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监官员是如何腐败的？

风口浪尖上的长生生物负责人被公安机关带走调查，并且正式收到证监会调查通知书，与其说长生生物收到的是立案调查的通知书，不如说是收到了信用破产的判决书。即使这家丧尽天良的药企退市也不能平民愤。一时间，社会民众普遍人心惶惶，国家高层怒不可遏，医药行业进入了多事之秋。

曾经，药监系统的最高行政官郑筱庾因为受贿被执行死刑，可药监系统并没有因为郑筱萸的死而收敛。郑筱庾案后，药监系统依然是腐败的重灾区，从总部的药品注册审批，到乡镇食药监督所所长，都有一大批官员落马，仅仅2016年就超过41名药监官员落马，据《医学界》不完全统计，2017年至今，医疗界落马的医院院长、卫生官员合计超过400多名。附注：据不完全数据统计-------2007年有9个高官落马；2010年中纪委查办强生等行贿案，扯出张敬礼等7名药监官员；2014年全国至少有24名医院院长被纪委调查或已进入司法程序；2015年有7个医药监管高官落马；2016年有41位药监官员因受贿被查，覆盖广东、广西、安徽、福建、四川、湖北、江苏、山东、山西、云南、北京等多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广东简直就是重灾区，一年内发生了6起。据《医学界》不完全统计，2017年至今，医疗界落马的医院院长、卫生官员有400多名。

长生生物造假案爆发之前，郑筱萸是唯一被判执行死刑的医药监管官员。1997年6月—2006年12月间，郑筱萸利用职务便利，接受请托，为8家制药企业在药品、医疗器械的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直接或通过其妻、子非法收受上述单位负责人给予的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9万余元。2001年至2003年，在全国范围统一换发药品生产文号专项工作中，违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和民主决策程序，草率启动专项工作，并且擅自批准降低换发文号的审批标准。经后来抽查发现，包括部分药品生产企业使用虚假申报资料获得了药品生产文号的换发，其中有6种药品是假药。郑筱萸堕入了罪恶的深渊，最终的结果也是严酷的。

然而，郑筱萸事件的教训似乎早已被一些官员忘却，食药监管总局仍然事故不断，悉数有涉案高官落马：原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医疗器械监管司司长童敏等分别获刑受审都是典型例子。

由长生生物牵涉出来的上市深企康泰生物，最近也卷入舆论风波，董事长杜伟民曾贿赂国家食药监总局原官员尹红章。据司法判决，尹红章利用职务行贿，给多家药企的药品申报审批“开绿灯”。北京高院对尹红章作出的二审裁定认定其期间单独或伙同其妻儿受贿356万余元，最终维持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50万元。

所以说官职不分大小，只要手中掌握权力，就不可避免的有了受贿的机会。大到正处级的药监局长，小到主任科员，地方官员腐败起来真不比中央高官逊色。

药监总局的贿赂之风蔓延到整个药监系统，正可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最典型者莫过于广东省食药监局药品生产监管处原处长蔡明，别看这个家伙只是一个处级的小官，人家可是手握实权，在位期间滥用职权、受贿，为28家药企提供“特殊服务”。每到节假日，这些药企负责人都会来向这名药监官员“汇报工作”，并送钱送物以换取关照和帮助。

蔡明的腐败可谓是药监系统的集大成者，如果药企准备上市，人家就盯上原始股。给蔡明送钱最多的药企是广东丹霞生物制药，2016年4月丹霞生物进行股份制改革，准备筹备上市。蔡明提出他想以他妹夫王东的名义购买人民币200万元的丹霞公司原始股。说白了就是索贿原始股。可惜这家公司上市没搞成，卖给了博雅生物的大股东高特佳集团。有蔡明的庇护，这个丹霞生物可谓要钱不要命，蔡明落马后，2017年6月，国家食药监总局查出丹霞生物擅自篡改人血白蛋白稳定性数据，最终GMP证书被没收，生意也就凉凉了。

蔡明绝对是个艺高人胆大的家伙，没上市的要原始股，上市公司要不了股份，钱是少不了的。在蔡明受贿的名单上，就有4家上市公司。嘉应制药行贿48万元，台城制药（“特一药业”）行贿29万元，康美药业行贿30万港币以及逸舒制药行贿10万元（2017年10月24日，众生药业公告称公司拟以不超过4.23亿元收购逸舒制药80.5260%股权。）。久走夜路一定会遇到鬼的，蔡明最终锒铛入狱，受贿的钱全部没收上缴国库，罚款40万，还要坐9年的大牢。

如果说尹红章、蔡明等人手握审批大权，药企拜为其为财神之行为令人唾弃，那么那些小官的贪腐更是令人咬牙切齿。例如百色市右江区某镇食品药品监督所所长李某利用担任挂村工作组组长的职务便利，在办理群众危房改造补助款手续过程中，通过隐瞒截留3户危改对象改造补助款以及向6个危改对象索取“辛苦费”等方式总共获得赃款9万余元。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审批大权，但狡猾的李某还是找到捞钱方法，良心丧尽的李某得到了恶报，最终被移送公诉部门审查起诉。

从这些贪腐官员身上总结了三大基本规律：

1.“全方位”：出事的既有医药监管总局又有地方药监局、卫生局等医药监管机构；

2.“多层次”：涉及的腐败问题从高层蔓延至地方乃至乡镇官员；

3.“原因多”：包括涉嫌贪污受贿（占主要），其次是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挪用公款等。

查询相关法律得知：2005年6月1日开始实施《疫苗流通和接种预防管理条例》；2016年4月23日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修改〈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决定》，《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这说明我们的普通民众的权益是有法可依的，可问题是有法可依与有法必依之间隔着一堵高墙：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

前几年乙肝疫苗致婴儿死亡事件的悲剧令多少父母心寒，而最近多次事故的频发已经反映出我们的医药监管体系相当不完善。执法不严，监管无力是很大顽疾。利益是驱使某些药企不惜触犯法律底线来干这些无法无天之事的原因之一。即使在被查出问题之后，虽也受到一定惩罚，但与获得的孽利相比微不足道，根本不足以让其痛改前非。人命关天的闹剧后，受害者维权无力，企业“自罚三杯”，监管者惯性失语，如此“宽松”也是变相纵容造假、售假的重要原因。这一切说明出现问题的原因不仅仅有企业的责任，也有监管者的责任。

德林社认为，监管者的身体里面应该留着正义的血液。医药安全绝非小事，监管者作为一道安全屏障，应该做到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试想，如果这些不幸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他们感受又如何呢？

附注一：

中国仿制药丑闻事件----欧盟药品管理局发布公告，称中国一药业公司（华海药业）生产的缬沙坦原料药被检测出含有一种N-亚硝基二甲胺(NDMA)的致癌物杂质，决定对该原料药展开评估调查，并要求召回采用该原料药生产的缬沙坦制剂。这家浙江药厂生产的缬沙坦原料药主要销往北美、欧洲、印度、俄罗斯和南美等市场。上一年度，这家药厂缬沙坦原料药销售金额为人民币3.28亿元。

附注二：

2016和2017年上至正处级药监局局长，下至主任、科长、科员等一些贪腐事例：

（1）2016年7月份，泉州药局局长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2）广州花都区食品药品监督局原局长谭某受贿案；

（3）2016年1月份，亳州药局药品监管科长涉嫌受贿被起诉；

（4）2016年5月份，广州药局信息中心主任涉嫌受贿被提起公诉 ；

（5）2016年5月份，昭平县药局主任科员涉嫌受贿被立案侦查；

（6）2016年7月11日吕梁离石区药监局两站长涉嫌玩忽职守被立案侦查；

（7）2016年6月份，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平谷分局副调研员唐某利用职务之便，收受感谢费5万元；

（8）2017年9月28日，广东省茂名市人民检察院经依法审查终结，对茂名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原党组书记、原局长李瑞南以涉嫌受贿罪向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9）2017-09-25，贵阳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依法对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化妆品注册管理处(中药民族药监管处)处长罗志(正处级)以涉嫌受贿罪决定逮捕；

（10）2017年9月8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依法对原兵团卫生局党组书记、局长朱东兵(正厅级)决定逮捕；

（11）2017年9月07日，兴庆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宁夏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规划财务处处长张生提立案侦查，并对其采取逮捕的强制措施；

（12）2017年09月29泸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决定对泸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驻立石镇柏杨村原第一书记陈祖彬(无职级)涉嫌贪污犯罪立案侦查，并对其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数据整理来源于公开新闻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