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指出,近千家在A股市场上市的国企中,49.3%的国企都聘请了前官员作为高管。 退休官员期待制度规范“发挥余热”,既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又不至于因法规模糊而承担制度风险。
截至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副部级以上的退休官员,在A股上市公司担任独董的不少于20人。另据不完全资料显示,原新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王友三,担任八一钢铁、金风科技、啤酒花和天富热电四家新疆上市公司独董,是担任独董职位较多的前政府高官。
独立董事的薪水以五、六万元到十万、二十万元居多。以中石油为例,据公开资料显示,刘鸿儒、崔俊慧和李勇武等3位独立董事的年薪分别为22.2万、26万和24.1万。刘鸿儒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崔俊慧曾担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李勇武曾担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
请不请退休官员,是摆在企业主面前的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请什么样的官员。
并不是所有的官员在退休后都抢手。“如果在任时没做出什么业绩,人品不好,口碑不好,这样的官员下台后很快就会人走茶凉,不能发挥企业期待的作用。
真正能将余热变现的官员需要有能力,有人脉,还要学会转型。“官员到企业之后,一个重要的挑战是人生态度需要转变。”官员往往觉得自己高高在上,而做企业则需要四处求人,如果放不下官员的架子,就很难适应。
而在企业这一边,若以行业区分,房地产、能源等高度依赖行政权力的垄断行业,更倾向于和政府搞好关系。
资料显示大多数央企看中的是退休高官所掌握的人脉资源,出几十万元的年薪就可以打动他们继续保持和打通各种关系环节,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有专家指出,企业聘官员并不看重其“工作能力”,高薪聘来挂个闲职,其背后的用意和目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而作为官员来讲,无需参与经营,自然轻松很多,并且,公司愿意支付的薪酬一般要较公务员工资优厚得多。
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成思危就曾批评国内独董制度装饰性过强,有的专家、学者同时在多家上市公司担任独董,没有足够时间和精力履行义务和责任。很大程度上企业不在意独立董事会“作出独立判断”,而在意退休高官长期仕途累积的丰富人脉、关系“资源”。
据2011年年报显示,央企多拥有七八十岁的独董,而且多是前高官或其他央企领导。
年龄最大的是中国神华的独立非执行董事黄毅诚,这位独董已经84岁高龄,从中国神华领走的2010年1-6月报酬为22.5万元。黄毅诚曾是能源部部长、前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紧随其后的是中国中煤的独董高尚全,81岁,从中国中煤拿走30万报酬,他曾任国家经济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等职位。
中石化67岁的独董谢钟毓,拿走24万元的袍金,他曾任化学工业部办公厅主任、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等职务;中石化的独立非执行董事还包括国家前统计局局长李德水。
一方面,退休官员让央企在商业竞争中如虎添翼,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氛围。众所周知,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广大央企原本就已经占尽先机,如果再加上退休官员们的权力“余温”,必然使得其他竞争对手的路越走越窄。
当优质的社会资源越来越多地聚集到一部分企业手中,各种伴生问题也随之而来。权钱交易在客观上得到鼓励,成为通行于世的潜规则,将倒逼那些正当经营的企业选择妥协和变通。如此一来,商业社会的法则和道德底线或将遭遇重创。
另一方面,央企高薪奉养退休官员,可能会加剧“在位弄权,退位弄钱”的官场不良风气。退休官员出任央企独立董事,其议价资本显然是在任时的关系网络和权力资源,从本质上讲,这种聘任关系或许是一种隐蔽的“权力投资”。如果官员们在任时不能深谙“弄权”之道,退休之后也难以具备“弄钱”之能。
在“官本位”风气日盛的当下,官脉资本很容易转换为商战中运筹帷幄的筹码。譬如,一些涉及行政审批的项目,正是诸位“前官员”发光发热的好时机;一旦企业经营遭遇突发事故需要善后,“前官员”们积淀的“权力资源”也将大有可为。如果退休官员在“弄钱”方面很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继任者们产生负面的教化作用,进而使得“腐败期权化”越来越严重。
独立董事又称外部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通俗地讲,即不在公司任职、不参与具体事务、没有公司股票,却能为公司出谋划策的人。中国证监会在《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是指不在上市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的董事。
据了解,独立董事一般由四大类群体组成,第一类是高校专家系统占据主力;第二类是公司高管相互兼任独董;第三类会计师和律师等专业人士;而第四类便是官员。
退休官员任央企独董不是不可,只是制度需要尽快完善。退休高官出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怎么践行独立董事职责,是摆在各位监管机构面前的一份崭新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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