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阁半年内两次表态：一个超级金监会方案不切实际

来源：公号金羊毛工作坊

导读：李剑阁是关于金融监管改革的权威性人物，近期他关于金融改革观点的描述，发生了一些细微变化，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未来可能的政策走向。

对比一下李剑阁的观点：

2015年12月

“超级央行+金融稳定委员会”下一轮金融监管框架的改革应该建立以央行为核心的审慎监管的架构，构建货币政策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审慎监管相统一的新型监管系统。

李剑阁在文章中认为，首先要明确央行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拥有监管职能；其次在央行已有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相对独立的金融稳定委员会。

这个金融稳定委员会负责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以及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评估、处置；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的原则，完善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

文章进一步解释，强化央行的职能，因为其既富有制定货币政策之责，又有维持金融稳定之责，这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主要国家金融监管改革出现两个重大动向：其一，各主要经济体组建了由央行牵头负责的金融稳定委员会、系统性风险委员会，来统一协调各监管机构活动；其二，一部分的监管职能回归到央行，美联储就是一例。

2016年7月

建立一个超级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是不现实的

据我所知，今年以来有关部门做了大量调研，开了很多内部座谈会。由此来看，中央非常重视这个事情，认为对于目前的中国金融监管体制，需要在调研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改革。目前我不知道做出了什么样的结论性意见。

有的人说，因为目前的监管机构比较分散，各自为政，缺少一个协调机制，因此出现导致监管疏漏的出现。其中一种呼声是，建立一个超级的监管机构来协调银行、证券、保险甚至于货币政策，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我个人认为，这种事情是不切实际的，或者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为什么呢？在金融市场或者说金融行业，一些重大决策几乎都是由上层出面协调生成，所以说这种协调机制原来就有。

李剑阁历任证监会副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央汇金公司副董事长、申银万国董事长等职位，不仅拥有丰富的金融行业监管、研究经验，还在大型国有金融机构有过长期的管理经验。他在专访中反思了去年的股市起伏，同时对现任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加强资本市场监管、保护投资者利益等方面的工作，表示肯定。

李剑阁还对目前正在推行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仅仅是成立一个超级金融监管机构，无非是把责任搞得更加模糊，而封堵当下监管疏漏的关键，在于明确监管权责，继续简政放权。

1、股市首要任务是恢复融资功能

我在监管部门工作过，在政府搞过政策研究，后来又做过投行。我觉得股市有涨有跌是一个常识问题。我从不对股市做任何预测，也不喜欢对股市行情发表公开意见。但牛市不应与国家连在一起，“国家牛市”是一个很危险的概念。

2015年中国股市跌宕起伏，尤其是那一波牛市，其中一些部门、一些媒体，存在人为助长牛市的嫌疑。股灾出现以后，有关部门的一些救市措施同样值得反思。继往开来，我希望我们不要再犯过去的低级错误。

股市的首要功能还是融资。所以，不要简单地再把资本市场当作发展经济的工具。回头来看，特别是在救市的那些天，有关部门每天晚上都出政策，随机性地改变了市场规则。

今年5月9日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上说过，不仅大政方针不能动摇，宏观经济政策不能摇来摆去，而且要善于进行政策沟通，加强前瞻性引导，提高透明度，减少误读空间，避免一惊一乍，不搞“半夜鸡叫”。

我认为，权威人士的这种说法，同样可以应用在我们对去年股市的反思。

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上任以来，一直在推行各种各样的改革措施，纠正过去的一些偏差，特别在加强监管、保护投资者利益、打击资本市场的犯罪行为和违规违法违纪行为，做了很多工作，而且做得很好。

另外，权威人士针对资本市场有句讲话值得注意，就是要恢复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我们的资本市场，如果一味地为了维护股价，放慢新股发行节奏，那股市就变得只有交易功能，没有融资功能。

我相信，证监会的领导班子，在对资本市场完成一系列整治之后，第一任务就是要恢复股市的融资功能。这样的话，资本市场才能真正和实体经济衔接起来。否则都是资金进进出出的，和实体经济没有什么关系。

2、成立超级金融监管机构需审慎

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说说，就是关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这个改革已经由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提出一个报告，报告在去年上半年已经完成，并且提交给了领导机关。

改革真正得到领导高度重视，并且作为任务提出来，我认为是因为在去年五中全会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说明当中，习近平总书记有一些讲话，讲话当中的内容，给我们提出了关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课题。

据我所知，今年以来有关部门做了大量调研，开了很多内部座谈会。由此来看，中央非常重视这个事情，认为对于目前的中国金融监管体制，需要在调研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改革。目前我不知道做出了什么样的结论性意见。

有的人说，因为目前的监管机构比较分散，各自为政，缺少一个协调机制，因此出现导致监管疏漏的出现。其中一种呼声是，建立一个超级的监管机构来协调银行、证券、保险甚至于货币政策，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我个人认为，这种事情是不切实际的，或者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为什么呢？在金融市场或者说金融行业，一些重大决策几乎都是由上层出面协调生成，所以说这种协调机制原来就有。

为什么协调机制没有生效？我个人认为，还是因为监管部门权责不清。

权责不清不仅体现在金融市场，其实体现在各行各业。过去几十年我们走过的发展历史证明，有些部门看到审批权力都会去争，因为审批权力可能产生寻租空间。一旦出现问题，各个部门互相推诿，尤其是在问责的时候，推诿更为明显。

我认为，如果不解决权责机制，仅是成立一个超级金融监管机构，无非是把责任搞得更加模糊。这么说是因为，他们想做的事，有可能根本就不向上层报告。向上报告的事情，一般可能是他们不想做或者做起来责任太大的。实际操作当中，就是大家都对权力很感兴趣，却有意地回避责任，而且他们的经验非常老道。这样一来，上当的往往是上层，这导致上层的信息可能是不对称的，做出的决定也可能是不对的。

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是继续推行大幅度简政放权，把该市场管的事情交给市场，把事前审批改成事后监管，这样就会避免寻租空间的出现。再一个是谁做的决定问谁的责，对于监管机构也应该事后问责，而不要过多的事前指导。过多事前的指导，责任还会推给上层。

我还是回到刚才的看法，如果是简单地成立一个超级金融监管机构，并不能解决现在监管机构疏漏缺失的一些问题。

3、英国脱欧公投的“三个不变”

关于英国公投脱欧问题，我之前有个讲话，专门批评过民粹主义泛滥。

英国的公投结果是一种情绪反应。于是有人认为，英国脱欧公投结果甚至有助于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最终获胜。我的看法没那么悲观，人类虽然有时候群体无意识、群体不理性，但总是会通过之后现实利益的得失，总结并反思自己的行为。

对此，我的基本判断是，尽管历史会出现曲折，但有三个不变。

第一个，全球化的大趋势虽然会有曲折，但国际化是一个大趋势，不会变。英国大卫·李嘉图当年的比较优势理论显示，国际分工有利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高所有人的福祉。这是一个被过往历史反复证明过的正确理论。

第二个，我觉得市场化改革取向，在全球范围内仍会风起云涌，不会改变。

第三个，美国、英国、欧洲的政治盟友关系不会变。有的人认为脱欧甚至可能导致西方阵营发生分裂，会给中国带来很多机会。我认为脱欧公投的结果既不是世界末日，也未必是天赐良机，其实对于英国来说利弊也是两面的。我们要清醒地看到美、英、欧的政治盟友关系是不会改变的。不要以为他们之间出现一些分析和裂痕，好像就有机可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