和勇气。

满清可圈可点的低成本收购策略

回头看这个案例，还是很令人感慨。李自成的大顺和多尔衮的满清都在争夺山海关这一战略要地和吴三桂这支精锐。可惜李自成一方未能妥善处理关系，一方面在招降，一方面又有大将刘宗敏主导的拷掠追款行动，伤害了吴三桂父亲，并抢走陈圆圆，激化了矛盾，煮熟的鸭子飞了。最后要选择大军出征，敌意并购，进一步把吴三桂推到绝路，最后倒向满清的一边。

多尔衮对吴三桂的提议共同出击李自成军极有兴趣，但拒不接受其方案（借兵和指定线路），同时提出了全资收购，要资产也要人（率众来归）的方案。急行军到山海关后，他并不急于参战，而是等待最佳的谈判时机和出击时间。随着战局的恶化，潜在的被收购方（吴三桂）再无选择的余地和时间，只能主动上门，选择归降。

原定的全资收购已经在望，成本较低。看起来没花费真金白银，获得了优质的管理层，并大体取得核心资产（山海关）的控制权。这时候的重点已经演变为如何重创敌意收购对手（同时也是最大的同业竞争对手）。最终，多尔衮选择在关宁军和大顺军筋疲力尽、两败俱伤的时候出手，并抓住了难得的天气利好因素（风沙不利于不熟悉地形的大顺军），低成本重创对手。

要做成收购，而且要最有利的条件（绝对控股收购、要资产也要管理团队），还要最低的成本；不仅要收购子公司，取得战略资产，还要同时重创竞争对手，并选在最合适的时机出手。多尔衮在谈判和出手时机的选择、耐心、整体视野以及胸怀（接纳多年的敌人）等方面，都可圈可点。

对比来说，大顺军拿下北京后，没有注意稳住原有的管理层，而是采用了拷打官员掠夺银两这类涸泽而渔的短视做法，把朋友变成了敌人；其也比较轻敌，螳螂捕蝉，却没有留意到后面的黄雀；对可能的失败也准备不足，以至于败退途中缺乏接应。从3月19日进京，到4月30日仓促离京，1个多月的时间里经历大起大落，让人叹息。

多尔衮拿下山海关和吴三桂的案例，不就是一个出色的产业并购案例吗？历史中有丰富的营养啊。（《新财富》）

《慈禧统治中国47年的秘密》

1861年11月，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联合发动辛酉政变，此后三度垂帘听政，直至1908年去世，统治中国长达47年之久。人们大多认为，这是由于慈禧太后善于玩弄政治权术，具有翻云覆雨、为人阴狠、手段毒辣等独特政治手腕。其实，这些并非重要、更非根本的政治原因。

皇统继承乏人的危机

慈禧太后能够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数十年之久，首先是基于清帝皇统继承乏人这一客观原因。

清王朝自天命汗努尔哈赤至宣统帝溥仪，共计12帝。这12位皇帝子女的多寡，与大清王朝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联。道光及其之前的7位皇帝，子嗣最少的雍正和嘉庆帝也有14个子女；被称之为“多子翁”的康熙帝甚至有55个子女；而到了咸丰帝，一生仅有二子一女；同治、光绪和宣统帝，竟然一生子女皆无。这就使道光以前各帝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选择余地较大。而自咸丰开始的三位皇帝，少子或无子，几乎丧失了选择余地或可能，出现了皇位继承乏人的危机。

清朝最后几位皇帝寿命之短促，则进一步加深了这一危机。道光以前各帝，除顺治帝情况较为特殊，只活到24岁外，其他均活至五六十岁，甚至八九十岁。而同治帝只活了19岁，咸丰帝、光绪帝虽寿命较长，但也不过才三十几岁。

如果清帝寿命较长，其子继承皇位时一般皆已长大成人，这就至少可以在年龄方面保障新君继位后即可独自处理政务，保证皇位与皇权的平稳顺利过渡。但如果皇帝的寿命过于短促，其继承人的年龄就必然偏小，不但没有任何基本知识的储备积累和政治经验，甚至不具备是非判断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新继位的小皇帝或借重于朝廷重臣，或依赖于亲近太监，或直接依靠自己的母后，出现一段时间皇位与皇权的分离错位，这就有可能导致权臣专擅或母后外戚专政之类太阿倒持的朝局。

道光以后各帝寿命之短促，子嗣之不旺，预示着大清皇统的危机。晚清御史胡思敬在谈到光绪帝死后无嗣继位时说：“国统再绝，而家无令子，识者早知其必有乱矣。”讲的正是这个意思。慈禧太后之所以能数十年干政，与清末三位皇帝、特别是其子同治帝继位时年龄太小，不无直接关系。

特殊的政治身份与地位

慈禧太后之所以能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数十年之久，并非仅仅因其具有多么高深莫测的政治本领或手段，而是依靠其特殊的政治身份与地位。

咸丰帝死后，清廷内部实行的虽是“（太后）垂帘（八大臣）辅政，盖兼有之”的权力机制，表面看慈禧太后与肃顺等八大臣的权力是旗鼓相当，但实际上慈禧太后占据新君生母这一更有利的地位，使其在与八大臣的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朝中部分大臣也都坚持“自古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政治理念，大都认为只有两宫太后才是皇权的真正代表。

在以后对奕訢的多次贬抑打击中，慈禧太后同样很好地利用了这种正统皇权代表者的政治优势。辛酉政变以后，奕訢自恃有功，有时在用人行政方面，并“不商之于太后……皆由己意……独断而行”。慈禧太后曾愤愤地对他说：“汝事事与我为难，我革你职。”但奕訢并未完全把慈禧太后放在眼中，倔强而满不在乎地顶撞说：“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革皇子。”但是，1865年3月底，慈禧依仗皇太后的特殊地位、君臣上下尊卑的政治伦理，突然以欺君藐上的罪名，将奕訢罢革，后她又以皇太后的特殊政治身份赏还恭亲王的爵职。这终于使奕訢不得不放下皇子亲王的架子，彻底臣服。

经过历朝历代长达2000余年的因革损易，“君为臣纲”等忠君思想已根深蒂固。环视当时的大清帝国，皇帝幼弱，亲贵如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者，尚不能与慈禧太后争锋，尚有何人能够与皇太后争高下、论尊卑呢？

妥善处理两大家族政治关系

外戚专权与保持皇权独立是一对势如水火的矛盾。慈禧太后则妥善地处理了那拉氏家族与爱新觉罗氏家族的政治关系，这也是她掌握清朝最高权力数十年最为根本的原因。如果将慈禧太后与唐代的武则天做一个比较，就会对此有一个极为清楚的认识。

武则天先是“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后来又正式登基称帝。不但立武氏七庙，追尊自己上五代祖皆为皇帝，大力提拔重用武氏兄弟子侄掌握朝廷内外的军政大权，而且残杀唐皇李氏的皇子皇孙。这不但引起李氏家族的全力反抗，也引起众多唐朝重臣和旧臣的强烈不满与反对。

反观慈禧太后掌握清廷最高权力的数十年间，她对爱新觉罗氏家族与那拉氏家族关系的处理远比武则天稳妥得多，朝野上下没有人指责慈禧太后对爱新觉罗氏家族不忠，其根本原因是她在两个问题上处理把握得较为得当。

第一，未予那拉氏族人以显爵重任。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的大弟照祥被封为三等承恩公，其父惠征、祖父景瑞、曾祖父吉郎阿则被追封为三等承恩公。以上封爵，皆为清廷对于皇后或皇太后家族的恩封惯例，而非“违制”的特例。其二弟桂祥，之所以在1888年被封为三等承恩公，是因其女被选为光绪帝的皇后，仍是循外戚封爵之惯例，与慈禧太后的个人意旨并无直接关系。慈禧太后之所以未对胞弟委以控制清廷实权的重任，除了与其弟缺乏才干有关之外，与慈禧太后特别关注爱新觉罗氏家族与那拉氏家族关系、不给其他人以攻诘口实的意识自觉或心理警觉不无关系。

慈禧太后临死前，遗命以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继承皇位，同时又谕命：“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即其侄女隆裕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她没有安排隆裕太后直接出面垂帘听政，而是让她退居于幕后。慈禧太后的上述安排，既是出于个人的得失私见，同时又是归还清廷最高权力于爱新觉罗氏的综合考虑。

第二，慈禧太后所选立的两任小皇帝——光绪帝载湉和宣统帝溥仪，都是爱新觉罗氏家族血统最近的近支亲王后代。她的独断专行，虽会引起皇室亲王和其他朝臣的不满，但没有人怀疑慈禧太后对爱新觉罗氏家族不忠或有所威胁。至于慈禧太后多次选立小皇帝，以及其与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等人的矛盾与斗争，皆被人理解为是清朝内部的权力之争，甚至不过是家族内部的叔嫂“家务”之争而已。

综上所述，无论慈禧太后的主观意图如何，在客观上，她的确成功地使人们普遍认同其对爱新觉罗皇室是忠诚的，这应是她较为顺利地掌控清王朝最高权力长达近半个世纪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掌柜（微信号：zhouzhanggui200）：中国商业生态战略研究开创者，多家知名上市公司生态战略和市值管理顾问，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掌柜开创性提出“生态战略”、“潜力市值投资”和“智能论”三个重要战略理论体系，被媒体称为“生态战略之父”。清华、人大商学院特约专家。工作助理：15210502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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