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刚：滴滴从村里队员跑到打全球舞台用了4年

滴滴出行联合创始人、知名投资人王刚

2016年11月19-20日，由凤凰网与凤凰卫视联合举办的“2016凤凰财经峰会”在京举行。今年起，凤凰财经峰会将以“决策与市场”为永久主题，以“思想解放市场”为旨归，致力于打造最具影响力的全球化投资与决策圈层交流平台。

在圆桌论坛《中国企业的未来》环节，滴滴出行联合创始人、知名投资人王刚分享了他的企业投资管理经验。

以下为他在本次峰会上的发言实录：

王刚：我接第四个话题，这三个题目我觉得都挺接的，我谈一点我自己的感受，我相信像汪董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未来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呢？移动互联网是一个新的渠道的诞生，所以看到渠道之王慢慢格局奠定了，互联网那个年代也奠定了，哪一个互联网牌桌很快在互联网寡头的紧盯下面已经奠定这个格局了，所以未来的创新会越来越逼着我们去进行个技术创新，那技术创新里面就会产生这种技术型的领袖和企业家。但是我是投资人，老说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未来所谓的商业领袖有两个特点，如果想在渠道里做赢家通吃的，对于他的领导力的要求会远胜过管理力的要求，为什么？就是我们的指数级的增长使得我们的竞争非常白热化，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战场。所以他的学习能力和反应速度是很显得很重要的，就像我们今天被汪董吸引，他讲的又是有彼推此的话题，你只要把你自己家庭搞明白了，你就把全世界搞明白了，因为全世界就是由你家庭组成，不用舍近求远，这是寡头企业家领导力的提升。

另外我想表达的是技术型的企业家有他先天的短板，这个是我们很少投或者不太敢投的原因，第一个周期长，第二个公司在早期没问题，往往做大以后，你原来所有的技术优势就不是这家公司最核心的那个壁垒了，你的领导力优势就变的尤为重要了，这个技术技术型的CEO能否容下更强的CTO进来，能否驾驭全世界的科学家，那个时候要你容下原来比你强的人，这个挑战在组织上的这门课，这些技术型的CEO是没补过的，这堂课需要付代价。这是我两个不同的观点，平台型的CEO需要超强的领导力，技术型的CEO未来的问题会很大的挑战，如何提升组织管理能力，最终是在做企业，这是我对企业家领导力的看法。

另外一个关于投资资本这个问题，越是0到1创新的事情需要非常非常长的眼光和投入，这件事情本身就在考验企业家眼光的长短，为什么说马云眼光长，淘宝十年不赚钱，一年赚了十年的钱，这是他的商业模式决定的，你说你今天做个经销商，第二天就赚钱了，你说全中国做大的线上的MALL，这是一个20年的竞争，为什么亚马逊到今天还没有收网，如果你想5年就结束比赛你自己就出局了，这个比赛要20年才能出结果，这个技术型创新里面，我的一个提醒就是不能远离商业本质，我们毕竟不是一个纯研发的公司，钱从哪里来？还是要从商业当中来。所以可能还要紧紧围绕着今天用户愿意为什么买单，汪董说了，两个美，你能够美容他就买单了，你搞的5年以后见效果就不买单了，这种情况下可能政府比企业看的更远，可能有扶持基金、引导基金，我们这个创业环境，我觉得是越来越好的，我觉得对于今天的这个政府，我信心无比足，通过跟长沙政府打交道，和青岛政府打交道，我觉得从领袖到管理层到今天二胎的出生率这么高，到现在都财务自由了还要拼命，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无论从环境还是从今天的群体还是从我们市场，都是不可挑剔的一个状态。这是我的看法。

曾瀞漪：谢谢王刚先生。汪董，刚才王刚先生在谈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企业的发展还是离不开地方政府，我想地方政府对于一个企业的扩大来说，有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角色，刚刚您也您也提到不管您主张生命经济应该怎么样的时候也谈到了政府，我们在看中国企业未来的时候，您怎么看中国的政府跟企业的未来，从现在开始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国的企业发展的更好？

汪建：我们在学术界有争议的时候，地方政府反倒更加超脱一点，给了我们一些特殊的支持，所以在那个早期，大家就认为我们活不过来的时候，活过来了，我们在做好事情的时候也很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是源头创新的东西会遇到的争议比较多，比较多的时候，遇到政策法规障碍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天大的事，特别我做了一张幻灯片，我亲自经历的，去年还是前年贵州大数据会的时候，我去过马路，红灯亮了我在这儿等着，一会儿绿色也亮了，红灯还没有灭，两个都亮了，你说我走还是不走，想了半天，绿灯是创新驱动，红灯是依法治国，都亮，我们就在中间，后来我们做了第三张片子，我开了一个装甲车来了，我管你红灯绿灯，你不敢惹我，如果我做的事符合天理，我就可以不管王法。后来我有一次在台里面回报我就问总理，当天理遇上王法的时候你支持哪一个？

曾瀞漪：他怎么说？

汪建：他说当然是天理为大了，如果王法违反了天理是我们政治家的责任，我当然做了一个注解，天理是什么，第一个是符合科学规律的，在科学上是无可挑剔的，第二个符合民众和大众的需求，所以天理是经得起时间、空间、历史经验的，王法是变的，所以我就说创新驱动和依法治国的时候，特别在前沿科学的时候会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你突破的时候法治总是滞后的，你滞后的时候支持我就变得很麻烦。你刚才问我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很愿意支持我们，但是违法的时候他有点他不敢上，我刚才说我上访能力很厉害，其实不是我上访能力很厉害，是深圳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带着我一起来反映这个情况。那就是说一个创新国家的建设，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除了企业家、科学家、劳动人民的创造力以外，上层建设、生产关系的创新发展，法制是保驾护航，还是障碍，只是为了秩序还秩序，把好人都当坏人看呢，所以这是一个天大的矛盾，这个矛盾中我想把这样的难题交给地方政府来说也不公道。所以我觉得我这些年遇到的困难主要是这点。

曾瀞漪：在您的谈话当中我觉得实际上还有挣扎，不敢是天理还是王法，它是一个挣扎，它是一个抉择，它是一个抗争，它是一个必须要用勇气去突破的过程，我们简单的再来谈一下，您对中国的企业在发展有没有信心，你觉得这个信心怎么样才能产生？简单说一下。

汪建：我不知道其他工业的信心，我就知道我们信心满满，因为就像王刚评价的时候，如果从我们自身做好，我能做好，我们能做好，我们家庭能做好，我们家乡和支持我们的地方政府和地方能做好，那全省就能做好，全国就能做好，那全世界就能做好，我们在引领一个时代的变迁，我们从我们自己身上已经看出来了这种变迁带来的益处和我们的前瞻性。刚才王刚说管理上的问题，我们现在提出的叫做“四个重返”，我们现在仪器制造全部起来了，我们叫做重返欧美主战场，因为我们原来都是买洋枪打洋仗，2012年开始美国人不卖我们武器了，不卖我们仪器设备了，我们仗没法打了，而且他拒绝修我们的设备，没法打了，所以差点牺牲了，现在回过头来叫做重返欧美，重返直辖市，北京、上海有什么了不起的，要重新杀回来。然后要重返农村，扶贫的地方能够做好，我一定能够在纽约、伦敦做得好，在北京、上海做得好。我个人还有一个私心杂念，是一个边疆新疆迷，我们提出来把新疆西藏的事情一次做完了，作为我去新疆西藏五十、一百次的回报，所以对于他的社会影响、经济影响一点都不怀疑。我认为这个领域，中国不光可以在自己国家做好，也能够做好一路一带的事情也能够做好最发达国家事情。所以中国处在一个全新的时代，希望这个时代能够纠正一些需要填补的地方，把今天的国情优势，今天的相对欧美国家还是一个低成本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前沿科学的优势和中国国情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我们就可以不再走鸦片战争，不再像二战以来这么受欺负，这些年受欺负的事情，我们可以把中国从一个追赶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变成一个跨越引领型的模式，所以我对这个领域是充满着信心。

曾瀞漪：谢谢汪董，谢谢，王刚你刚才说你很有信心，简单告诉我你们的信心究竟什么地方来，是因为你们是行业的领导者还是从你们的践行过程当中别的东西给你们的信心？王刚先生？

王刚：我刚才已经回答完了，我觉得第一个从外部环境来讲，我们刚好顺着中国崛起，中国梦这一个大的背景下面，然后两个公司之间的PK看CEO，两个国家的PK也要看领袖，所以在大的背景下面，我们能借着中国出海这个事情，我们是可以借很多力，这个时候就要看我们企业家的经营水平要求很高。

在国内互联网出现以后，你发现会产生很多全国性的公司，为什么我们去很多地方都受欢迎？因为我们可以把公司的总部和纳税地放在任何的地方，我们赚的是全国的利润，不是全国的利润，是全国的税，只是把这个税放在哪个省的问题，那我觉得在中国大陆内部是这个状况，那放在全球也一样是这个状况，你说我们看好哪种公司，我们当然看好像阿里、像腾讯，能够走出国界，看好华为，能够进行全球去服务客户，赚取全球利润的公司，我当然是看好的。今天我们相信我们企业家的领导水平，不是吹，我们讲滴滴的状况，滴滴从一个村里的队员到打全球的舞台用了四年的时间，事实证明我们没有输，我把中国拿下来了，在全球还要谈分而治之，不是说我让给了Uber，Uber是我的，亚洲不是这个状况，全球范围我是2/3，对方是1/3，所以通过这些的传统企业家让互联网企业家跑出来，给了10年的时间他们跑出来了，互联网企业家只给移动互联网企业家3年时间，不跑出来就掐死你，三年时间跑出来的领导人的学习力一定不故差了，所以我的信心来自这个地方。

曾瀞漪：在全球滴滴能够占到2/3，这个什么时候能达到？

王刚：我记得未来三年。

曾瀞漪：三年后我们来考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