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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中国经济如何再次打破“克-扬诅咒”


来源:凤凰财经

本文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在第二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上的演讲大家上午好,前面的发言人讲的都非常具体,提出了很多实在的政策建议,我讲一个稍微理论化的,我提出中国经济如何再次打破“克-扬诅咒&

本文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在第二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上的演讲

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能够参加野三坡论坛!

前面的发言人讲的都非常好,提出了很多具体实在的政策建议,我打算讲一个稍微宏观的问题(但是不像普雷斯科特教授那么理论化),我提出中国经济如何再次打破“克鲁格曼-扬诅咒”?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打破了这个诅咒,实现了从极低收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转变。如果能够再次打破这个诅咒,我们就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这个“诅咒”以两个名字命名,分别是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和艾尔文·扬,两人都是大牌的经济学家,他们两个确实对东亚和中国经济有过一些长期的诅咒。我们来看第一次,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写了一些文章,有非常技术化、理论化的文章,也有一些非常流行产生重大影响的文章。当时国际上媒体把亚洲四小龙的增长称为东亚奇迹,英文叫四小虎,克鲁格曼说它们的经济增长没有什么前途,既不是奇迹,也不可能持续,因此他说这些经济体是“纸老虎”(paper tigers),这是第一次诅咒,当时影响也很大。

后来他们逐渐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因为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大家称为奇迹,很少有人怀疑。但是他们不认为是奇迹,扬就做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他说我只需要运用一点统计上的小小技巧就可以化神奇为腐朽,英文是把金子变成粗金属(gold into base metals),他的意思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生产率的进步,因此既不是奇迹,也不可持续,这是又一次诅咒。

我们毕竟实现了这么多年的高速增长,甚至我们都到达顶点开始减速了,他们回过头来说,好了,终于中国经济要“撞墙”了,克鲁格曼的说法就是,即使你过去高速增长了那么多年,但是我说了你不可持续,现在来看,你终究会撞墙(hitting China’s wall)。

最重要的我们要从理论上认识他们错在哪里?起码我们现实中很明确,他们的确是预测错了,他们没有看准中国改革开放长达四十年的高速增长,总是在讲不可持续,你认为要多少年才叫可持续呢。据说2010年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遇到克鲁格曼教授时,就问过后者一个问题,你说新加坡只是靠投资实现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那么我们连着四十年保持高达40%的投资率,但是我们一直增长的很好,你怎么解释这个东西?

我想他们不能解释,第一是其理论出发点,因为他们坚持的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就是假设劳动力是短缺的,劳动力短缺导致资本回报率就是下降的,所以如果你没有技术进步,没有生产率的提高,你的增长就是不可持续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在2004年之前,中国绝对没有出现过劳动力短缺现象,中国的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因此既然他们不懂得我们有一个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也不懂得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个特点,不懂得人口红利,所以他们判断必然出错。

这张图就非常明显(图1),其中一个曲线是表明劳动年龄人口,另一条线是非劳动年龄人口。在我们改革开放期间,即虚框表示的这段时间内,正好是劳动年龄迅速增长,而非年龄劳动人口稳定不变的情况,那就意味着我们的人口结构是“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是富有生产性的人口趋势,因此给我们带来人口红利,这个人口红利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图1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机会窗口期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 DVD Edition, 2015. 

许多研究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进行了分解,看各种贡献因素究竟是什么以及贡献率多大。第一,大多数研究都可以证明,人口红利首先表现在劳动力数量非常充足,不会构成经济增长的瓶颈。第二,我们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其实劳动力增长非常快,也意味着人力资本即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增长很快,因为我们都知道新一代比上一代受教育程度高,新成长劳动力大规模进入到就业岗位中来,就意味着这部分人更高的人力资本会改善整个劳动者的素质,这是第二个人口红利的表现。第三,我们人口抚养比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就带来更有利的资本积累的条件,因为负担轻就可以把更多的剩余用于资本积累,就保证有充足的投资,同时劳动力充足也保证资本的回报率非常高,过去有很多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除此之外生产率进步也是非常快的,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进步都很快。

克鲁格曼和扬这些美国教授,因为秉持先入之见的理论假说,就没有看到(或不愿意看到)我们生产率可以有很快的提高。但是,后来很多研究证明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是非常快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来源就在于当大规模的劳动力从生产率非常低下的农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的时候,就意味着宏观资源配置效率会得到提高。所有这些因素,包括生产率的提高,对过去近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这是必然的,并不是我们采取了什么非常规的手段,如果说我们实现了一个非常规的高速增长,那就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实现经济赶超的结果。

确实,过去的增长源泉可能到了一定的阶段就会发生变化,因为我们遭遇了几个新的人口发展的变化。比如2010年之后,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就是负增长的,从2017年之后我们的经济活动人口,就是说劳动力也开始负增长。因此可以说,过去长期存在的劳动力充足供给的特征在逐渐消失,因此导致一系列使经济增长下行的变化。

比如参见图2。第一,左上图表明,劳动力短缺就会带来工资过快上涨,这个上涨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速度,意味着单位劳动成本提高,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就会下降。这里比较的是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与其他制造业大国的相对差距正在缩小。第二,右上图表明,随着新成长劳动力越来越少,每年带给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本总量也会下降,劳动力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也会下降。第三,左下图表明,随着劳动力短缺严峻化,加上我们过去投资过度等等原因,也导致了资本投资的回报率在迅速下降。第四,右下图是说,农村16岁到19岁的这部分年龄人口,也就是初中生和高中生,到2014年达到了峰值,从那之后他们的数量也是负增长,意味着每年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增长速度就会下降,也使我们城市化有所减速。这些因素放到一个经济增长的模型中,很自然得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一个向下行的趋势。

图2 经济减速的因素

资料来源:投资回报率系白重恩估算,其他为作者估算

在这个时候克鲁格曼教授觉得又是一个好机会,他说我退一步讲,我承认你过去有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时期,一个二元经济的发展,可以实现高速度,但是今天你没有这个条件,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达了,因此如果中国经济不转型就不可能实现稳定的增长,而且他非常武断的说,我认为中国经济实现不了这个必须的转型。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认为,但是他的确十分肯定地说中国转不了型,所以很快会撞上一个墙,既然中国的大墙就是长城(Great Wall),他说你撞上去就会很惨。我认为他的诅咒会再次破产。

我们承认,到了中国当前的这个发展阶段,必须转向新的发展动能,就是从过去依靠单纯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转向依靠生产率的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但是这个命题不是我今天想讲的,这个命题是普雷斯科特教授所阐述的,他认为一个国家发展成败,关键在于全要素生产率能不能得到提高。这是我们将来一定要解决的。我是想说,在我们进入到高收入国家、发达国家的行列之前,还有没有过去那样的增长因素,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增长。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我认为答案也是肯定的。

我想这个命题今天是有意义的。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打破了“克鲁德曼-扬诅咒”,实现了从低收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的巨大跃升,创造了中国奇迹,如果我们能够第二次打破“克鲁德曼-扬”诅咒的话,我们就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迈进。

从中国城镇的全部劳动力构成可以看到,如果说城市里还有增长着的劳动力供给的话,是因为38%是由农民工构成的,这是一个重要的结构变化结果。而这个新的劳动力成分,来自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如果单纯看统计发布的数据,目前农业劳动力总量还特别多,占全部劳动力28%。但是我通过重估之后,显示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的速度很快,目前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只有18%。关键是要回答,在这之后还有没有潜力,让农业劳动力比重进一步下降,城市能否继续享受农民工作为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供给。

潜力是存在的。在图3中,我把中国与一组参照国家做一个比较。所谓的参照国家是这个意思,我们中国今天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未来即到2022年这一段时间要实现到12600美元的跨越,就意味着跨过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因此,参照国家是指人均GDP处于高于中国至达到高收入门槛之间的国家。首先,观察这些国家的劳动力结构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看到,按照中国目前的农业劳动力比重,无论是统计局的数字,还是我估计的数字,我们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过程中,也就是今后五年的走向,还有巨大的潜力,可以使农业的劳动力比重进一步降低,就意味着应该按照正常的产业结构变迁趋势,还有劳动力能够转移出来。其次,看城市化率的国际比较。我们也不跟高收入国家比,它们的城市化率超过80%。如果与参照组国家来做比较的话,也显示出我们还有进一步提高城市人口比重的潜力。

图3 劳动力结构和城市化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ILO (2017);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国家统计局(历年);作者估计

阻碍我们挖掘潜力的,仍然是现存的一系列体制机制障碍,最核心的就是户籍制度还在制约着农业劳动力稳定转移。迄今为止,我们围绕着户籍制度,对很多处在外围上的配套政策的改革已经得到推进,户籍制度不再成为阻碍劳动力流动并在城市居住的障碍。但是,改革越来越需要进入到户籍本身改革这个核心问题上。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理念应该确立,即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公共品,是一个具有全国范围正外部性的公共品。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地方政府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我们做了许多研究都表明,户籍制度改革可以直接带来立竿见影的、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就是说它可以提高让未来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今后不再能够维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但是,改革可以使减速更慢一些,经济增长相对而言更快一些。但是,这个改革红利是在中国经济整体上表现出来的,而改革的成本是每一个地方政府要直接面对的,因此会产生一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户籍制度改革问题上的激励不相容问题,打破这个激励不相容我们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城市政府要为本地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但是它没有动力把这个福利延伸到新居民上,因此不愿意让更多的农民工变成市民。所以,城市政府会认为,这样使用农民工很好,我不用向他提供完全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他给我提供城市所需的劳动力,甚至还会缴纳社会养老保险,但是最后又不会在这里领取养老保险。但是我们必须打破这种格局,否则农民工在40岁以后就可能回乡,劳动力短缺的现象会更加严重。由于新转移的农民工日益减少,转移进来的速度会越来越慢,返乡的人数越来越多,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就变成了一个逆流向,就意味着生产率提高的逆向变化。

因此,我们必须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担改革的成本。同时,我们现在还没法分享这个改革红利,因为不能一一直接对应,但是我们可以分担改革的成本,也就是中央政府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更多买单。同时,我们应该按照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总之,中央政府第一要更多买单,第二要制定一个全面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让中央政府支付的这些改革成本与地方实现的城市户籍人口的增长一一对应起来,这样才是可控的、可推进的、可操作的,也可评估的一个改革路径。

我们曾经预测,如果改革没有大的突破,即只是按照原来的节奏进行,那么我们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会逐渐下降,即使这样,我们也可以在长时间内保持在世界上比较领先的中高速。但是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户籍制度改革,我们可以取得更好的增长效果,经济增长轨迹更像一个L型的曲线,也就是说我们的潜在增长速度会下降的慢一些,维持中高速的时间会更长一些,进入到现代化国家的时间会短一些。实现了这一点,就能够第二次打破“克鲁格曼-扬诅咒”。

这就是我今天的发言,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谭红朝 PF009]

责任编辑:谭红朝 PF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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