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景芳：如果没有强力改革促进经济发展 L型不成立

“我一般白天是经济学家，到夜晚变成一个作家，白天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工作，主要做经济和政策研究。这个工作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接触到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我们会跟政府官员打交道，会和地方政府还有企业打交道，也会去调研一些最贫穷的家庭去做家访，去做社会观察。工作给我提供了一个观察这个社会的窗口，所有的观察都对我的写作有所促进。”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一部副主任郝景芳表示。

在郝景芳身上有许多标签，作家、经济学家和全能才女。2016年，郝景芳凭借短篇小说《北京折叠》成为第二位斩获雨果奖的中国人，由此“郝景芳”的名字进入了公众视野。6月29日，在2017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凤凰财经独家专访郝景芳，分析当前中国货币政策、金融去杠杆以及未来经济走向。

M2增速降低是和经济发展趋势整体一致

近日，央行公布5月金融数据，5月末M2同比增速已经达到了历史最低点。央行回应称，估计随着去杠杆的深化和金融进一步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比过去低一些的M2增速可能成为新的常态。

今年以来，央行已经两次上调公开市场利率，“三会”中以银监会为首开展了系列金融监管行动。然而，“一行三会”主导的金融去杠杆行动不久，股市、债市就出现了波动。5月中旬，央行主管报纸《金融时报》很隐蔽的发布了一条消息：央行近期正在召集“一行三会”加强监管政策的沟通协调、统筹推进。此后，金融去杠杆有所放缓。

“从长期来看，M2增长速度降低是和经济发展趋势整体一致。这些年，M2增速一直都比经济增速高，保持10%增速。实际上，整个经济体货币M2与GDP相比一直处于高位，所以现在M2增速有一定的下降，长期来看是正常的事情，并不是要进入一个紧缩。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从10%降到6%多，而货币增长速度不降很容易引起通货膨胀或者资产价格膨胀”郝景芳说。

郝景芳强调，M2增速的降低和一二季度严格审查有关系，比如调整表外业务。过了这个阶段M2增速或会回到10%点多，待进一步观察。

在今年博鳌论坛上，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到货币宽松已到周期尾期，要考虑何时离开。近日，美联储不仅宣布加息25个基点，而且还提前了缩表计划。全球是否会进入货币“紧”周期，郝景芳认为，金融危机过去10年了，全球央行也希望回到稍微正常的水平，利率太低零利率负利率会失去调节经济的作用，到这么低对于经济失去调节的作用，现在经济差不多稳下来了，如果美国和日本等稍微加息一点，比之前的恶性竞争可能更好一点。

不能通过行政人为方式去抹掉债务

近期，穆迪下调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提到中国经济杠杆将在未来数年进一步加大，2018年前中国政府直接债务占GDP的比重将逐渐升至40%，2020年之前将逐渐升至45%。那么，中国债务水平到底如何？哪些部门债务率高？郝景芳认为，中国债务占GDP比200%多，还是很高。其中国企杠杆率达到160%国有部门去杠杆是主要去杠杆的来源。 

郝景芳认为，去杠杆的核心也在于国企、央企和国有银行如何解决债务问题。她建议，推进要企业现代化经营和管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放开垄断性行业，让跟多资本进场，这样才能把经济结构问题和真正不良债务化解掉。

她强调，不能通过行政人为方式去抹掉债务，也不能用行政手段把债务从企业这边打包给银行，由银行来承担，最终将风险转嫁给储户。要以现代经营的市场化力量把高杠杆和不良债务问题慢慢化解。

郝景芳进一步指出：“重工业行业、传统国企和传统制造业行业里产能过剩部门，在中国下一个发展阶段是必然会面临的兼并重组，破产淘汰或者转制。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可能在于就业，并不是企业本身不能够进行改革或者退出，而是涉及到大量就业问题，可能会担心更多失业人口。我觉得国家应该从根本层面去解决好这些人就业帮扶或者解决他们后顾之忧，不能让这些问题影响到整个企业的改革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所有需要淘汰的产能部门和化解人员的部分，可能更多需要政府会保障来支持。

“同时，企业应该思考如何真正高效率科学运营和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已经完成了重组破产等程序，之前的债务问题自然由市场化方式进行处理了。如果一个企业经营不善，如何把之前的经营资产进行打包处理，如何破产处理？这个对于市场竞争机构并不是一个难事，关键问题就是从制度上到底是否延续的市场化进程”郝景芳表示。

经济增长不存在某一个确定的拐点

当前，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镇痛期和刺激经济政策产生负作用的消化期的“三期叠加”背景下，在金融去杠杆的背景下，如何稳增长和防风险？房地产市场进入了“紧”调控周期。作为经济支出产业，楼市的调整对经济意味着什么？未来经济走向如何？

郝景芳认为，此前中国经济增长确实跟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和重资产的投资领域非常紧密相连的。中国经济周期跟房地产周期联系也非常紧密。而跟房地产相关的包括钢铁、水泥等重工业处于去产能进程中，杠杆高、负担重。如果要减少杠杆，减少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确实可能会影响增速。

“虽然会影响经济增速，但既然要结构转型就要接受这些行业的下降。在这个过程中，发展新动能来缓解对经济的冲击，这就需要在其它领域放开市场，需要一些大跨步改革，比如金融领域。我们有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科技公司，这些领域都是活跃的资本市场一步步催生推起来的新经济领域。如果要去掉房地产依赖，就要快速地把这些新动能壁垒去掉，让这些新动能以更活跃姿态去带动经济。”郝景芳说。

对于未来经济的走势和L型拐点的争论，郝景芳认为不存在某一个确定的拐点。“如果用人力资本、劳动力和生产率因素测算潜在增长率的话，有学者测算过，目前仍然是在一个下降通道，并没有到一个稳定通道，到2019年、2020年的时候会下降到6%甚至5%、4%。如果潜在增长率是这个趋势，那么实际增速也会相差不多，趋势是一致的。

郝景芳建议，如果想要经济增长稳下来的话，最根本还是要从资本增长、劳动增长、人力资本增长以及生产率的增长等带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上找方法。她认为，这几要素中至少有某一两个方向增长强劲才能稳定经济下滑趋势。

资本增长方面，过去很多年靠投资拉动经济，比如各级政府偏爱的“铁公鸡”。2000年，投资对增长的贡献率为22%，2007年攀升至44%，2010年则跃升至66%，2016年该比重仍高达42%。“现在资本回报率已大幅下降，十年前一块钱能做到的事，现在得花两块钱，所以全靠资本增长拉动经济，现在已经有点强弩之末。”郝景芳说。

再看劳动的增长，“整个国家人口红利已经过去了。包括过去支撑中国增长的劳动力转移也出现一些停滞，比如农村劳动力人口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现在不但不吸引人口来城市，还严控人口，驱散回乡，劳动增长下降得会更快，这对整个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效应。建议加快户籍改革，让更多农民工融入城市，增加劳动力供给。   

人力资本方面，郝景芳认为高人力资本行业应该是未来带动整个经济发展的巨大动能，包括房地产、金融、科研、设计、科学技术教育和医疗等。但是越是在高人力资本行业，政府的把控性和垄断性越强，门坎越高，准入制度越僵硬。而且有学者测算在这些行业里，政府的雇员占到整个全行业60%以上。这些行业如果不够开放，不能促进发展的话，那么人力资本在经济中的贡献也会很有限。

“这几年，全要素生产率已从4%掉到2%。如果没有强力改革政策去促进发展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L型不成立，它会一直下滑。除非户籍改革、高人力资本行业市场放开，再加上促进技术发展的相关政策以及对企业治理方式改革等，并且把改革红利落实下去，经济增长才有可能稳得住。”郝景芳总结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