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经胡耀邦同志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章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正确地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这篇文章。随后，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启动了一场思想解放的运动。 "文革"期间受到迫害的革命家和群众得到承诺将很快平反。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提出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篇讲话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在1978底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一个新理论："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他当时一口气列举了十来个城市，第一个就是深圳。

    1979年初，广东省委、省政府经过研究后初步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地试办出口特区。

    1979年4月，习仲勋建议，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举办出口加工区。对这一建议，邓小平表示赞成和支持。邓小平说："你们上午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一块地出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正式提出办经济特区的主张。

    深圳，一个贫穷落后的边陲渔村，一夜间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场。如今，这里已崛起为经济总量全国第四的现代化大都市，创造了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

    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但由于中国长期施行计划经济，许多人的思想观念一时间还转变不过来。当"经济特区"这一新名词出现时，一些人开始质疑：经济特区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它是不是等于新租界？种种杂音的出现，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和试办特区的城市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鉴于这种背景，邓小平同志决定南下视察："办特区是我的主张，至于办得行不行，能不能成功，我要来看一看。"他要去给经济特区和改革开放一个公平的说法。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悄然来到了南方，在巡视了深圳经济特区后，极少题词的他，留下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这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结束了一直以来对"是否办特区"的争论，坚定了特区人改革开放的信心，同时也加快了特区对外开放的步伐，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邓小平视察广东、福建等地回京后，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他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必须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的政策窗口。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一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

    1984年3月26－4月6日，中央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会议建议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扩大地方权限，给予外商若干优惠政策和措施。

    5月4日，国务院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同意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厦门特区的范围扩大到全岛；同时要求进一步搞好海南岛的开发建设。4月3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决定设立海南行政区。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联合公报》发表，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自1979年1月1日起，美国终止美台"外交关系"。

    1979年1月1日，中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27天后，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美国。新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破冰之旅"，如巨人之手推开封闭的国门；一个重现生机的文明古国，正开始探索与世界互利共赢之路。

    此时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之后仅37天。一个刚刚摆脱危难、冲破束缚的东方大国作出历史性重大抉择，迈上了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这个抉择不但影响了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更深刻地震撼着整个世界。

    1984年，农村改革已经大有起色，城市改革尚举步维艰。保守势力很强大，思想意识形态依然比较紧张。人们走得小心翼翼，怕踩雷，怕前功尽弃。党内改革派和民间改革者彼此都需要借势而行。

    1984年9月，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会议宗旨是 "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这么大一个全国性会议，讨论经济改革问题，极其引人注目。各个部门都在静观，观风向，看看是不是这伙青年人这回要挨批评。没想到，中央领导一反常态，不仅重视会议的成果，也开始重视这伙青年。

    此后，莫干山会议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这次会议不仅使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走上舞台，也为八十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