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期：“京津冀”如何一家亲

刘杉

刘杉，经济学博士，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兼任南开大学国经所教授，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MBA导师，曾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著有《中国再平衡》，《聚焦生活中的经济学》。

闹来闹去，其实我们都是河北人。

京津冀虽分属三个行政区，地理上却是一家人，只是这一家人在历史上分分合合，闹成现在这个样子。

河北省肇始于直隶省，直隶省会最初为大名，雍正八年改设保定，对外通商后，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北洋大臣要常在天津口岸办公，天津也就成为半个省会。1928年6月，直隶省改名河北省，省会设在天津，同年10月，省会迁往北平，两年后，省会再迁回天津。而天津在1935年6月成为直辖市，省会再度迁往保定。新中国成立后，河北省会经历了在保定、天津之间来回迁移，最终落户石家庄的过程。

这有点像绕口令，更是穷折腾，可谓“越穷越折腾，越折腾越穷”。不过从河北省会的变迁看，京津冀本来就是一体。晚清和民国期间，省会虽来回变换，但北平、天津终归还是河北的一分子。在当代政治中，京津冀也具有特殊地理意义。李大钊最早在北平创建党组织，在此后长期政权斗争中，中共形成了京津冀系，在权力构架内，与上海华东系不分伯仲。

“解放后”，经过多次折腾，京津冀最终分为三兄弟，虽源自河北同门，但亲兄弟渐行渐远。

在笔者印象中，改革开放前，天津和唐山经济发展水平都很高，天津更是好于北京，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北京利用首都优势，远远走在前边，天津和河北渐渐失落。

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行政区划导致各自为政。

北京、天津同为直辖，地位提升，河北不再“直隶”，沦为附庸。政治地位的不同，加上行政区划的间隔，使得三地各自为政，自我发展。由于京津主要利用河北资源发展经济，各自为政的结果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配置重复，资源禀赋差异没有形成有效的经济分工，最终导致区域经济效率下降。

第二，“唯GDP论”促使互相拆台。

三兄弟本是同根，理应互相扶持，但在“唯GDP论”政治背景下，三地主政者缺乏大局意识，都想独乐乐。北京占据老大地位，不管兄弟死活，拼命吸收资源。天津依靠出海口优势，给北京设置障碍，逼迫大哥留下买路财。河北作为小弟，既指望不上大哥相助，也靠不上二哥相帮，只能自己做点小买卖，摆个地摊，结果污染遍地，也让大哥二哥苦不堪言。

第三，观念差异拉大心理距离。

在京津冀历史上，天津是北方最重要口岸，民国时也是十里洋场，国胄皇戚聚集之地，但天津也有小市民之气，小富即安，在改革开放后，吃了大亏。河北省会落户石家庄，从洋气十足的津门，走回耕地环绕的“庄”间，从此，河北重拾农业文明，自满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北京此前很土，“三大怪”之一是穿外罩时“小棉袄要漏一块儿”。但北京得首都优势，逐渐发展为“高大上”，从此趾高气昂，傲视天下。河北人要进京发财，更要发财后进京。天津人倒也坦然，虽不如大哥气派，但绝不给大哥拎包， “狗不理”这招牌还是有讲究的。

京津冀三兄弟各有三亩地，日子好坏不一，但各过各的。如今中央要让三兄弟变得一家亲，这事并不容易。三兄弟此前也常合计，但毕竟都有小算盘，三双筷子终究无法捆成一把。因此，要搞京津冀一体化，还得大家长出面。手心手背都是肉，这样才能一视同仁。

老大北京要减减肥，老二天津要美美体，老三河北要壮壮身，这一切都需要大家长出面协调，分配资源。河北人一直有将省会迁回天津的情节，笔者以为，这种想法还是向后看。与其退步走，不如不回头，让中央出面，把北京、天津和河北资源进行统一配置，每个兄弟不能留一手，每个兄弟都要伸出一双手，这样三双手才能握在一起，三个兄弟才能围成一圈。

河北近来表态，要围绕京津两城做好城市群发展，这个路子不再是农村包围城市，而是借用城市群带动农村，背后体现的是河北观念的转变。这很不容易啊。三弟已经积极主动，大哥二哥就应该放弃前嫌，做个好哥哥。

三个兄弟如何一家亲，我们河北人都瞧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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