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梁琦：粤港澳大湾区助力南海经略 让“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梁琦：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广东省政协委员，中山大学产业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李仁泽

7月1日，在习近平主席的见证下，粤港澳三地行政长官与国家发改委负责人共同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致力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与北方雄安新区相呼应，成为今年最受瞩目的两大明珠。

回顾其历程： 2015年3月，“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中指出要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2015年11月，广东“十三五”规划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2016年3月，《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和跨省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2016年12月，国家发改委提出，2017年拟启动珠三角湾区等跨省域城市群规划编制；2017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粤港澳大湾区”被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至此，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正式得到中央确认，上升为国家战略。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对我国南海局势有怎样的影响？三地产业发展各有怎样的定位和分工？如何搭乘“一带一路”快车深挖经济潜力？其发展面临怎么样的挑战？又将如何进行国家规划下的三地跨制度合作？

对此，凤凰网产业新城频道对话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广东省政协委员，中山大学产业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梁琦教授。在她看来，读懂粤港澳大湾区需要国际视野，其建设完善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版图，必将具有划时代意义，是中央“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重要战略保障。以下为专访实录。

《框架协议》不是大珠三角升级版

凤凰网产业新城：粤港澳大湾区与珠三角有何区别？

梁琦：过去，人们经常提珠三角长三角。从地域范围上来说，长三角是由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的富裕地区组成的，且一直在不断扩张，现在安徽省也积极地加入了进去。根据2016年5月国务院批准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来看，其覆盖的城市数目已经达到了26个之多。相比较而言，珠三角只是广东省内富裕的9个城市组成。所以，拿珠三角和长三角相比，是很不对称的。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方案设计，“粤港澳大湾区”是由原来的珠三角（即广州、佛山、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9市）再加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组成，俗称“9+2”城市群。这样再与长三角、京津冀相比，就有了对称感和平衡感。

凤凰网产业新城：世界上的著名湾区都有何特点？对粤港澳大湾区有何借鉴？

梁琦：湾区经济因港而生，依海而兴，已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技术变革的领头羊。作为当今国际经济版图中的突出亮点，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以及伦敦湾区，皆因海景优美、经济开放、港口发达、高科技产业集聚、人们生活富裕，以及都市文化繁荣，国际化程度高，成为著名的国际一流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的崛起，是立足国内、面向世界的竞争，有望建设成为富有活力的经济区、文化教育的高地、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一国两制深度合作的示范区，独具特色的世界级一流城市群。

凤凰网产业新城：三地合作，粤港澳大湾区应该如何进行自身定位？

梁琦：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在市场竞争中，城市与城市之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相对合理的分工，各具特色，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正是建立在各个城市所具有的特色的基础上。

香港从来就是世界级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物流中心；澳门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也是世界人均GDP最高的城市；广州作为有2200多年历史的城市，是近代中国最早开埠通商城市，有80多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从来就是商贸中心，是国家重要的中心城市；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尖兵，年轻而朝气蓬勃，是中国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创新之城。

所以，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世界级湾区，更应该打造世界一流的城市群。世界一流的城市群到底应该有哪些特征？我认为要具备这样的特征：高度文明、创新引领、经济发达、自然和谐、开放包容、宜居乐业。离这个目标我们还有相当的距离，但理想必须要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不能搞成所谓的大珠三角升级版，要有全新的思维理念。要对标世界先进文明，为人类的进步做贡献。当前，要对标国际先进制造，建设先进产业创新带。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经略南海的桥头堡

凤凰网产业新城：粤港澳大湾区的提出对我国区域经济格局有何意义？

梁琦：2014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立了三大国家战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

其中，“一带一路”是总的纲领，宏图伟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今年4月，雄安新区的成立吸引了举国目光，被称为千年大计，使京津冀协同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再看长江经济带，以长三角为龙头，以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为支撑，以黔中和滇中两个区域性城市群为补充，以长江沿岸各大中小城镇为依托，其人口和生产总值均占全国的四成以上。

从全国的经济格局来看，唯独南方缺少国家战略的支撑。粤港澳大湾区的提出，使中国北、中、南协调，完善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版图。

凤凰网产业新城：今年5月，我国在南海首次试采可燃冰成功，中国成为可燃冰稳定连续生产第一国。这一事件有何影响？

梁琦：南海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其政治意义不言而喻。从经济角度来看，可燃冰作为一种新能源，污染比煤、石油、天然气小很多，但能量却比普通能源高十倍。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对石油开采产生了巨大冲击，使得国际油价从每桶100美元直降到40美元。一切的经济发展都要靠能源，可燃冰也可能带来新一轮的世界能源革命。

中国是一个资源消耗大国，南海海域是我国可燃冰最主要的分布区，全国可燃冰资源储存量约相当于1000亿吨石油，其中有近800亿吨在南海。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的南大门，作为南海周边科技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无疑站到了我国南海经济谋篇布局的前沿，是我国经略南海的大平台、桥头堡。

凤凰网产业新城：粤港澳大湾区对“一带一路”战略起到了怎样的支撑？

梁琦：历史上，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蓝色文明优势突出，具有侨乡、英语和葡语三大文化纽带，是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重要桥梁。香港是中国最具国际化的城市，是全球重要的贸易中心和物流中心，具备多元文化融合优势、国际化人才优势、区位优势、先发优势、服务业专业化优势和自由市场优势，有独特的重要作用，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内地之间的“超级联系人”，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关键角色。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明珠，其发展模式和创新优势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很好的经验和榜样，一批企业家正在成长为“掌握新经济命脉的新力量”，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充分发挥能量。

据广东省国税局数据，2014年以来，广东新增“走出去”企业648户，其中45%选择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2016年，广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际投资超过40亿美元，同比增长65.3%。

据商务、海关等部门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在大批国内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国外先进企业纷至沓来，欧美等许多发达国家对广东的投资势力强劲，投资额快速增长，且随着“一带一路”日益深入，近年来回国创业的侨商数量也不断上升。

制造业空心化导致香港不如过去强大

凤凰网产业新城：您如何看待《框架协议》中，广东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分工中的定位？

梁琦：现在是这样定位的：强化广东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区、经济发展重要引擎的作用，构建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地。这个定位是有基础的。

先进制造业方面。广东拥有国家统计局产业分类中的全部门类，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雄厚的产业基础、完整的产业链、高素质的产业工人，产业集聚特点明显，上下游关联强劲。在过去，中国是因珠三角发达的制造业而被称为“世界工厂”的，这是其它地区不能比的优势。

科技产业创新方面。广东远不像北京那样拥有一流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因此在理论知识的产生上不占优势。但是创新有两类，一类的科学的创新，一类是技术的创新。这里有一种总是面向市场的思维方式和氛围。应该说粤港都有这种氛围，这是一种很好的产业创新的文化。而且当你试图把一个想法变成产品，进行中试小批量生产的时候，将试验室成果产业化的时候，这里是最好的试验场和产业基地，而且有很好的市场进行试验。特别深圳作为创新之城，年轻人的创新文化是其它地区难以比拟的。

现代服务业方面。金融业是龙头，深圳也是国家金融中心之一，广州近些年在互联网金融上发展迅猛。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的延伸，依靠广东良好的制造业基础，近年来也发展很快。

凤凰网产业新城：《框架协议》中对香港的定位，是巩固和提升其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中心地位。您对香港的发展有哪些期许？

梁琦：在当年深圳还是一个小渔村、珠三角尚以加工经济为主的时候，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作为金融、贸易与航运三大中心及内地最大的投资商，为祖国改革开放早中期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当年中国流行一句话是“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为什么到广东能发财？因为广东毗邻香港，“前店后厂”，香港是店，广东是厂。

金融、航运、贸易都可以说是服务业，服务业一定是需要实体经济，也就是制造业来支撑的。如今，香港仍然具有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作为中国与世界“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依然突出。但是这些年来香港的地位还是下降了很多，之所以下降，原因很多，但我认为其中之一就是因为香港在产业向内地转移过程中，没有很好地思考转型升级问题，从而在失去制造业时没有及时向高端价值攀升，错失一段机遇。

早在十多年前，当大家刚开始对服务业欢呼鼓舞追求服务业占比的时候，当时作为南京大学的教授和博导，我被邀请参加2013年“南京发展高层论坛”，在会上我发言说：没有制造业支撑的服务业是空中楼阁，是无源之水，是无本之木，南京绝不能轻易放弃制造业。为此，我还写了一篇文章《从制造业看南京城市定位和发展战略》发表在《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一个城市重点发展服务业，必须要有制造业外围。就是说在它的外围——也就是经济腹地，一定要配合发展制造业。没有制造业的强大支撑，哪来服务业的繁荣兴盛呢？

如今，珠三角已形成东岸知识密集型产业带、西岸技术密集型产业带和沿海生态环保型重化产业带。如果真正做到粤港深度合作，那么珠三角可提供香港服务业的支撑。所以，粤港必须携手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对标国际先进制造的引领区。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框架协议》中，香港在粤港澳比较中的最大优势并没有表示出来，那就是香港有非常好的世界级的大学资源，应该有很好的科学教育优势，这应该是创新的基础和动能。粤港澳要打造全球科创造中心，怎么能不发挥香港大学教育的优势就容易做的到呢？我认为这是目前这个《框架协议》版本中很大的不足。

凤凰网产业新城：澳门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发展中又有哪样的机遇？

梁琦：澳门博彩业发达，产业结构单一。现在，我们给它的定位是推进其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打造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我们也有很多企业投资葡语国家，但是因为葡语不像英语、德语、日语，属于很小语种。语言不通常常会遇到很多困难，这时，澳门就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逐渐地可以在那形成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主要湾区相比，因人口众多，导致人均GDP和人均收入较低。而澳门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之一，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地方，这样一下子就把人均水平拉上来了。香港教育发达，四五所大学在世界排名中有很高的地位，这是香港独有的优势。所以，粤港澳大湾区在建设的过程中，必须三地通力合作，也是各中华文化的亲密融合。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助力“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凤凰网产业新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会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应如何解决？

梁琦：“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的格局，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特点，世界独一无二的。同时也是最大的难点和痛点所在。

由于经济制度、法律体系和行政体系的差异，各类生产要素难以在三地间实现完全自由流动。让城市之间形成“融合”发展态势，资源优化配置，形成有机整体以提升效率、释放更强功能，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现在我们碰到很多的具体的困难，比如说港珠澳大桥通车，港澳的司机座位方向与内地恰好相反，在行驶过程中，内地是靠右行驶，人家是靠左行驶。那么桥上到底要怎么走呢？再比如说，考一个会计证、律师证，我们这边是大陆体系的，人家可能是欧美体系的。所以，有很多具体的问题要去讨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是喊口号，是奔着解决具体问题来的。

事实上，粤港澳谁也离不开谁。在过去的基础上，三方的合作机制不仅要不断地完善，更要不断地创新。随着新形势、新情况的变化，建立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要在这样一个目标下，共同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

这种经济上的互联互通，一定是能引导文化交融和人心向背的，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以后，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人心的回归，经济发展与人心向背都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一定要把经济发展好。所以，深化与港澳的合作，是中央交给广东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