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

出席：

高春芳 解放军150医院院长

吴以岭 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岭医药集团董事长

董协良 陕西协同生殖医学研究所所长

吕爱平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医学基础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温建民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教授

主持：

邬旦生 政协新闻组副组长、《人民政协报》社社长

中国网:

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集体采访今日上午9时30分举行，主题为“政协委员谈医改”。集体采访由政协新闻组副组长邬旦生主持，全国政协委员高春芳、吴以岭、董协良、吕爱平、温建民将出席并回答记者的提问。中国网将进行图文实时报道，敬请关注。

中国网:

各媒体记者已到场，集体采访马上开始。

邬旦生: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记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召开以来，广大政协委员特别是我们医药卫生界委员结合讨论温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就积极稳妥地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家庭幸福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今天我们请来了五位医卫界的委员接受记者的集体采访，回答记者关心的问题。

邬旦生:

他们是：高春芳先生，中国人民解放军150医院院长；吴以岭先生，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医药研究院院长；董协良先生，陕西协同生殖医学研究所所长；吕爱平先生，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医学基础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温建民先生，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

长沙晚报记者:

我想提问的问题是，新医改提出，提高诊疗费、降低药价，一经提出就备受关注，有人担心，诊疗费上去了，但是药价是否会降下来呢？我想听听听各位委员的说法。另外一个问题是，药品零加成是不是就能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谢谢。

高春芳:

这个问题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现在诊疗费这一块，从解放初到现在没有变，我给大家举一个护理方面诊疗问题，护理要占全院服务人数的三分之二，就是医疗行为，但是护理的收入现在定的价格只占了全收入的不到2% 。

高春芳:

也就是说，所有含高技术含量、高风险的治疗，国家一直没有给一个应该的合理的价格，因此技术服务费是必须增加的，增加的目的是正确地给医护人员合理的技术服务的待遇。第二，提高医护人员治疗广大人民的疾病的积极性，这两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提高技术含量，是适应现在发展需求的。

高春芳:

大家担心加价以后，技术服务含量增加了，药费能不能降下来。我们国家刚刚制定的307种基本药物实施以后，将来逐步推行医疗的基本药物政策，基本药物政策就意味着所有的价格问题合理了。

吕爱平:

我们国家的医改是根本上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今年温总理报告说的，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我们国家面临的和美国面临的医改是不一样的，人家是在减负，我们要增加一些投入，所以很难说药品零加成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个世界性难题，包括很多医疗保障、包括其他配套设施一起，才能解决我们国家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中国经济网记者:

医改的话题一直是全民热议的话题，不少观点认为，医改的关键在于医药分家，但是日前有一位做客中国经济网中经在线访谈的药企委员表示，医药分家只会增加药品到最终消费者之间的环节，增加商业流通成本，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请问各位委员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真正实施医药分家之后，医院的考核和激励制度，如医生的激励工资应该怎样确定？谢谢。

温建民:

关于医药分家，我们形成以药养医的机制是从五十年代到现在，医院的运作由三大部分组成，一个是医疗服务的收费，一个是药品的收入，还有一个是政府的投入。医药分家，你想用一两年、两三年的时间，把几十年的整个机制改变过来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医药分家要逐步推进，而且咱们还是得用改革开放的那句话“摸着石头过河”，因为这涉及到深层次的问题。大家关心的是，医药分家之后，会不会增加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呢？我认为，药是药剂科的事，并不是我们医生看每个病人，都要产生处方。

温建民:

比如说我是骨科大夫，我们经常看病的时候，不一定产生处方的，这也不是处方费，处方费跟药费是两个概念，医生开了这个处方之后，到药剂科，药剂科根据医生的处方来配药，比如我们开一个中药的处方出来，到药剂科有配药师给你们抓药，中药有很多讲究，西药也一样，药师费是指药剂科专业人员的劳务的费用，并不是医生处方的费用。我觉得是这样。

相关专题：

201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凤凰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