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若征“李嘉诚税”是杀鸡取卵
香港市民要求设立的“李嘉诚税”,要求在这位首富身上拔毛,以解决香港的贫富差距等问题。把钱留在企业家手里,相比交给政府,对社会的意义更大。这是为什么呢?很简单,钱在企业家手里是资本,资本会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价值,无止境地服务社会,而在政府手里,只能是一次性地花掉
财知道:3月26日的长和系年报记者会上,香港市民拉横幅抗议李嘉诚避税,呼吁设“李嘉诚税”。你怎么看待这所谓的“李嘉诚税”。
朱海就:香港市民要求设立的“李嘉诚税”是针对资本收益而言的,即包括资产增值税、股息税和累进利得税,他们认为李嘉诚每年通过股票红利年赚逾67亿港元,但香港法律不对股息征税,这不公平,要求在这位首富身上拔毛,以解决香港的贫富差距等问题。
对资本的所得征税,有没有合理性呢?我们认为没有,因为资本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已经支付了各种成本,比如工资、地租和利息等等,如果再征税的话,就相当于侵犯其正当的权益,也就是企业家通过创新、承担风险等行为本应该获得的回报。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企业家的避税行为了。
如企业家能合理或合法地避税,那也就罢了,假如他做不到合理或合法地避税呢?那他会怎么做呢?有两种可能,一是他干脆不投资;二是他把资本转移到其他地区。这两种行为都会损害一个当地的经济。不夸张地说,征税就相当于杀鸡取卵。
反对征税的另外一个理由,甚至更为重要的理由是,把钱留在企业家手里,相比交给政府,对社会的意义更大。这是为什么呢?很简单,钱在企业家手里是资本,资本会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价值,无止境地服务社会,而在政府手里,只能是一次性地花掉,且不管它花得是否合理,这个钱是没有生命的。价值的创造是基于自愿,也就是说,自愿的交易行为才是创造价值的,而企业家的活动,都是基于自愿原则,企业家不可能强迫消费者怎么做,因此,企业家的活动是创造价值的,但政府征税和花钱,都不是基于自愿的原则,它要实现的是它自己的或部分选民的目标,相当于部分人对另外一部分人的强制。
企业家最终都是服务社会,企业家赚的钱越多,说明他对社会的贡献越大,市场经济一个最基本的特点是双赢或多赢,市场经济不是“零和博弈”。也就是说,企业家追求私利的结果是实现公益,按斯密的话说,这比有意识地帮助别人更有效率。因此,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鼓励企业家投资创业,让企业家自发地解决各种经济社会问题。
不少企业家也会把他们赚取的利润的一部分拿出来捐赠给社会,如李嘉诚,过去30年通过旗下基金的捐献,就已达130亿港元,这说明,政府不要强制征税,不少企业家也往往会主动地把钱拿出来用于慈善等目的的,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即便同样是花钱,比如把钱用于慈善,私人花钱也会比政府花钱更有效率,也更公正,因为私人在这方面受到的各种约束要远比政府更强。
福利主义是香港繁荣的敌人
香港给人的印象是自由港,自由是香港的生命,禁带奶粉事件和所谓的“李嘉诚税”的出现,使我们对香港产生了忧虑,担心香港的“沦陷”,即转向干预主义,并滑向福利社会。封闭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如禁带奶粉,和对资本征税的干预主义或福利主义行为都是创业精神的敌人,也是香港社会繁荣的敌人
财知道:联系到前些日子,香港禁带奶粉,再到今天所谓的“李嘉诚税”。你怎么看待香港的这一系列诉求?香港变了吗?对香港有影响吗?
朱海就:香港给人的印象是自由港,自由是香港的生命,禁带奶粉事件和所谓的“李嘉诚税”的出现,使我们对香港产生了忧虑,担心香港的“沦陷”,即转向干预主义,并滑向福利社会。
香港一直以充沛的创业精神著称,这是支撑香港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创业精神又是自由、开放和法治为基础的,不具备这些条件,就不可能有创业精神的充分发挥。反过来说,封闭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如禁带奶粉,和对资本征税的干预主义或福利主义行为都是创业精神的敌人,也是香港社会繁荣的敌人。
政府的干预市场行为或福利主义往往都是对民众,或部分民众诉求所做出的反应,所以,如果民众有那种倾向,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托克维尔指出,维持一个法治和民主政体,物质因不如法律重要,而法律不如民心重要。这里说的“民心”,也就是指“心灵的习惯”,如果香港的民众这种“心灵的习惯”发生改变了,从当初的崇尚创业、自由、开放和法治转向崇尚福利和地方保护,那香港的精神也就彻底完结了。
“吃皇粮”的人“懒而不穷”是最不公
“帮穷人不帮懒人”。还有一些人懒但不穷。吃皇粮的部门的“福利”太好了,收入相对来说太高了,这个“吃皇粮的制度”使得这些人可以“懒而不穷”。这是最不公正的,如政府加大财政收入,得到最大好处的其实是这类人。政府最不能帮的是这类人
财知道:对比香港,近日新任财长楼继伟发表演讲称,加大财政收入是不归路,政府帮穷人不帮懒人。你怎么看待他的这一表态?
朱海就:为新财长的这个讲话叫好。新财长在这个发言中自己讲到,如加大财政收入,势必会压缩市场的作用,这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减少税收,减少政府支出,才是与市场化改革相符的改革方向。李嘉图早就说过,“最好的财政计划是节流,最好的赋税就是税额最少的赋税”,新财长的这个讲话与李嘉图的观点是一致的。
“帮穷人不帮懒人”这句很有意思,有的人是由于懒才变穷的,而另外一些人是不想懒也变穷的,还有一些人懒但不穷。真正需要帮助的是第二类人,不能帮助的是第一类人,第三类人为什么懒但不穷呢?是不正当的制度帮助了他,如福利制度,但当前的主要问题还不是“名义的”福利制度,如社保,而是另外一个层面意义上的福利制度,即吃皇粮的部门的“福利”太好了,收入相对来说太高了,这个“吃皇粮的制度”使得这些人可以“懒而不穷”。这是最不公正的,如政府加大财政收入,得到最大好处的其实是这类人。政府最不能帮的是这类人。
人不是天生就懒或勤劳,很大程度上是个制度问题,好的制度会使懒人变勤劳,从而致富,改革就是要建立这样一种使懒人也动起来,富起来,并杜绝“懒而不穷”现象的制度。
朱海就系浙江工商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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