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小朋友批判“那些黑心老板太坏了！”时

文/齐亮

一

从米塞斯到黑兹利特，有一个观点被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学者们反复提及：“当政府‘创造就业’时，他创造的就业和减少的就业一样多。”——这个广为流传的观点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很显然，同样的资金，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用它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不可能是相等的。除非我们默认政府官员在创造就业机会时具备和企业家同样的能力。这相当于说“当屠夫给病人动手术时，他造成的医疗事故和医生一样多。”

美国公共政策研究专家亚瑟·C.布鲁克斯的著作《通往自由之路：为自由企业制度而辩》一书中引用的资料证实了我的这一判断：“根据大多数关于政府部门增长对私营企业影响的经济学研究……政府每增加一个工作岗位会减少1-2.2个工作岗位。”

这是一个迷信科学研究和数据分析的时代，其实，有些重要的问题不需要统计和研究，只需要依据常识进行思考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二

一个具备经济学常识的人，不会把“虽远必诛”这种口号挂在嘴上，热爱经济学的人相信的是“虽远亦可贸易”、“虽远亦可合作。”

历史上“虽远必诛”的汉武帝时代，是一个诛杀豪强（民间领袖），迁徙富户（资本家），制造散沙社会的时代。当人们在大汉朝廷的暴力面前连自己的家产都无法捍卫的时候，“虽远必诛”是一个多么无知和无耻的口号。

三

“如果“消费”真是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为什么还有经济学家主张用刺激消费来帮助尽快走出经济危机？”

——这句话出自徐贲先生的著作《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是用来批判《中国站起来》的作者们的。

《中国站起来》的作者们固然令人不齿，但是徐老师的质疑也令人遗憾。他用一整本书讲“说理”，可是一开始就犯下了最常见的逻辑谬误：诉诸权威。——而且诉诸的是一种错谬的权威观点。我看到这里，就不太想看这本书了。

“经济学家主张用刺激消费来帮助尽快走出经济危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多花钱可以解决你的贫穷，多吃东西可以减肥，多干活可以缓解你的劳累，多吵架可以拯救你的爱情……

四

贫穷是一个问题，贫富差距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这是公知和脑残们最容易混淆的一点。

公知如果不能理解这一常识，公知就容易变成脑残。脑残如果不能理解这一常识，就会一生都活在嫉恨与愤怒之中。

五

学习经济学不能让一个人致富，却能让他不再做一个脑残。

六

今年有一阵，我的朋友圈里突然出现了好多揭露“钻石骗局”的文章。这些文章把钻石称为“二十世纪最精彩的营销骗局”。文章说钻石没什么用途，也并不“稀缺”。声称“钻石的存在只是证明了这个世界是何等荒谬。”

经济学中的“主观价值论”（即“价值”是主观的）再一次被这样的议论声所遮蔽。如果价值指的只是“实际用途”或者物质利益，那么这个世界看起来当然会“何等荒谬”。要如何理解“烽火戏诸侯”里的君王为了爱人一笑可以放弃江山？（爱人的微笑又有什么“实际用途”呢？）要如何理解粉丝愿意为女主播一掷千金呢？要如何理解有的人愿意倾家荡产去做公益或者做恐怖分子呢？要如何理解有的人愿意为了权力或信仰而付出生命呢？

一个人对“价值”的理解如果只是局限在物质利益，他就无法理解经济学，也无法理解这个在他眼中“何等荒谬的世界”。

七

最近在追的美剧是《西部世界》。我很喜欢这部剧。

不过，感觉《西部世界》和《雪国列车》等诸多科幻类影视剧一样，过分夸大了金钱和科技的力量。事实上，人始终是有限的。人的局限决定了科技和资本都是有局限的。（比如我就认为人类永远也创造不出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机器人。无论科技怎么进步。）人类历史上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可以用他的金钱和科技操纵国家甚至人类的命运（像很多科幻片里担心的那样。）虽然制造巨大人祸的魔鬼也确实经常出没（像希特勒、斯大林等等），但都在政治领域。恐惧资本和科技，是搞错了方向。

八

写《通往自由之路：为自由企业制度而辩》的亚瑟·C.布鲁克斯发现了一个悖论：一方面，大多数美国人支持自由企业制度，但是那些不利于自由企业制度的法律和政策却可以一次次的获得支持；另一方面，大多数人不喜欢大政府，但是那些扩张政府权力的律法和政策却可以一次次的获得支持。

他发现，问题的要害在于，如果要在一夜之间做大政府或者削弱自由，人们肯定会群起反抗，但是一点一滴的扩张政府权力，一点一滴的削弱自由市场。这种“渐进”的方式，并不会引起人们强烈的反感。而自由，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沦陷的；通往奴役之路，也常常是一砖一石慢慢建成的。

在美国，奴役不是由恐怖统治和穿着长靴的暴徒造成的，它来自对自由企业制度的一次次背离。每一次对制度的背离都有令人心动的理由，而且仅仅一次背离也不会损毁整个制度。可是在日积月累的过程中……

九

纪录片《我的诗篇》是一部震撼人心的杰作。讲述的是农民工们的诗歌和他们的生活，他们在流水线上消耗青春，在大地深处采矿挖煤。在工作的间隙用诗歌书写他们的心事。

《我的诗篇》放映结束后，一位家长在微信群里说，自己的小孩看完电影后，说“那些黑心老板太坏了！”群里好几位家长纷纷为这位小朋友点赞。一个知识分子评论说“最恶心的就是知识精英与资本家朗诵诗歌那部分，真把人看吐了。”

——这样的声音真是令人悲哀，没有资本家，电影是怎么拍出来的呢？电影的出资者中没有资本家吗？没有资本家，拍摄电影的各种设备会被生产出来吗？没有资本家，这些农民工会有写诗的机会吗？还是一生只能终老山村？当小朋友批判“这些黑心的老板太坏了！”的时候，其实正是一个和孩子讨论经济问题、对孩子进行经济教育的机会，但是这样的机会，被那些无知的点赞所淹没了。

米塞斯在《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中感叹：“人们，甚至民权领袖、政治家、编辑，都不愿意进行任何严肃的经济学研究。他们以其无知为荣。他们担心，了解经济学可能有损于他们天真的自信及其因重复随手捡来的口号而产生的自满。”张维迎则一再提醒人们要警惕“无知与无耻”。

其实，“无知”与“无耻”常常是一种互动关系。人常常不是因为邪恶而无耻，而是因为无知而无耻，并且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