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破5”早在各方预测之中，但是高达5.6%的CPI涨幅还是多少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这一涨幅几乎处于此前各方预测的上限，更是创下自1997年2月以来的10年新高。

宏观数据在本质上只是对经济运行表象的一种反映。因此，如何看待数据所反映出的内容，继而采取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才是问题的关键。有趣的是，针对当下CPI涨幅创阶段性高点的走势，权威部门的观点却出现了罕见的巨大分歧。

分歧一方是以央行为代表，在近日发布的《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首度预警“价格全面上涨”，认为当前物价上涨并非仅受偶发或临时性因素影响。目前粮食价格的上涨正向其他经济领域传导，存在全面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但是央行的警钟并未获得其他权威部门的认可，包括国研中心、国家统计局、国际信息中心等多个机构则一致认为，目前的物价上涨只是“结构性”的状况，出现全面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很小。

权威部门观点的严重分歧，似乎让经济运行出现了不确定性的因素。究竟如何看待当下的经济形势，继而出台相应的调控措施，也因此而显得有些扑朔迷离。更为关键的是，与其他研究性部门不同，央行拥有货币政策的最终制定与实施的权利。如果相关政策据其一方观点而动，势必会对经济实体运行产生现实的影响。故而，这样的争论需当持续，在各方形成方向性一致之前，不宜简单地采取力度过于强硬的调控措施。

事实上，如同古语有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单纯以CPI数据作为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直接依据，往往会陷入一叶障目的困惑之中。在考核CPI数据之外，不妨也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7月份的进出口贸易数据上。7月份，我国出口总值为1077亿美元，同比增长34.2%，比上月增速高7.2个百分点；进口总值834亿美元，同比增长26.9%，远高于6月份14.2%的增速。月度贸易顺差达到244亿美元，为历史第二高位。

尽管出口退税、人民币升值等政策都在对强烈的出口冲动形成制约，但是持续在高位徘徊的外贸顺差数据却还是让政策措施落空。之前，人民币升值一度被认为将会对企业出口形成致命性打击。以纺织行业为例，数据预测显示，人民币每升值1%，纺织行业销售利润率将下降2%－6%。更有人预言，伴随其后的将是失业、企业倒闭等问题的恶化，整个经济的平稳运行将受到威胁。但奇怪的是，当年对人民币升值危害的惊悚预言，在人民币升值加速的现实过程中，却并没有出现。

对于这一看似“奇怪”的现象，唯一解释就是，企业为了维系原有的出口市场，通过尽力压缩成本，自我消化升值压力来维持基本的生存利润。因此，面对国内企业的困苦选择，需要我们追问的是，为何出口俨然成为了企业不得不依赖的生计选择？显然，其原因并不在于出口，而是在于国内：由于内需一直没有获得有效启动，才最终导致了上述怪现象的产生。

通过对外贸数据的分析，可以推演出对于CPI数据的判断结论。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总量经济指标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鉴于产品的需求弹性的不同，粮食类产品的供给减少将能够直接推高价格；工业品则不同，由于其市场竞争激烈，需求弹性较大，企业往往只能通过自我消化来化解成本压力。故而，工业品很难与粮食类产品同步上涨。在劳动力市场上，由于同样存在明显的供大于求的状况，且在外部竞争状况恶化的情况下，企业甚至有减少用工的冲动，所以也不会简单复制粮食价格的上涨趋势。由此可见，是粮食类产品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价格飙升的异常凶猛。但是，在内需并未真正启动的背景下，这样的特殊性并不会传导到其他领域，因此所谓全面通胀的可能性当下并不存在。

供给不足，而不是需求过旺，这是此轮价格上涨的典型特征。针对这样的特征，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的传统紧缩方法并不适用。反之，甚至可能因提高农产品供给方的经营成本，进一步恶化供给状况，反而让调控目标与结果背道而驰。不仅如此，对于调控部门而言，需要首先明确的是此次农产品引发的价格上涨，并不是市场状况恶化的表现，其实是市场机制的良性反应。近年来猪肉价格持续偏低，养殖户积极性严重挫伤，致使生猪存栏量大幅下降、补栏量一直不高、出栏量持续走低，才最终导致了市场供应不足。所以，猪肉价格的一再走高是对前些年价位偏离的自我矫正。对于此类市场的自发矫正行为，调控部门需要予以尊重和顺应，而不能简单地把所有的价格上涨都视为“洪水猛兽”。

综上，为了解决内需不足这一国民经济最重要的问题，需要以财税政策为主导，通过减税、完善社会保障等政策方法，真正实现“藏富于民”，让百姓“有钱花、敢花钱”。对于短期的食品价格上涨，有关部门大可不必夸大其影响。政策措施也应是立足于通过财税政策补贴低收入群体，补贴农产品供应者，以期尽快实现供求均衡，减少社会负面效应。至于其他所谓的强力紧缩政策，决策层着实应该谨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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