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期：“京津冀”为何是“一号工程”

刘杉

刘杉，经济学博士，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兼任南开大学国经所教授，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MBA导师，曾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著有《中国再平衡》，《聚焦生活中的经济学》。

中国人喜欢首长工程，因而坊间把京津冀一体化的区域规划称为“一号工程”。

“一号工程”之所以能够为坊间热议，不仅是因为 “一号首长”亲自出面协调三地，也不仅规划是本届政府标志性发展战略，更重要的是，规划表达了强烈的政治意愿。

全国人大日前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将京津冀一体化放到了重要位置。报告在谈及区域经济发展时这样写道，“推进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深化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实施差别化经济政策，推动产业转移，发展跨区域大交通大流通，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

这样的表述预示着，京津冀一体化，将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后的第四个区域战略规划。

如果说每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都有一个区域经济战略，那么习李也不例外，选择京津冀，既有客观上的发展需要，也有主观上的亲近感，更有现实中的无奈。

经济意义无需赘言，政治意义则是非同小可。

首先，确保北京安全是京津冀一体化的核心。

北京作为首都，城市能否正常运行不仅关系当地人利益，更涉及国家行政效率及政治影响力。环境安全、功能安全和治安安全等多方面安全因素，对北京首都地位提出了挑战。

北京雾霾日益严重，恶劣空气不仅严重伤害北京人民身心健康，也影响到中央机关的正常运行。文化、体育和经济活动受到限制，国际交流受到影响，国际形象由此大打折扣，建设世界城市的计划恐怕也要化为泡影。确保环境安全，成为维护首都地位的关键。

不顾一切拼增长，城市不断摊大饼，由此导致北京“大城市病”严重，其中最要命的是交通拥堵，开车时常没有走路快，天天如同跑到六环外。交通拥堵不仅降低了经济效率，更使得城市安全功能降低，救护车几乎无路可走，救火车可以一路看景，城市救援问题日益突出，城市安全防护体系遭到破坏。因此，确保城市功能完善，是建立安全北京的基石。

如同其他大城市一样，北京社会治安也出现恶化，而这一切都源于流动人口的快速增长。若要减少北京人口，就要统筹经济资源，而充分尊重河北的经济发展意愿，以产业配置引导人口分流，也是北京考虑安全问题的重要出发点。

“一号工程”的重要性就在于，通过区域规划，确保北京安全，确保首都正常运转。

其次，接续环渤海战略，避免区域规划失败。

长三角、珠三角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两个重要增长极，遗憾的是，本来意在打造第三增长极的环渤海战略并未取得明显成效。上届政府确定了环渤海发展战略，天津被设计为环渤海龙头，但因天津经济体量有限，创新能力不足，以及无力面对北京强大的“洼地效应”，在区域战略实践中最终无法确立龙头地位，使得环渤海战略难以有效执行下去。

发展京津冀一体化，实际让北京和天津双城联动，共同成为区域龙头。这样，环渤海战略实际让位于京津冀战略，换句话说，环渤海经济圈只有在京津冀一体化完成后，才具有现实意义。

真正的增长第三极，应该是京津冀一体化基础上的环渤海经济圈，没有京津冀一体化，就不会有第三极。

其三，促进河北观念变革和经济发展。

长期以来，河北作为北京“护城河”，起到拱卫京师作用，同时，大量资源服务于北京，其中最负盛名的旅游名城北戴河被作为“夏都”，也因此降低了经济辐射功能。正因为服务意识强烈，河北也就缺乏长期务实的发展战略，丧失了沿海省份的竞争优势。

要打破河北地域发展局限性，必须有外部力量推动。河北作为中国革命老区，也具有特殊政治意义。西柏坡是中共“赴京赶考”的最后一个农村根据地，被誉为夺取全国政权的福地，但革命老区经济依然发展落后，这让曾经在河北正定工作过的“一号首长”心怀不安。让河北经济振兴，不仅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更夹杂着领导人的个人情感。

京津冀一体化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要求，也势必带动环渤海经济圈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但能够成为令人瞩目的“一号工程”，则在于其背后强烈的政治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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