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学者献策：一个金融监管协调比较务实的方案

原标题：金融监管协调 一个务实的方案

导语：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王朝阳建议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横向协同模式，改为由国务院牵头的纵向协同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王朝阳

凤凰财经讯（记者 杨芳）7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与中国财富传媒集团中国财富研究院联合发布《中国金融业高增长：逻辑与风险》。课题组认为，目前实行的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是一种横向协同模式，课题组建议把这种模式改为由国务院牵头的纵向协同模式，实现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公共服务提供三个方面的协同，注重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相结合，并妥善处理好部门责任与协同效率的关系。

近日，据多家媒体报道，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将于2017年7月14日召开。历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会议均涉及金融体系的重大改革。业内普遍认为，本次会议在金融风险积聚的背景下召开，将重点围绕防范金融风险、改革金融监管体制。从可行性和高层的各方面表态来看，当前更可能采取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过渡性办法。

那么，什么样的监管协调机制在现阶段比较务实？凤凰财经采访报告主笔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王朝阳进行深入解析。

跨部门业务建议交给金融监管协同机构管理

凤凰财经：您做的报告建议将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横向协同模式，改为由国务院牵头的纵向协同模式。能具体解读下纵向是什么样的模式？

王朝阳：现在横向的金融监管协同模式其实是把协同工作放在人民银行办公厅这样一个机制。这个机制是由人民银行的办公厅来操作。实际上，这几家单位都是部级的单位，行政等级是平等的，由人民银行办公厅来牵头，协调效率可能不会太高。如果把横向的协同改成纵向的协同，效果可能会更好。什么叫纵向的协同？即把这种协同机制或者是这个机构放在国务院的层面。举例来说，比如由主管金融工作的副总理作为协同小组的组长，仍然可以考虑把秘书处设在人民银行，专门地设这样一个秘书处或者是办公室的组织，而不是简简单单地把它放在办公厅。

凤凰财经：这种协调机制是新设一个机构？

王朝阳：没有增设，只是说把这种协同的机制做实，比如说有一个协调小组、协同小组或者是协同领导小组，然后在领导小组下面有一个办公室，最多就是设一个办公室。

凤凰财经：相当于要有落地和实体？

王朝阳：对，要有实体，把这个事情做实。

凤凰财经：那么，这种国务院牵头的纵向模式，下面一级是什么样的模式呢？

王朝阳：它下面就没有了，下面就是人民银行加三个监管部门。

凤凰财经：一行三会的格局是不变的，只不过是上面再设一个机构。

王朝阳：也没有增设机构，是协同机制的变化。

凤凰财经：那么具体如何监管协同呢？

王朝阳：仍然是现有的监管格局，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对现有监管格局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主要因为现有的一些金融业务或金融活动出现的跨部门或者跨市场的特点，比如某些业务可能横跨了银行和证券两个行业，或者证券和保险两个行业。这个时候监管就容易出现一些漏洞。如果将来有更好的协调机制，对于这类业务可以由相关监管部门提出问题，把这个问题提交到协调机构或者协调小组，通过协调之后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监管方案，包括一些政策的出台与执行。

对于跨市场、跨部门的业务要进行协同，对于属性比较简单的不需要协同，比如说银行业务显然就由银监会来管。随着金融市场放开，后续改革要根据金融市场情况来看，如果说金融市场发展非常复杂了，这种协同从一种非常态的工作变成了一种常态化的日常工作了，这时可能要考虑对金融监管的格局再做比较大的动作。因为当金融监管的协同成为一个常态机制的时候，就不能再靠这种简单协同来完成这些事情了，需要对机构进行一些大的改革。

凤凰财经：这是目前一个务实的方案。

王朝阳：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方案，就是它没有太大的动作，但是又能够比较好的解决问题。

凤凰财经：那对于跨市场业务具体监管执行谁做？   

王朝阳：举例来说，如果某项业务可能横跨了银行和证券两个行业的话，在监管上容易出现问题，这个时候通过这种协同机制来明确责任，这样具体监管机构就有授权，可以去具体操作。

凤凰财经：是一个协调机构的落实，不是一个新的监管机构落实？

王朝阳：是的，主要就是改进协调机制。

央行权利不宜更大

凤凰财经：现在有些讨论，把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权限并到央行去，您怎么看？有认为，央行权利会更大？

王朝阳：有一些建议是这样，但在操作中仍然有问题。第一，对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认定问题。哪些是系统重要性？这是一个学术上的概念，在操作里面是很难把握。谁是或者说谁不是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是有争议的。第二，现在金融风险的产生有时也不是首先由系统性金融机构产生的风险，而是先由一些其他金融机构产生了风险，然后传导到了系统性金融机构。所以即便并入央行监管，可能也没办法管控总体风险。

凤凰财经：那么，通过国务院牵头的这种协同模式，而非央行，会不会让监管流程更加复杂？   

王朝阳：没有，如果以国务院牵头就不需要央行牵头了，央行和其他监管机构是对等的，只是职责不同而已。至于具体操作，比如把办公室或者是秘书处放在央行，这个是可以的。

凤凰财经：但是央行在MPA层面，也扮演了统筹协同的监管角色。

王朝阳：这是两码事，不冲突。央行MPA主要是从宏观审慎管理的角度来考虑的。监管协调机制更多着眼于微观监管层面的，对微观主体的监管是对它的业务和行为进行监管。

凤凰财经：为什么您认为央行权利不宜更大？

王朝阳：不完全是说央行权利不宜过大，而是在现有格局下央行的主要职责是维护金融稳定，它是在宏观层面上的；如果由它再去做微观层面上的监管，那一些决策就容易产生冲突。

凤凰财经：既是决策者又是扮演者？

王朝阳：是的。

凤凰财经：目前，有分析称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的分工也可能进行协调统筹？您建议的协同模式中需要下设地方分之机构吗？

王朝阳：这是两个问题。金融监管有三个层面，一个是在中央层面上的，一个是在地方层面的金融监管，还有就是中央和地方监管的协调。我们刚才所有的讨论仅仅是指在中央层面上金融监管的协调。至于中央和地方怎么协调以及地方上不同的监管协调，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金融监管与其他监管系统不太一样。目前来说，金融监管最主要部分都是在在中央监管这个层面上，一些地方监管主要是一些地方新兴小型的带有金融属性的机构或者组织。地方问题更多是管理问题而不是监管问题，地方金融机构很多是大行的分行，比如工农中建在某个地方分行、证券公司的分支网点等，归根来说其监管还是在中央层面。有一些小的地方性金融机构，比如说地方农商行，地方政府可能是一个出资人、股东的角色。监管这块，银行属性仍然由银监会来管。

凤凰财经：除了监管协调机制，您对这次金融工作会议召开有什么期待？

王朝阳：第一，金融机构改革问题。现在金融机构市场化水平已经比较高了。金融机构很多都是国有属性，后续的可能主要金融机构改革问题。

第二，金融市场发展问题。大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未来一段时期的任务，有助于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这有赖于金融市场的发展，比如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等。

第三，随着中国经济实力、金融实力越来越强，中国金融走出去的问题。即在国际金融治理中中国的话语权怎么体现和落实，中国在金融领域如何更好地参与国际金融事务的问题，这和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也有比较密切的联系。

中国金融业发展过快其实是一种“虚胖”

凤凰财经：那关于之前一直关注的金融脱实向虚呢？

王朝阳：实际上，这个问题的根仍然在金融机构的治理层面问题。如果金融机构治理比较规范，这个问题自然而然解决了。如果说只解决表面上的问题，不去解决金融机构治理的问题，那这个还是解决不了的。包括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目标和定位，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也就解决了。我建议在“十三五”期间，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保持在8%左右；到“十三五”期末，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提高至30%以上。

凤凰财经：中国金融业发展过快了？   

王朝阳：发展过快是一种直观的描述，还有一个词，不一定恰当，就是“虚胖”，我们更应该关注金融业快速发展背后的结构和效率的问题。中国金融业的这一轮快速增长，是传统宏观调控手段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不匹配、金融创新快速推进与监管改革相对滞后的不协调、股票市场剧烈波动与房地产价格新一轮上涨相结合等诸多矛盾的集中体现。

凤凰财经：未来的话，您认为什么样的金融监管方式最佳？

王朝阳：金融监管没有最优的方案。我们应该正确理解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理念，创新和监管的关系。理论上最佳的方案是能够比较好对系统性风险进行管理，但同时又不妨碍或者说又不束缚金融创新的积极性，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这个平衡就是比较合理的点。但是这个点在实践中是很难能够实现的，要么监管过度，要么监管不足。这种其实更是一种常态。创新和监管的时候，其实是一种猫和鼠的博弈，或者说在不断博弈过程中实现金融发展的螺旋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