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记者:

目前一些大城市、大医院里仍然存在着看病难的问题，背后凸显的是我国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下一步医疗体制改革中如何有效地解决我国医疗资源不均衡的情况？谢谢。

吴以岭:

现在我们国家的医疗资源配置和社会需求中不协调的问题，虽然这次医保改革正是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医保改革，如果从医疗服务的角度来看，城乡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是这次加强的重心。通过加强对这些基层医院的硬件建设、设备购置、人员培训、水平提高，将来有一些病就可以不到大医院去了，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将来是有分工的，大的医院是高水平解决疑难病、难治的疾病，一般的疾病在社区基层医院就解决了，这个功能是有所分割的。现在大家都愿意到大医院看病，对基层不太相信，一方面大医院人满为患，一方面基层医院病人不足，将来医改把这个问题都解决了。

高春芳:

关键是现在我们国家的基本医疗制度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投资八千五百亿建立的农村三级医疗，解决了农村的基本疾病治疗的问题，社区医疗又解决了城镇的小病基本疾病的问题。这两级解决了，剩下的一个难病、大病、重危病在上一级医院解决。

高春芳:

因此，随着我们国家医改制度的完善，随着我们的三级医院，县、乡、村和社区医生水平的提高，看病能力的提高，我们国家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但是请大家期望值不要太高，为什么呢？医改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我们国家是13亿人，国家政府对我们的人民是十分热爱的。为什么投入这么大？从三皇五帝到现在，有人给农民买单了，这是世界最大的进步。现在又成立了专门的医疗改革小组，李克强副总理任组长，说明我们国家对人民的健康是多么的重视，因此，我们有信心，通过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这一块的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我相信，随着发展，我们国家会更好，我们的人民会更健康。

吕爱平:

这次医改，医疗体制和机制都有很大的变化。这个体制其实是医疗资源分配的问题，为什么要改呢？我们现在医疗资源分配是在城乡，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医疗资源分配是不平衡的。像高委员和吴委员说的，国家正在努力，是在做加法的方式，强调基层。其实我们也看过，调查过北京的卫生服务中心和卫生站，我老家在江西，我在江西看到一些乡镇一些卫生院、卫生所，这两个之间还是有差距，但是毫无疑问，中央政府的财经投入，还有要求地方的财经投入，所以这个问题在一定时间内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吕爱平:

前面也提到过，另外一个改革是机制，什么叫机制呢？医疗资源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毫无疑问，技术问题是最主要的，我们这次的医改，包括对公立医院的一些改革等等问题，我们都强调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在技术水平高的技术人员和基层医院技术人员的交流、互相培训，包括下基层的措施都有，医改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并且无论国家整个医疗或者基本医疗保障投入相对比较差的情况下，要做根本的改善，要相对有一个时间段，把医疗资源包括技术水平得到提高。

新华社记者:

我们相信，医改最大的获益者应该是患者，但是我们同时也非常想知道，医改对整个行业的上下游来说是利好还是利空？比如说对疫苗生产商来说是利好，但是对基本药物制造商来说可能是利空，他们可能要通过不断地给药品换“马甲”才能维持比较好的生存状态？是不是这样？

高春芳:

国家对这块规定得很死，制定基本药物目录、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就是为了防止这个东西。比如，工资涨了，我们国家从解放初到现在，工资大概是涨了三倍，有的地方可能高一点，是四倍。从药上讲，解放初到现在，药的价格大概是十四倍左右。这个价格的上涨，永远是和工资的价格不相配的，老显得是高。国外生产一例药，十年的周期，它要把所有的钱都加进去，因此价格就显得高。我们国家根据国情，要制定基本药物制度，现在是307种，不管工资涨多高，不管药厂的效益如何，我就定这个价格了，这个价格就用于基本医疗、医保的，用了这个药，就这么多钱，叫大家用，好钢使在刀刃上，就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不用担心。

吴以岭:

基本药物目录的药是化学通用名，你说的不是商品名，所以将来这个药不行了，换一个药，审批是很难的，已经把它限制住了。

首都医药半月刊记者:

请问委员一个问题，现在临床滥用药现象非常普遍，对人民身体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您作为临床医生，请您分析一下滥用药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个问题，请问中医药方面的委员一个专业问题，中医药颗粒剂现在被强行推广使用，但现在院内很多传统中医派的专家人士认为，传统的中医药受到了威胁，而中医颗粒剂不是传统中药的治疗方法，它和传统的中医治疗行为和原则是相悖的，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怎么评价？

高春芳:

过度用药确实在临床上存在，这有社会原因，有病人对医生治疗信任度期待的原因，也有我们医生经验不一的原因，最后一条可能就是医生有某种利益的原因。这样四种原因，就在我们用药方面出现了过度用药的现象。这个情况很复杂。怎么样来遏制这个问题？其实各个医院已经采取了很得力的措施。为什么？我刚才讲了，合理治疗和精心治疗，是医生对病人的目的，我当了快四十年的大夫，我看到的所有的大夫，没有一个大夫想把病人治死、治残的，他要救死扶伤，他要医，要病人活。但是你们讲了，为什么病人死了呢？因为人体太复杂了，医学太精深了，有很多的领域，都没有把它研究出来，有很多的领域都在探讨，另外人体的变化太快了，有时候就是以分钟来算的，一个变化。

高春芳:

因此，对滥用药的问题，作为医院的领导来讲是深恶痛绝的，作为医生本身，也是深恶痛绝的。前面三种情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现在我们有PASS系统，你的用药，哪几个是不合理的，我们现在制定某个疾病用药的基本规范，这是一个办法。比如说急性阑尾炎，单纯性阑尾炎用什么药，化脓性阑尾炎用什么药，而且手术前该用什么药，手术后该用什么药，也有一个规范，这是各个医院根据不同的经验、不同的地区疾病发生情况，制定的自己的规范。

高春芳:

第二个，有相关的负作用，药该不该用，也有一个限制。第三个，医疗保险用药，有一个基本药物目录，以这个目录为准则，去制定一些治疗方案。第四个，用药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探讨药物的并发症、相互配伍的禁忌和负作用的处理。我举一个例子，有的老年病人，同时他有七八种疾病，但是得了心脏病的病人，如果你不用治疗其他病的药，比如说糖尿病，你用不用降糖的药，你在抢救他的同时，其他脏器的并发症要不要关注？在这个用药的过程中就存在着医生有没有经验的问题，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可能用三种药解决问题了，没有经验的医生，他很害怕，这个脏器得照顾，那个脏器也得照顾，用了五六种药，他错了没有？他没错。这有一个经验、有技术提高和和利用药、配伍的经验总结的问题。

高春芳:

我们要限制、要处理，特别是深恶痛绝的不该用的药你用了，不能用的你用了，为了一些利益去用药的，这是不配当医生的。我是当院长的，如果我发现了，他绝对在我这里当不成医生的。

吴以岭:

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是中医的学术研究领域的问题。传统的中药，医生处方，抓饮片、配方，然后煎煮，或者自己煎，或者是现代机器。两千年多来中医就是这样，这里面积累了很多经验，比如说文火煎、小火煎、武火煎，先下、后下，有很多经验，我们两千年来就是这么做的。颗粒剂是一个新的东西，颗粒剂实际上在提取每一味药物的有物质的时候，涉及了很多科学的工艺。比如说有的药物用水可以融出来药效物质，有的药物要用乙醇才能提取。颗粒剂实际上已经考虑了这些优化的工艺设计，把一些药效物质最大限度地溶出来，但是和煎还不一样，在煎煮过程当中，有可能由于加温会产生一些新的化学变化，也许产生了一些新的化学物，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最终这个问题要通过大量的实验或者临床研究去评价它，所以学术界存在一定的争论，这是很正常的事儿，这个问题随着科研的不断进展会解决。

吕爱平:

我对中药颗粒剂再补充一些。我在国外的时候，看到很多，我们国家在国外行医，针灸术为主体，在草药的过程中，可能国外的颗粒使用量可能比国内多得多。这就像吴委员说的，这其实是一个学术之争的问题，但是颗粒剂在自身的质量控制，不同的煎煮方法、有效成份的控制，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前一段时间，我们在ISO做了一个中医药标准技术委员会的时候也讨论中医药颗粒剂能不能成为未来中药另外一种饮片的形式进入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但是我想，颗粒剂作为饮片的另外一种形式，可能要做更多的研究工作，更多标准的制定工作，这样使得颗粒剂能够更好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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