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个“万元户村”深圳渔民村发迹和沉寂

2013年08月13日 06:38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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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改造后的渔民村景观。南方日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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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手楼”时期的渔民村。南方日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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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渔民村

南都插画杨亚苗

深圳渔民村

南都插画杨亚苗

总顾问：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

编年史第一部探路城镇化(1984-1992)

样本关键词：

城市化之路迂回曲折型

面积仅两万多平米的深圳渔民村，因中国第一“万元户村”和邓小平视察成名。但这个名村的城市化路径并未一帆风顺。

从最早水草寮棚捕鱼捞虾度日的小渔村，到上世纪80年代初吸引港商推进工业化；从经历农村城市化股份制改造，到拆了洋房建“握手楼”沦为“城中村”，渔民村的城市化之路迂回曲折，甚至彷徨反复。

33栋洋房

1970年代末政策稍有松动，不甘贫穷的渔民村人立即开始搞起“副业”。1979年，渔民村已经有酒楼、珠宝加工等几家香港工厂在渔民村投产。厂房租金都流入了村民口袋，成为渔民村人的第一桶金。

渔民村的集体收入，在1981年就达到了60多万元。当时全村35户人家，160口人，人均收入2571元，每户平均10588元，一举成为全国率先实现的第一“万元户村”，并建起了33栋小洋楼。

渔民村“村史”记载，渔民村人最早是漂泊在东莞一带的水上人家。20世纪上半叶，这些被称为“水流柴”的东莞人在路过罗湖桥时，无意间发现深圳河水清鱼肥，于是决定顺东江漂来，居此打渔。上世纪50年代，在政府的鼓励和帮扶下，渔民们上岸搭草棚、辟鱼塘，但生活依然非常清苦。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个仅挨着香港的小村，成为了“大逃港”的主要通道之一。本村人也在偷渡。宝安档案馆资料显示，最严重外逃时间是1957-1958年，渔民村有31人在这一年逃到香港，占当时村里总人口的约1/3。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在香港的亲戚。

到1970年代末政策稍有松动，不甘贫穷的渔民村人立即开始搞起“副业”。老村长邓志标是带领村民见证第一个“春天”的人，早在1979年，渔民村已经有酒楼、珠宝加工等几家香港工厂在渔民村投产。厂房租金都流入了村民口袋，成为渔民村人的第一桶金。

随后，渔民们又买了两条货船，开始跑运输，到中山、东莞贩运水泥、钢材到深圳卖。有了启动资金后，又搞起了车队。而当时运输车辆奇缺，脑瓜子灵活的渔民便跑到香港买二手货运汽车转卖。

1980年8月26日，中国宣布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似乎一夜之间，此前捞虾捕鱼的村民们纷纷放下了渔具，开起了货车，运起了钢筋水泥。

现任渔丰股份公司董事长的吴惠权记得，1984年深圳“三天一层楼”建国贸大厦时，他担任渔民村运输队长。带着8个年轻人，号称“八大金刚”，从深圳河中开挖淡水沙，运输到工地上。当年金刚之一的吴耀辉如今也是村里的村官，他说：“运输车白天不能上路，我们就倒过来，夜里干活白天睡。”

1984年1月25日是老村长邓志标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天。当天上午，渔民村接到通知：中央重要领导要来视察渔民村。至于“重要领导”是谁，大家都不知道。

邓志标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一件双面机恤棉衣，惟一的皮鞋也擦得锃亮。车队过来后，村民们惊喜地发现，小平同志第一个走下车，面带笑容朝人群走来。

在村里，老人家先到了老渔民、村党支部书记吴柏森家中做客。

吴柏森指着渔民村的一排排共33栋新楼房和自家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组合音响等家用电器，向邓小平汇报，村里的小洋房是渔民村人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依靠集体力量于1981年花费70万元统一兴建的，每户四房两厅，面积130平方米。

此时，全村人均年收入5970元，户均收入3.3万多元。坐在一旁的邓榕怕听力不太好的父亲听不清，便大声说：“老爷子，比你的工资还高呢！”邓小平听了，很高兴：“好，就是要共同富裕！”

看完渔民村的房子后，邓小平嘀咕说，全国农村要达到渔民村这个水平恐怕要100年。陪同参观的深圳官员赶紧插话说，在他老人家的理论指导下，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可能有50年时间就可以了。

邓小平坚持说：“我们国家大，情况复杂，不用100年至少还要再奋斗70年吧。”

工业大厦

村民身份的变迁随着工业大厦的兴建而来，1983年，渔民村建工业大楼实行集资入股，以每户2万元为标准，诞生了改革开放后最初形式的集体股份制公司。与香港人合办工厂，成了渔民村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村民既是股东也可以参加劳动领工资，收入越来越高。

渔民村村民吴耀辉回忆，1984年邓小平来了以后，报纸广播纷纷报道了渔民村的情况，来这里参观的代表团络绎不绝。改革开放第一个“万元户村”从此声名大噪。这一年，渔民村集体年收入首次超过百万。

一时间，渔民村成了全国劳动致富的典范，邓小平的到来也让这里的人进一步放开了手脚。邓志标说，小平同志来渔民村，所以渔民村的知名度比较好，香港的人要来投资要来搞来料加工厂，指定要来渔民村。

当时深圳特区外商投资中港资占到70%以上，使深圳城市化快速发展，渔民村能养鱼的水面越来越少，货运生意竞争也很大，香港人的需求无疑成了渔民村向工业转型的一个重要契机。

邓志标组织村民盖了一栋工业大厦，给外商提供厂房，介绍劳务，办理在内地办厂的一切事务，以投资方的形式先后吸引7个香港人来村里合办小型加工厂。

老村长如数家珍地回忆：其中有一个搞表带，有一个搞手袋，有一个搞服装……

刘起棠是最早一批与渔民村合办工厂的香港人。如今他还在做服装生意，他们用罗布红麻纤维制作的新款服装，一件短袖卖到2380元，且是铁价不让。刘起棠说，当年来渔民村合办服装加工厂，看重的是这里离香港近，进购辅料方便，还有充足的劳动力。

村民变股东的故事也随之而来，在1983年，渔民村准备建工业大楼时，就实行了集资入股。以每户2万元为标准，诞生了中国最初形式的集体股份制公司。

1985年3月25日，渔民村集体企业公司正式成立，渔民村开始向城市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大阔步迈进。在这段时间里，村里上马的项目琳琅满目，如表带厂、手袋厂、服装厂、花木场、沙砖厂、宝石厂、塑料厂、胶钉厂、家具厂、卫生巾厂等。

“效益我们是分享的，一句通俗的话就是水涨船高，股份公司的效益也直接影响到我们每个股东的收入。”现任股份公司副总经理黄兴炎说。

但由于缺乏管理经验，最终这些企业没能坚持下来。

尽管如此，渔民村村民的收入依然年年有增长。邓志标说，那个时候就不是“万元户”是“万元人”了，村民的收入远远超越了政府机关、国企的一般人员。

城市居民

随着深圳推进“农转非”，渔民村人也同步一夜之间成了城市居民。同年11月28日，渔民村改制成“深圳市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全国第一批村办股份制公司之一，实现了集体经济向股份制经济的转变。

1989年，渔民村第一个大学生吴颂球毕业，他坚决放弃了政府机关工作的机会，作为村里引进的人才回村工作。回来以后就被安排到工厂做厂长，工作主要是协作外商办理一些与政府有关系的工作，帮助他们方便他们投资。

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再次乘专列抵达深圳，第二次南巡。已经88岁的邓小平一到宾馆，就从房间出来，急着要看一看深圳有什么变化。这次，他没有故地重访渔民村。

但是，小平在深期间说了句话，坚持100年不动摇。吴颂球对这句话印象最深，“100年不动摇，我们就绝对不怕了。”

在1992年这一年，深圳迎来大发展的第二个春天。这一年，深圳搞了第一次“农转非”。即把特区范围内包括罗湖区、福田区和南山区的68个行政村、173个自然村和沙河华侨农场的4.5万农民一次性转为城市居民，行政村转成了居委会。

深圳特区从此没有了农村，也没有了农民。

事实上，在那时候，以渔民村村民为代表的原住农民比城里人日子过得滋润多了。每个村都办企业，依托天时、地利，村办企业每年都有可观的收入供村民分红分利。原住民的户口反倒比城市户口值钱得多，因为那是村里分红的凭证。曾经有笑话说，如果你得罪了村干部，就罚你当城里人，叫你“农转非”。

这次是政府推进“农转非”。渔民村人也同步一夜之间成了城市居民。同年11月28日，渔民村改制成“深圳市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全国第一批村办股份制公司之一，实现了集体经济向股份制经济的转变。

在股份制改造时，最初叫“渔民村股份公司”，但不少渔民村人觉得，这个名字有点“老土”。于是有人提议说，改革开放了，村民富裕丰收了，就叫“裕丰”吧。

老村长邓志标大手一挥说：不能丢掉渔民村，就叫“渔丰”吧！大伙拍手叫好，渔丰实业股份公司由此而来，董事会应运而生。村民们对邓志标的称呼也变了，改叫他总经理。

改制后的原村民人人当上了股东，每年每人能分红1万多元。由于外来人口增多，对住房的需求增大，村民出租房屋也成了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每户村民每月仅靠出租房屋一项就净收入1万余元。

邓志标比划说，小平来视察时，全村总资产约300多万元，到了1992年前后，全村资产达到800多万。那时候，全村140多人，个个年收入过万元。

渔民村人甚至还“衣锦还乡”，回到祖宗故地———东莞，买下3000多平方米的地，盖起8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办起了工厂。

新的难题

时光回溯到1992年，深圳特区新一轮城市化开始，渔民村村民一夜之间成为市民，随着土地被征收，出租屋成为这些新晋市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当年让小平盛赞，名扬天下的“小洋楼”，也在向城市进军的过程中拆了盖，盖了加。整个渔民村陷于一窝蜂地抢建狂热中。不久之后，当年的33栋别墅式“小洋楼”已完全成了“握手楼”，渔民村成了典型的“笼民村”。

然而，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高速发展后，渔民村面临了一个新的难题。

和吴颂球的路径类似，邓国华是渔民村的第五代，这个“80后”小伙子从小生活在这里，大学毕业后顺理成章回到渔丰物业公司工作。

在他的印象里，渔民村是“十年一变样”。上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和外来人口的增多，很多村民为了增加房租收入，纷纷把房子往上盖，渔民村一时间抢建成风。

那时候的楼房，彼此挨得很近，所以被形象地称为“握手楼”。“由于缺乏管理，村里的卫生很差，污水横流，老鼠乱窜。治安环境也不好。”邓国华说，当时的渔民村已经不再风光，跟其他村子没什么两样。

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许多中国人对房屋租赁还十分陌生，但对正启动改革大潮的深圳而言，大量建设者的涌入，催生房屋租赁市场早期发展，直接受益者是深圳本土村民。

渔民村是其中典型。当时租金便宜，100多平方米的房子租金才300元，以后开始每年翻倍涨。正是在这种巨大租金诱惑下，渔民村村民们尝到了“种房子”的甜头，开始想尽办法多建房。

到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这座城市在膨胀式发展，各地聚集深圳的外来人口超过百万，到渔民村租房的人络绎不绝。

村民们为了增加房租收入，把自家的房子一层一层往上盖，两层楼的地基加盖成五六层的出租屋。住户之间不是“不见天”，就是抬头看“一线天”。“握手楼”、“亲嘴楼”、“拥抱楼”，密密麻麻，随处可见。

一栋房子与一栋房子之间，往往只有几十厘米的间隔，每层楼被隔成很多小间出租屋，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村里治安、消防隐患重重。

走在村过道中，逼仄昏暗，空中到处是蜘蛛网样乱拉的电线，地上散落着烟头、避孕套。这个2万多平方米的村子里，发廊就有十多间，不断“疯长”的房子里，聚集了大量的外来人员。偷抢案件频发，村民甚至都不敢单独出门收租。

渔民村这个中国最早的“万元户村”，失守成为了脏、乱、差的“城中村”典型，更早地体会到了农村城市化的痛楚和蜕变。

时任物业公司副总经理的段成文至今提起当年就头疼：连续多年都发生餐厅油烟着火事故。起了火打119，有急病打120，但狭窄的通道，让消防车、救护车根本开不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