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破获一家深圳地下钱庄，其涉案金额达数十亿人民币，而且交易主体居然涉及“某大型国有企业”。据外管局披露，此钱庄从事非法经营长达七八年，交易范围涉及房地产、贸易、销售及资本市场。

最大的几笔交易数额都超过1亿人民币，到2006年累计金额高达43亿人民币。

近几年，中国金融监管机构一直在加大打击洗黑钱等不法行为的力度。监管当局除了惩治金融犯罪外，近一两年内还要应付的棘手问题是对付无孔不入的热钱。

从外管局公布的有关深圳地下钱庄的信息分析，我们不难想象“某知名国企”将其剩余资金拆借给急需用钱的私人企业进行贸易、房地产投资以及炒股。我们还可以推断这些私人企业通过这家国企把国外资金非法引入国内。对外管局来说，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防止非法热钱入境扰乱国内宏观经济稳定，而地下钱庄常常假借贸易之名为热钱的流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给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增加了不少困难。

深圳钱庄案绝非孤立事件，近几个月来，有关江苏、上海等地规模较大的地下钱庄被捣毁的报道频频见诸媒体。除了扰乱金融秩序，地下钱庄往往与犯罪密不可分。例如，当还款出现纠纷时，很多债权人诉诸暴力，这已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但令人奇怪的是，上述地下钱庄的大案要案均发生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沿海地区。以我的想法，地下钱庄应该在中国欠发达的地区才会更加普遍。

众所周知，地下钱庄产生的根源在于合法金融服务不发达。当然，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当金融创新层出不穷时，企业也不一定能借到钱。

类似事件近年来之所以层出不穷，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经济局部过热、资产价格全面上扬、银行股票被疯狂追捧、投资热难以降温；另一方面，某些企业，特别是中小私人企业融资困难，导致各类非法集资活动迅速滋长。

地下钱庄绝非中国特有的产物。

这几年在美国流行的电视剧《黑道家族》就描绘了美国、意大利黑手党在餐饮、建筑和废物处理等行业敲诈及洗黑钱的犯罪活动。但在中国，金融发展明显滞后于实体经济。中国人民银行在几年前曾与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学者做过一个关于非正式金融的调查报告，其大致的结论如下：

央行之前的一个调查数据显示，中国非正式金融的规模大约为一万亿人民币，企业经营的年息为15％－18％。而同期，国营企业的贷款利率约为6％。一万亿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非正式金融到底有多大，谁也说不清。根据一些研究农村金融的专家估计，仅在温州地区，非正式金融至少有四五千亿人民币。“温州炒房团”、“温州炒煤团”，已成为地方游资的代名词。而在不发达地区，朋友之间的私人借贷则更为普遍。

以我之见，真实的情况有可能会更严重。以人民银行的数字，一万亿大约为当年银行系统全部资产的10％，亦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而且年息16％－18％与6％之间的差距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世上哪有这么旱涝保收的好生意——从银行拆到成本仅为6％的钱，转手就赚1000基点。

正是由于银行贷款对私人企业的门槛特别高，这些年很多涉及四大银行的重大贪污案都与银行高级从业人员把钱转入地下钱庄有关。总之，银行竞争不足，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企业资金供应的短缺。

1990年代中期，韩国创造了从二战后人均GDP不到500美元增长到10000美元的“汉江奇迹”。但当时韩国金融不发达，早已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了祸根。韩国就连很平常的银行按揭都没有。如果韩国老百姓要买房子，银行往往要50％以上的首付款，对大多数韩国人来说，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从亲朋那里凑钱。如果租房，房客通常要预付两年的房租，被称为“钥匙钱”（Key   Money）。不难理解的是，房东需要一大笔钱去经营其他商业活动。

即使经过危机的洗礼，韩国现在的个人金融依然相当落后，银行基本不做二手住房的按揭。

韩国当年的危机早有定论。资金成本被大企业人为地压低，从而造成这些大企业的高负债率。资金成本之所以被扭曲就是因为在金融领域缺乏竞争。消费者和与政府密切相关的大企业集团（Chaebol）相比，处于完全劣势状态。

一方面,由于中国不欠外国人钱，传统意义上的金融危机导火索，如进口货币过多造成的币值被高估等，根本不适用于中国。但另一方面资金成本极度倾向大企业造成的投资增速超过GDP一倍以上的状况，不能不让人对未来银行系统的资产质量捏一把汗。

当前，股市市值迅速膨胀并已经超过GDP，而在一年多前还不到GDP的四分之一，但其融资功能依然有限，不到企业全部融资的10％。到目前为止，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公司债还不存在。公司债发展长期未启动与利率市场化的停滞不前紧密相关。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监管当局十分担忧由于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突然加大而产生的风险。

这些年，非法集资屡禁不止。一年前，百色集团的一个二十六岁的女老板吴英在短时间内以“拆东墙，补西墙”的手段高息吸收存款，将企业资产规模迅速扩张到十亿以上。高息之所以诱人，重要原因是投资渠道不足，地下钱庄大行其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企业融资受阻的窘境。但当股市连创新高、流动性泛滥被指为经济过热之罪魁祸首时，企业融资困难格外地值得我们深思。国企在地下钱庄经营所扮演的角色更凸显了部分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

以我之见，目前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经济快速发展，是加大利率开放力度的最好时机。与此同时，国家应该降低民营资本经营银行的准入门槛。

（作者系英国经济学人集团中国首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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