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期：肖钢应该砍掉“一只手”

刘杉

刘杉，经济学博士，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兼任南开大学国经所教授,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MBA导师，曾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著有《中国再平衡》，《聚焦生活中的经济学》。

证监会有两只手，左手抓发行，右手抓监管，两只手有时互相摸摸，感觉很像老婆的手。俗话说，十指连心，很难想象，证监会能够用右手打左手。

自己审批的股票，自己再去监管，即便不是装模作样，恐怕也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

“两会”过后，新股发行IPO会再次启动。数次暂停与重启，像“剪羊毛”一样重复有序，而每一次IPO重启，都伴随着发行制度改革。近期几次IPO改革有模有样，广泛征求意见，但劳师动众的结局近乎无异，痼疾难除而又新乱叠出。这事看起来颇为滑稽，证监会一直力图抑制投资者“炒新”，自己却不断在IPO改革上翻烧饼。

最近一次的IPO改革再次乱象丛生，“三高”并未消失，新办法漏洞百出。老股转让制度，本意为增加首日流通量，但却出现老股转让金额数倍于募集资金情况，新股甫发，大股东即大规模减持套现。而本为平衡发行价格的券商自主配售方式，也被市场担心成为利益输送工具。

不能说发行改革本意不好，屡次改革也的确推进了市场化，但制度设计总是存在明显缺陷，反映出监管者急功近利心态。

IPO乱象背后反映的是人性贪婪，由于发行制度存在漏洞，上市公司和承销商在利益驱动下，在新股发行时过度“圈钱”，但是若没有二级市场“炒新”接盘，恐怕一级市场就不可能“三高”常现。而二级市场之所以热衷于新股炒作，则因为股票市场没有培育价值投资文化，投资者更愿意参与短期题材炒作，而新股，就是最好题材之一。包装漂亮，没有套牢盘，新股故事很好讲，但实际结果是，炒新者多亏损，因为新股业绩善变脸。

新股年报业绩与发行时冰火两重天，原因在于前期包装过度，后期却兑现乏力。众多公司上市目的并非为扩大企业生产，也不是意在改善公司治理，其或为脱贫解困，或为套利变现，或是钱权交易，共同致富。

股市实际可以进行财富再分配，这是其本质所在，由于中国股票市场建立初衷并非为有效配置资源，因而定位强化了融资功能，从服务于帮助国企脱困，协助政府投资，演变为暗助权力寻租和权贵敛财，而其本有的价格发现和资源配置功能却很难发挥。

要强化融资功能就得建立相应制度安排，重审批，轻监管，这是中国股市监管特点。表面看是经验不足，河里的石头摸不着，实际却是无利不起早，哪里有利益，管理的重心就在哪里。因为重了审批，自然轻了监管，因为要确保“圈钱”，就必须轻监管。对信息披露监管不严，对造假公司处理不重，对退市安排出手不狠，对投资者保护不利，这样的股市监管态度，势必导致二级市场没有投资价值，投资者“打新”与“炒新”既是取巧，也是无奈。所以IPO改革看似轰轰烈烈，常改常新，但只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越改越乱。

破解IPO乱局的根本在于重塑股市制度，真正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功能，政府只起到监管作用。如果要让监管者真正到位，就应将审批权剥离。握有IPO审批权的证监会，没有办法不在发行改革中多给自己留点余地，也没有办法不在监管时睁一眼闭一眼。

将股票发行过渡到注册制，这是解开IPO乱麻的根本办法。但是改革不能在真空中进行，发展为注册制既要考虑现有投资者利益，也会受制于旧有利益格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要进行注册制改革，但证监会主席肖钢近日表示，年内最多出台注册制改革方案。

无法实行注册制，股市就难以价格发现，二级市场不得不炒新，IPO就无法摆脱“三高”，所以IPO改革恐怕还得将价格决定权交由市场。

如果考虑注册制需要时间，那么可以采取渐进式改革方式，将上市审批权先下放到交易所，并切实做到由会员大会自主决定交易所人事安排，切断证监会与交易所等市场参与者的利益关系，证监会仅承担市场监管职能。这样，证监会就可以将工作重心放在法制建设和依法监管市场上，这样也会促进市场理顺价值体系。

肖钢应该尽快砍掉股票审批这只手，虽变为独臂，但可能成为英雄。当然，取消审批权的阻力会很大，官员们能拖多久就多久，所以舆论还得给肖主席打打气。

加油，肖主席，不要老用右手摸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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