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启圣：中国经济史研究处于萌芽阶段 有很大发展空间

凤凰财经讯 12月4日，北京京金茂万丽大酒店，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举行“2016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暨第二届思想中国论坛。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决定授予钱颖一和许成钢两位教授“2016中国经济学奖”，以表彰“他们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龚启圣在评议伦敦政经学院副教授马德斌坐的报告“中国经济增长：一个历史与实证的视角”时，举了五个中国经济史科学研究项目。第一是有关中原帝国与游牧部落的冲突。第二个项目是贸易抑制与倭患。第三个项目是儒家文化与农民起义。第四个项目是玉米与人口增长。第五个项目是检验韦伯。

他还表示，中国的经济史研究仍然处于萌芽的阶段，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想鼓励年轻人投身这个行业。中国有着种类丰富且时间跨度大的历史资料，数据不应成为研究的阻碍，只要你肯提问题。

以下为演讲实录：

由于两天前刚收到马老师发的PPT，以下的评论自由度会比较大。

首先，我想说的是，德斌提到的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比较优势。记得在2004年1月份在香港中文大学开会的时候，第一次跟马老师见面，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同的前辈，比如Myers、Rawski，问我听没听高马德斌老师的名字，我说没有，他们说你得记住，他可能是未来的明日之星，后来在很多杂志上就出现了他的名字。在马老师研究中国经济史之前，中国很多学者并没有发挥他们的优势。

我比较熟悉马老师的研究，他在基础数据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他构建的工资和价格方面长时期的系列数据非常重要。大家看到这些数据对分析大分流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这里我想说的是，基础数据的重要性其实远远超过大分流的研究。刚才马老师没时间讲，尤其是age-heaping，它讲是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农民起义对实际的生活水平和对人力资本的破坏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这两年国内一些学者对太平天国的影响做了深入的研究。

工资和价格水平的数据为什么很管用呢？比如说我们很感兴趣鸦片战争对中国晚清经济的影响，如果我们翻有关方面的书的话，没有一些系列数据，我们要把那些数据放到计量经济的模型里面来看鸦片贸易对中国晚清时期经济的影响。所以，马老师在这方面的研究，给研究经济史的学者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马老师提到了经济史作为某种自然实验的可能性，作为经济学家我们非常重视因果关系，不幸的是对于确立因果链条的那些工具，比方说可控制、可重复的实验室实验，在历史上我们不能毫无保留的使用，虽然我们不能使用这些手段，但是我们可以拿自然实验做一个尽管不完美的替代。所以，余下的时间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些有关中国历史方面的研究。

我必须要强调一点，在做自然实验的过程中，数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量化分析是不可或缺的研究手段，我们非常幸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老祖宗给我们遗留下来很多的历史数据，以前从来没有发现中国历史研究、经济史研究能用的数据是远远超出想象以外的，而且这些数据可以合起来用，会达到以前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效果。

过去十年里，很幸运在港科大跟一批非常优秀的研究生研究这个题目。我要介绍的第一个项目是有关中原帝国与游牧部落的冲突。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很多农耕文明跟游牧部落都有冲突，在中国这个冲突在历史上尤为持久，自然实验启发我的是在念司马迁的《史记》想到了这个题目，在《史记》里面司马迁对匈奴的描述非常不友善，认为这些人好勇斗横，喜欢打架，自然实验就这样出来了。我们知道在冲突的文献里面，像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有位教授，他认为很多冲突是源于经济上的冲突，而经济的冲突又可以用天气作为外生变量。中原和游牧部落的冲突一方面是生性如此，另一方面是他们只可能是受到天灾的时候，比方说他们是草原经济，非常依靠降雨，如果降雨不足的情况下，他们更可能会攻打中原。我们可以利用关于战争，关于天气的数据做一个模型，比如说在图里横轴是时间，用每个世纪做度量，竖轴是在这个时间段里冲突的比例。图的上面那条线在干旱这段时间占的比例，下面这条线是涝占的比例，我们的结果是游牧民族侵扰中原跟异常的气候发生紧密的关系，干旱的时候他们更有可能攻打中原，在洪涝的时候会出现负相关。

第二个项目是贸易抑制与倭患。有一天散步的时候，我们想到朱元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为什么？在明朝初期的时候，我们发现有海禁措施，海禁的同时倭寇特别严重。整个明朝在嘉庆皇帝的时候发生了倭患，倭寇的组织非常严密，有武装，造成大量的伤亡。很多倭寇在1550年之前是从商的，是做生意的。

图上是有关倭寇的活动，这个数据是从《明史录》里收集出来的，你问历史学家，他少没有这些数据，实际上这些数据在《明史录》里记录了，哪个地方在哪一年遭受了多少次倭患。我们也结合其他方面的数据，比如说这个地方是不是中心，是不是有港口？在明朝的时候城市化的程度，结合有关地图，结合哈佛大学跟复旦大学合作搞出来的地理信息系统的数据，结合起来一起用。

第三个项目是儒家文化与农民起义。研究冲突绝大部分有助于经济学文献的话是做非洲的研究，但是非洲的历史跟中国没法比，做文化对冲突的影响研究很难做。中国为此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自然实验的场所，经济冲击带来社会冲突，这是经济学非常成立的说法。我们要问的是文化到底能不能起到缓冲的作用？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利用两个变量来度量文化，一个是孔庙的个数，第二个是烈女的个数。我们认为这两方面是忠与孝的两个很重要的变量。如果你问别人要数据，也说没数据，我们自己找了数据，找了《山东通志》，因为山东的匪乱在历史上最厉害，也是孔夫子的出生地，结合这两个特点，我们就从《山东通志》和《清史录》做研究。这个图把我们要的变量有系统的找出来了，一是农民起义，二是作物歉收，三是孔庙个数，四是烈女的个数，加起来就变成了一篇文章。

第四个项目是玉米与人口增长。我们把玉米跟田薯，北美作物的引进做重叠研究，我们发现相关的系数非常高。一个地区是否引进了玉米种植，几时引进的在《地方志》上可以找到，也就是说要做这个题目也得找《地方志》，我们得找《府志》，我们的数据都是这样找出来的。基于刚才说的《府志》，可以把不同时期玉米在各地的引种的情况勾画出来。我们的发现是，玉米的引进跟人口增长之间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也体现了在晚清的时候，中国还停留在马尔萨斯的情况。

第五个项目是检验韦伯。韦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理论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Robimson认为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最有名的论述，在中国新教是否有同样的作用？我们发现1922年出版，1901—1920年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研究叫《中华归主》，我们结合其它数据，比如说清末民初的民营工业。我们翻了大量的传教士的日记，可以结合很多不同的数据来进行分析。

最近有一个非常鼓舞的研究，就是研究中国科举制度，从宋朝开始算科举制度差不多有一千年的历史，我们想研究的是科举制度或许已经给中国人塑造了一套重视教育的价值观。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对高考的重视，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明清每个地区每个府考到进士的人数，和现在2010年人们受教育的年限，我们发现600年前出进士多的地方，现在受教育的年限也是高的。也可以跟现在的GDP数据对比，也会有正相关的关系。可以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的缩影，把数据录到我们研究中，我们要把全国的举人录到我们的数据库里面。

结论：目前中国的经济史研究仍然处于萌芽的阶段，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想鼓励年轻人投身这个行业。中国有着种类丰富且时间跨度大的历史资料，数据不应成为研究的阻碍，只要你肯提问题。早上钱教授也提过了非常重要的是如何提问题，这是非常关键的。

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要“两条腿走路”，我们既可以研究传统的经济史，比如说鸦片贸易对大分流的影响，这是以前没有探讨过的题目；人口增长跟市场整合的关系也是没有人探讨过的题目；科举制度下的社会流动；另外一条腿，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基于自然实验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