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前副市长唐杰：深圳城市内在是创新创业

凤凰网财经启阳路4号出品文|易典实习生李军媚

深圳一座年轻化的城市，它聚集了全国优秀的人才，从改革之初，秉着开放的大旋律，一路前进。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全国首个无农村无农民的城市…别人能做的、不能做的，深圳全部在做!今天的深圳，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中心、区域金融中心、商贸物流中心，拥有华为、腾讯、万科等世界500强企业，人均GDP在内地大中城市排第一，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多。

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凤凰网财经专访了深圳市前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在唐杰看来，深圳发展史上，也曾有过波折。深圳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主要在于改革创新，创业创业是深圳内在。

图为唐杰接受凤凰网财经专访

深圳前十五年增长五百倍

凤凰网财经：您提到深圳在1995年遇到了困难。您能否聊一下当时的情况？

唐杰：1995年实际上是这样的，深圳从开始办特区到取消特区、取消特殊政策，持续了十四年。1994年是最后一次特区工作会，随后特区办并入国家体改委。从严格意义上面来讲，四个特区独享特区政策到九十年代中期结束了。过去是吃政策饭，当特区政策取消以后，大家平等竞争的时候，就造成了深圳的第一轮大衰退。

当时深圳经过十五年快速的成长，从现价上面衡量，这十五年已经增长五百倍了。什么概念呢？最早深圳做塑料花、塑料玩具、做服装，然后做中英街贸易，十五年之后这些产业要转型了。在我印象当中，那是第一轮深圳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其实以前还有一轮很短，那是八十年代初，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觉得没有希望了，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城市靠特区政策扶持起来的，你看没了特区政策就衰退了吧，深圳大概持续了不到四年，就走了一条新的路了。

凤凰网财经：我站在今天的角度，我想九十年代中期深圳面临的局面，您当时对这个城市抱有信心，依据是什么？

唐杰：1995年或者1996年初就认识任正非，认识任正非的时候，华为规模还很小，当年我们觉得很奇怪，我们就问任正非，说华为怎么能这么快的成长。任正非讲什么道理？他说“只要有足够的激励，中国人就有足够的聪明，我就一定可以快速成长。”周围会出现很多这样有创新性想法的人，在这儿办创新性企业，可以快速成长了。这样的企业两三年以后可能没了，两三年以后会出现新一批。我觉得你看周围的人不断的躁动，他要创最好的企业，最后就是这样的人。我遇到很多最后失败的人，你问他后悔不后悔，他说不后悔，这个是人生的经历，就是这个城市的创业创新成为一种很内在的东西，为什么有信心就是这个东西。

深圳的成功在于创新

凤凰网财经：咱们说到深圳当时，从九十年代政策在内地彻底放开了，然后那个时候很多其他的城市开始发展，然后深圳当时是如何应对的？具体发生了哪些事情？

唐杰：1985年以后的深圳开始开展大规模的加工贸易。1985年前的深圳，现在经济学角度概括为套利时代，这个词没有贬义，就是说计划价和市场价有价差，那个时候深圳的企业也很多。然后1985年中央政策变化，特区工作会议召开，要求深圳发展工业。

深圳那个时候提了三个为主，以外商投资为主、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产业以加工贸易为主，产品有出口为主，然后以招商引资为主。那个时候深圳真正进入一个高速增长年代，深圳在国际分工当中从低端开始。你会什么，不会，就是有人，能吃苦耐劳，那么就是做最简单的东西。到了九十年代初期，这个时候开始发生变化了，劳动力成本贵了，土地也贵了，电又紧缺，深圳开始慢慢的转型，你要装配一点高端的东西了。到1995年不转不行了，大量的企业，因为劳动力太贵了，不能装塑料花，不能生产塑料花，不能装低端玩具。这个是90年代开始大规模在深圳出现的转型，有了品牌意识，还没有明确的产品就可以冒牌。

深圳出自己有一个词叫A货，很多内地人不太知道A货的含义，A货是什么？深圳大量的加工贸易，当加工贸易的水平足够高的时候，产生了这样一个特定的现象：你要给我定一百件衬衫，能给我一百件衬衫的布料吗？不行吧，给我105件，我要有损耗，结果我水平高，损耗只有两件，我就有三件A货，我就用这个把它卖掉了。后来深圳的服装业因为这个成为了全球著名的服装之城。深圳女装占全国市场份额四分之三，我们所有时尚女装，四分之三出自深圳，出自于原来的加工贸易，这个就是转型。

其实讲另外一条线的时候，就是政府怎么做了。政府开始引导企业不要冒牌，你要做保护知识产权，就是最早搞了保护知识产权条例。深圳还做了什么事儿？深圳支持企业办研发机构，全国的VC、PE三分天下，中关村占其一，深圳占其一，长江三角洲占其一。深圳只有两千平方米，能有这样一个规模，我们可以想像怎么创新走过来了，这个是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深圳的企业例如华为、中兴开始有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华为和中兴打败了上海的程控，深圳就从这儿走向了制造。深圳第四个阶段，就是从2000年之后，深圳慢慢开始走向创造了。深圳的国际专利占全国的一半，创新值达到了如此高度。为什么这么多活跃的企业，就是这样。这个是深圳，假如说我们把深圳分层，其实从最低端走来，从德成说的爬锅底下面走来，我们现在大概爬到锅台上面。

凤凰网财经：深圳为什么放那么开，很多事情都能做到引领全国之先？

唐杰：假如说深圳按照传统的模式发展会怎么样，假如说不按照传统模式发展，又会怎么样？有了这样一个现实的比较的时候，它会选择另外一个效率更高的方式。深圳在九十年代初，曾经想过用政府组织的方式来办企业集团，来大力发展工业，按照中央要求要发展工业。那个时候深圳组织了八大集团公司，五年之后八大集团公司，大概出来一家，七家没有什么好的发展，而且负债累累。政府发现支持企业创新，可能比政府直接办企业效率更高。我觉得事实是比人强的，你发现一个做法它效率更高的时候，你就会持续不断地做下去。所以深圳现在成为了国有经济比例很高，国有企业很少的地方。国有经济比例、国有资产比例，在深圳并不低。它可以大量的参股、大量的合办这样的一种企业方式。但是国有企业，几乎不会占到经济的2%了。

粤港澳未来应高度便利化

凤凰网财经：在这个理论推演上非常完美的大湾区概念，多少程度达成共识？

唐杰：我觉得是这样，共识早就有了，标准不一样。像广东早就做一小时交通圈，这个就是共识，但是标准不高。现在要你和世界一流湾区比较，不在于你GDP多少，在于你创新能力如何。如果GDP超过旧金山湾区了，但是你创新能力还差很远，世界影响力差很远，你改革还需要做什么？湾区是共识，如何快速建成国际一流湾区，任重道远。

凤凰网财经：刚才说到创新，创新的主轴还是深圳吗？

唐杰：创新的过程分两块，科学发现和产业化。那么我们不可能想像，未来的科学和产业都集中在深圳，深圳是一个重要策源地，但是它如果不能扩展到湾区全境，深圳就是失败的，深圳是这样的使命。我们可以想像广州是大学名城汇聚之地，广州论科学论文发表数量，远在深圳之上，但是它的开发能力不够。比如说做这样一个衡量，就可以看到广州和深圳的差别：中国的研究开发占GDP的比重，最高的是北京6%，第二是深圳4.2%，第三是上海3.8%，第四是天津接近3%。第五是广州2%，全国平均2.1%。广州研究开发费用占GDP比例居然低于全国各个城市，这个是广州从科学发现走向产业化的差距。广州是中国大学汇聚之地，这个是变化。所以深圳、广州、东莞，珠江东岸加香港会连成一条创新走廊，这个就是广东省规划过的。

广东省规划创新走廊不好包括香港，其实现在可以看到，这条走廊的端口，一定是香港，因为香港和深圳已经合成了一个过程。再给你讲一个三角的概念是什么？当我们说深圳和北京十二个专利，就是一百个专利有十二个合作的，北京还有另外一个事儿，和旧金山湾区是十二个。深圳做一个典型调查，说一百个专利里面和旧金山湾区有多少？大概6-8个，构成一个“跨越”。从北京到深圳2400公里，从北京到旧金山湾区八千公里以上，构成一个全球的创新三角，这样创新三角概念在全球都有，东京、横滨和大阪、京都，和名古屋是。斯顿加特和慕尼黑是。但是跨大洋这样的三角是没有的，深圳和香港就在这个三角的一端上面。所以未来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深圳一定不是一个核心，它是构成了全球化的事业和概念，我说的不是核心不是唯一一点，它一定是一个区域的概念。

凤凰网财经：刚才和你聊的时候一直在强调语言，大湾区发展成败与否，就是创新。在这个创新之外，在这个共识之外，影响将来发展的还有什么？

唐杰：我觉得目前来讲，中央协调的层面已经很高了，两个特首参加了这样的协调组。这里难度其实很高，为什么呢？比如说咱们现在这样想吧，我们在欧洲的，欧盟国家走来走去，没有任何一个标志在德国、法国之间有什么限制，但我们深圳和香港很方便，还要限制。那么今后通关便利如何说？第二步金融能不能打通，如果不能打通，香港还是进不来。首先就是人口、资金的流动便利性，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我们这个金融的门不可能一下打开的时候，怎么让它打的多一点呢？怎么让它更加便利呢？当然深圳和香港已经创造了一个模式了，一个大学两地，这个就是模式。马上要开通的京港高速铁路，上车不用管，到香港出来检，这个已经是高度便利化了，今后还可以有更多的模式。欧洲走向一体化，绵延了六十年，对吧？我们只要下定决心，它一定能推进的。在这个推进当中，每个城市都要想到一体化，这是对大家是有益的，就是你刚才说的企业能够盈利，他有益就会做，如果每个城市都受损，他就不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