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陈玉宇：以深圳为师不能照猫画虎 成都要成为有世界影响力的城市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陈玉宇

凤凰财经 李仁泽

从一个普通的沿海小渔村，迅速崛起成为与“北上广”齐名的国内四大一线城市。深圳的经济奇迹已为很多人耳熟能详、津津乐道。这座年轻的城市，曾一度是创新、梦想、活力的代名词，亦是中国大国崛起过程中，国人心中城市发展史上的样本与骄傲。

自7月以来，成都陆续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召开产业发展大会，颁布“产业新政50条”“人才新政12条”等，以一种别样高调的方式走向了镁光灯前。如今，这个美丽的西部城市正在进行一场蝶变，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织就拥抱世界的纽带。

成都自身有何特殊的发展优势？在未来的道路上，有哪些地方可以向深圳学习借鉴？又应该避免哪些问题？对此，凤凰财经对话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陈玉宇。

在他看来，成都自身有着巨大优势，向深圳进行学习不能照猫画虎。中国的崛起之路上，必然会诞生许多世界级的超大城市。未来，成都不仅要成为四川人的成都，成为全中国人的成都，成为“一带一路”的成都，更要成为全世界的成都。

以下为专访实录。

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被严重低估

凤凰财经：历史地来看，现在的成都和当年的深圳，面临着不同的历史机遇。在整个中国的大背景下，您认为当前的经济格局有什么重要变化？

陈玉宇：当下中国，需求结构正快速变化。同时，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也看到了不可阻挡的城镇化潮流，与“一带一路”这样的国家战略联系在一起。

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迅速攀升，直到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认为，真正了不起的、以市场力量为主导、可以称之为“奇迹”的成功，主要是广东、浙江、福建、江苏这四个省份，再加上北京与上海，和改革开放的尖兵深圳。

但是，在如此辉煌成绩的背后，我仍然存在一个很大的担忧。这就在于，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阶段差距不只是很大，甚至是被严重低估了。

有一个重要的数据常常被人忽略。在中国，国税收入加地税收入大于本地财政支出的经济单位，只有上述的7个省级行政单位。也就是说，我国40多个省和财政单列市，除了刚才的“4+3”，有30多个单位都是等待着中央政府所获得的财政盈余能力，来被转移财政支付的。

1994年，我国设立这样一个财政体制时候，是为了平衡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但是如今，这种格局不仅没有改变，甚至还处在不断加剧的过程中。

成都自身的优势可以实现弯道超车

凤凰财经：新时代、新机遇下，成都自身有何优势可以充分发挥？

陈玉宇：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时间，深圳从沿海的一个小渔村发展成实际管理服务人口将近2000万的一线城市，可以称得上是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这种成绩的取得，来自于它的体制优势和迅速崛起的庞大产业。

这些产业发展创造的就业机会，对人群有着庞大的吸引力。但是现在，这个优势正在减弱和丧失。因为全国范围内的人口迁移越来越频繁，原来中国没有一个开明的城市，大家都跑到深圳去了。

现在，各个城市都正在变得开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对于年轻人来说，决定从农村或小城市迁移到哪个大城市的选择，取决于到这个大城市工作机会、发展潜力、收入水平、生活成本等因素。

新时代的时代有着新的机遇，成都有着三个方面的优势。

第一个优势，在于生活成本。

年轻人考虑的成本，包括无形的心理成本和社会成本。四川省内有9000万人口，加上辐射到的云贵、陕甘等省周边省份，这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经济腹地。成都是我国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这种吸引力在新的时代会有非常大的优势，这是当年的深圳都无法拥有的。

第二个优势，在于文化资源。

经过这么多年的长足发展，整个四川按照国际标准，都已步入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水平，人们在精神文化层面有着更高层次的追求，对于稀缺文化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与此相伴而生的，是我国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成都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和众多的现代人口，碰撞产生火花，塑造了新的商业文明和文化资源。在这些巨大的变化里，成都一点都不落后与深圳。

第三个优势，在于先进技术。

产业结构的快速变化，给成都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事实上，成都目前也已经聚集了很多高新技术产业。理论上说，成都可以承接东部的产业，也可以承接全世界的产业。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要看承接的产业有没有当前和未来的需求，而不是其它地方淘汰了的产业迁移到成都。所以，成都应该以需求为导向，面向未来承接产业转移，而不是简单地从东部承接。如此，才可以实现弯道超车。

向深圳的学习不能照猫画虎

凤凰财经：您认为，深圳的经济发展奇迹，在哪些方面可以给予成都以借鉴？

陈玉宇：深圳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在于比别的地区更早地、更快地、全方位地拥抱了市场经济。而拥抱市场经济的一个核心要义，就是政府要做好软硬环境的服务。硬的环境指的是基础设施建设，软的环境指的是营商氛围。当年深圳政府自身的文化建设，比其它地方更能适应商业文明，这在很大程度上助益了深圳的成功。著名画家齐白石有一句名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现在，时代背景不一样了，经济发展阶段也不一样了。

我认为，成都在向深圳学习的过程中，不能教条主义、照猫画虎。在哪些地方应该多做功课，哪些地方不该做，要理得清思路。在时代风口上，成都有以下三点可以以深圳为师。

第一点，是要学习深圳以市场为导向的体制。

成都政府要做好服务工作，而不是引领工作。政府引领工作，热热闹闹地出台了很多政策，建设了很多东西，但是里面的内容呢？商人、小企业、代表未来的产业都在哪里？

招商引资也固然很好，但它更应该带来的，是鼓励和带动本地发展的因子，要能够让成都本地的企业家和老百姓学习到新的理念、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这些是成都在经济发展上要跟深圳学习的本质。

第二点，是要学习深圳开放包容的城市精神。

开放是深圳这个年轻城市天然的基因，因为政策原因，深圳当年获得了很多其他地方人没有的自由，可以更加自由地与香港乃至全世界接轨。这种开放的自由带来了自由贸易和海外投资，但是更重要的，是从国外获得了人员的交流、思想观念的交流、知识技术的交流。

广义上知识技术上的传递，比其实比人们想象的要更慢、更艰难。所以，成都要变成一个开放的城市，不仅仅是对四川省及其周边的开放，或者是对全国的开放，更应该是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和对全世界的开放。

第三点，是要学习深圳高度发展的资本市场。

深圳在大型金融机构上不占优势，但是有很多成批的、小规模的、市场化运作的创新基金。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升级离不开稳定的资本市场，但主导机构不能是政府，市场化运作才是关键。

不要过分强调所谓的“大城市病”

凤凰财经：成都未来的发展应如何避免“大城市病”？

陈玉宇：大城市快速发展，其背后有经济规律使然。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可以有效地摊薄生产成本、打通上下游产业链、共享劳动力市场。对于个人的发展来说，在更加开明的环境里耳濡目染，使得一个人的能力大幅提高，更容易找到发挥自己才能的岗位，也拥有更大的上升空间。

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固然也会带来许多抑制大城市发展的负面力量，比如房价高涨、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由此带来交易成本、生活成本、行政管理成本的上升，导致企业和人才都不愿意来。

上面这两种力量的交错和平衡，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发展界限。

对于成都来说，要吸取其它地方“大城市病”的经验教训，不能过早地让限制城市扩张的因素占据上风。四川大概一亿人口，这甚至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都要多。因此，一定要有规划地去发展，与周边德阳、绵阳等形成城市群，这是应有的发展方向。

所谓的“大城市病”，有时候是被过分强调了，不能因此放缓了发展的脚步。其实，有没有“大城市病”，很大程度上跟城市的管理水平有关。100年前，全世界连地铁都没有，管理个300万人口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可是现在，2000万人口的东京，也能照样管理得井井有条。

未来，在我们的大国崛起之路上，一定会涌现出与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十余个世界级城市。我认为，成都要有着明确的发展定位，不仅仅要成为四川人的成都，成为全中国人的成都，成为“一带一路”的成都，更要成为全世界的成都。

（本文首发于凤凰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