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26日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正值价格闯关失败期间，物价上涨，但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得继续深入下去，这次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两个重要文件。

    会议确定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强调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并进一步推动政企分开，使有条件的企业真正放开经营，二是认真完善承包制，进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试点和发展企业集团试点。

    从1984年起，国务院和上海市政府提出：要振兴上海，重点是向杭州湾和长江南北两翼展开，创造条件开发浦东，筹划新区建设，并制定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此后，上海加快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可行性研究。1990年初，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向邓小平提出开发浦东的战略设想，得到重视和支持。

    1990年3月初，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4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开发开放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浦东开发启动之后，有实力的跨国公司、中外金融机构纷纷踏上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外商投资逐年增加。一个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城区开始奇迹般地崛起，带动了全上海以及长江三角和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新飞跃。浦东由此成为新上海的象征，也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就的重要标志。

    1989年12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召开了一次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当时背景下的金融改革问题，其中主要有两个议题：一个是要不要和如何引进外资银行，另一个是要不要和如何建立证券交易所。

    在那次会议上，朱镕基拍板确定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并由李祥瑞（交通银行行长）、贺镐圣（上海体改办主任）和龚浩成（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建小组”。 三人小组办事机构设立在了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金管处，当时的方针是：国际上要大力宣传；国内不做宣传或少做宣传，不主动宣传，避免分歧意见产生。

    经过筹备小组成员的努力，历时半年的准备工作之后，1990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复：考虑到上海市目前已有一定的证券交易量，以及开发浦东之后交易量增加的趋势，同意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1990年11月26日上交所创立，12月19日开业，朱镕基致开业辞，尉文渊敲锣开市。

    其实早在上交所挂牌之前，深交所就开始了筹备工作。

    1989年，深圳市政府决定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禹国刚和王健负责筹备工作，当时筹备组的条件很差，连个像样的办公地方都没有，他们租了国贸大厦的几间仓库，当作筹建办公室。

    上海即将开市的消息，在深圳引起了连锁反应。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深圳一直在向中央申请开办证券交易所，迟迟未得回复。尉文渊在上海一阵紧锣密鼓，让深圳人不再坐等。11月22日，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约见深交所筹备组负责人禹国刚，问：“什么时候可以开市？”禹答，“如果你们今天拍板，我们明天就开业”。

    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抢在上海之前“试开市”。由于当时还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正式批文，深圳就没有像上海那样大张旗鼓。由于仓促抢跑，深市在交易工具上也没法跟拥有电脑交易系统的沪市相比，股市第一天成交安达股票8000股，采用的是最原始的口头唱报和白板竞价的手工方式。深交所的正式批文在1991年7月才下达，7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李灏等人都热热闹闹地出席了“开业仪式”。

    1986年以后，股份制改革开始吹响了冲锋号。全国各种类型的股份制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深圳市在1986年10月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将赛格集团公司、建设集团公司、物资总公司等六家市属大型国有企业作为股份制改革试点单位，市政府向这六家企业派出董事长，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时任深圳市市委书记的李灏主张用股份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也极力主张引进现代企业公司制度来改造企业经营管理。

    1988年4月1日，深圳发展银行在特区证券公司的柜台上开始了最早的证券交易。随后深圳市国投证券部和中行证券部相继开业，万科、金田、安达、原野（世纪星源的前身）等也陆续发行了股票并上柜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