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

我找到了“救命的稻草”

我记得当年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开会专门汇报股份制和资本市场，当时所提的问题都是最尖锐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要把好企业卖了，让亏损企业上市？比如建立资本市场后，股票慢慢流入到私人手里了，不就私有化了吗？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新旧市场的传统观念的转化，这个争论相当激烈。

1990年11月，在深圳，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找我谈了两个小时，最后表态，股票市场继续保留下去，改革要继续，把它第一步定下来了。后来这个问题到南巡讲话最后定论。定论之后引起全国各媒体、各有关方面来重视、讨论这个问题。

当时我成了新闻人物，中央党校、各大媒体、机关找我演讲。当时思想还不是很开放，大家对资本市场还不是很认同，后来我终于找到了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一封信，其中有一句说“股份资本导向共产主义”，当时像找到了救命稻草一般，终于把理论和意识形态的禁区给突破了。

深交所筹建负责人王健

弗里德曼“六问”针针见血

1988年8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得知深圳成立了股份制银行，并且搞起了股票，特意来参观。在与我们交谈的时候一连追问六大疑点，针针见血。他问国营控股的股份制是否能真正发挥股份制的作用，中小私人股东有没有话语权，利益能否得到保证？没有证券交易所，股票怎么流通，价值怎么实现？中国有没有相关法律，譬如证券法、公司法、会计法等？你们银行的领导是谁任命的，是政府还是股东？法律有没有划分董事会与总经理的职权范围？

临走时他不忘鼓励一句，中国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并友善地告诫，中国如果不尽快建立相关地法律和规章制度，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就可能成为魔鬼。

上交所首任总经理尉文渊

1992年将永载资本市场史册

对我而言，从成就感来讲，让我想起的是1992年。从挫折感来讲，是“三二七国债”事件。1990年证券交易所筹备完成之后，我们对这个市场还不很理解，不知道怎么去做，一定程度上是迫于政治任务把交易所建立起来了。而到了1992年，我从个人的角度来理解，这一年有了很大的发展，经历了很多第一次，而且形成的决策和成果对今天市场运行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谓上海市场发展最精彩的一年。比如说这一年，完成了电子计算机系统的升级，实现了证券无纸化，完成了证券交易所中央系统的构建。

（蒋家华孟繁龙李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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