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父权制时代：性别与代际交叉视角下的个体家庭

2013年08月13日 13:31
来源：中国妇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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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曾经被看做是一个父权制的典型，现在普遍认为中国的父权制已经没那么严重，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性别不平等依然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广泛存在。在西方的家庭研究中，谈到性别平等常常只关注夫妻之间的权力关系，而父权制的概念不仅有性别还有代际，现代家庭的关系中，代际同样有重大影响。

年龄以及与年龄相关的辈分对于中国人的地位来说非常重要，因此，突破“男性—女性”这样的二元论来重新解读中国的父权制就必须回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父权制的两个纬度：性别和年龄/辈分。女性的社会性别身份不是在于男性的关系中产生的，而是和不同年龄段、不同辈分的男性、女性的关联度中产生的。

父权制的特点是从夫居，父系继承和男性家长掌权。因为从夫居，年长的男性支配家庭中的每一个人，包括妇女和年轻的男性。而女性不仅从属于男性，而且从属于年长的女性，并且女性没有继承父亲财产的权利。

在今天，仅仅想要以父亲的身份获得在家庭中的支配权已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一个父亲有权力一定要有其他因素的支持，比如有钱或有权。也就是说，根据年龄或辈分来确定身份等级已经不太可能了。从这个意义上，原来的父权制已经有所消解。但是性别之间的关系却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传统的家族等级制度主要由3个原则构成：性别、辈分和年龄。这3个原则的分量并不等同,其中性别最为重要。正是性别这个原则确立了父系制。家族等级制的3大原则对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和地位作了明确的规定。性别原则决定了妇女的从属地位；辈分和年龄的原则使得妇女能够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晚辈的尊敬和赡养。长期以来，媳妇一直处在父权制体系的最底层，是最弱势的一方。

随着父权制的改变，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开始改变自己的地位。研究发现，在上世纪90年代无锡某村庄中就出现了新的模式——媳妇控制婆婆赖以养老的资源——也使得媳妇的解放受到了限制。而且这种竞争和控制方式是由男性占统治地位的家族体制所默认和被普遍化的。在这种模式中，婆婆开始处于媳妇的下风，最后一代婆婆不仅要为子女准备彩礼和嫁妆，而且还要照看第三代。

在城市，代际关系的模式转变和农村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父母同样要为子女准备彩礼和嫁妆，尤其是有儿子的家庭一般需要为儿子结婚准备房子；也需要照看第三代。不同之处在于由于对育儿的重视，年轻父母常常把教育孩子的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让父母主要承担家务劳动；老人的地位也在下降，而男性老人地位下降得尤其明显。

如果我们用沃尔夫的子宫家庭概念来解释代际对于第三代的普遍分歧就变得非常容易理解，因为祖辈和父母辈都在争取孙辈的亲密关系。年轻母亲不希望削弱自己的子宫家庭的纽带，而祖辈之所以乐意来带第三代，也是为了加强子宫家庭的纽带。并且对祖辈来说，这是有好处的，对于未来年老的时候，不仅能够获得孙辈的看望和亲密关系，并且也加强了和自己子女的关系。

而一个老年男性不会干家务，还要摆出家长作风或者脾气不好，那么将会被所有的小辈批评和嫌弃，因为没有一个年轻夫妇的家庭需要一个“家长”。很多的研究都证明，年长的男性显然已经无法支配家庭中的每一个人。家长权力的衰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性别之间的权力变迁，实际上，这与老年人地位的下降紧密相关。

传统农业社会，年长者通常有较多的经济与非经济的资源，因此拥有较多的权威及受敬重的特质。老人的这种主导权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还维持着一定的余威，90年代之后，当中国社会突然从长期的封闭、停滞走向开放之时，强烈的反差使得年长一代从“至尊”到“落伍”的过程几乎是瞬时性的，高科技的发展使子代以自己的优势获得对父母进行“文化反哺”的话语权，继而掀起亲子关系的深刻革命，老年人的家庭地位也下降了。

综上所述，后父权制时代的家庭权力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女性权力上升的过程，而是性别、代际、年龄交错影响，年轻女性所获得的权力并非来自年轻男性权利的让渡，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老人的权力让渡，因此，年轻女性获得权力并不意味着性别平等的实现，而是父权制出现了新的特征，形成了新的不平等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老年女性替代了媳妇的角色处于性别分层的底层。

（作者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斐）