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购玉米获刑，何罪之有?

李某收购玉米造成什么危害，充其量是损害了早该淘汰的“粮食专营体制”。

内蒙古一位农民李某因无证照收购玉米，被法院判决有罪。可众所周知，早在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明确，“国家将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李某获罪，这是咋回事？

事实上，法院判决依据的“粮食专营”确实存在。也是2004年，国务院出台了《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该法规虽然有提到，“国家鼓励多种所有制市场主体从事粮食经营活动”，不过收购粮食的资格依然严格，所谓“全面放开”仍是一纸空文。

根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单位和个体商户想要从事这个行业，门槛很高，单单一项资金要求，就把很多农民排除在外。各省区对经营者资金要求不同，单位通常在20万-50万之间，个体经营者为2万-5万。很多省市甚至还要求提供粮仓。一些有想法的农民，手头只有几千块钱，想要收购点粮食，赚点小钱，从法律角度看完全不可能。

上世纪90年代，农民收购粮食被定罪判刑，这种事情很常见。那时国家粮食收购价较低，只要开出较高市场价，对卖粮农民还是有很强吸引力。这种游离官方收储以外的行为，被法律上定义为“破坏粮食专营体制”，由“非法经营罪”惩治。进入新世纪，中国粮食持续增产，市场粮价不断回落。为保障农民收入，从2005年起，中央政府开始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各种类粮食官方收购价逐年递增，国内粮价一步步被托高，到2010年前后，甚至出现国内粮价比国外高的情形。

2005年以后，国内关于粮食的“非法经营罪”很少听说，原因就在这里。既然政府出价最高，商人无力与之竞争，这一行的地下市场也就衰落。可差不多2010年开始，中国粮食进口和走私却日渐兴盛。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和东南亚的大米不断渗进广东和江浙沪。很多千里迢迢运到国内的进口粮，加上运费和中间利润，价格仍比国内粮价还要低。

国际粮价走低，进口粮食持续增加；国内还在补贴种粮，产量就降不下来。过剩粮食势必引起价格下跌，在增产和进口夹击下，玉米价格下降得最为明显。2015年，玉米临时收储价首次下调，降幅超过10%。种粮成本早已水涨船高，农民种粮其实已很难赚到钱，政府收储价格一下降，私人粮商的竞争力于是凸显出来。

私人粮商的收购价不可能太高，但他们的优势是灵活：粮贩通过特定渠道，能获得一些低价粮，销路上应该也不成问题。总之，这是一个冒着市场风险的辛苦钱，无论对粮农还是消费者，都大有好处，这样的小商小贩，有什么可惩罚呢？

如果说农民李某造成什么危害，充其量是损害“粮食专营体制”——这是一个十几年前就酝酿淘汰的落后体制。它规定的价格脱离市场真实价格，是中国粮食过剩的主因。表面看维护了粮食安全，其实造成大量浪费。李某这样的农民，利用农闲做小生意，通过发现市场价差获利，天经地义，何罪之有？这样一起荒唐的案例应该反思的恰恰是粮食专营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